五年后的一天，我坐上了开往那卡叶兹村的巴士回家过圣诞节。车上的人太多了，虽然我坐在车子中部的一个位置上，可还是被旁边的一对夫妇挤到了车窗边。那位女士身着干净得体的红色传统长裙，她的丈夫则穿着黑色的西装，打着领带，显得时尚大方。离开坎帕拉之后，车子就沿着高速路一直往西走了。车里的乘客来自各个地方，虽然语言不同，但他们还是不可抑制地聊着各种话题。我坐在那里一直没说话，虽然听不太懂，可还是静静地听着。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自从上次离家之后到现在，这里发生了很大变化。高中毕业后我先去弗兰克那里跟他住了几个月，接着就去坎帕拉的马凯雷雷大学读书了。接下来的三年，我一直都在攻读社会科学学位，而一次偶然的课外研讨会却深深地影响了我。在那次研讨会上，我第一次听到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在那卡叶兹村的时候，我从没听说过“人权”两个字。这里的农民艰难地养活自己，还要想尽办法照看土地。在他们眼里，健康和幸福就是最大的奢侈，根本不是什么权利。研讨会上听到的那番话点燃了我内心的激情，我真希望每个人都能听到这些话，我还发誓一定要把这些话翻译成我们的鲁克加语，让老乡们也能理解这些事情。
毕业后，我就开始在乌干达人权活动中心做实习工作。在那之后，我还和我的两名同事组建了自己的组织——人权事务中心。我们重点关注两性问题，主要包括提倡男人从事家务劳动，或邀请女性工程师和男性厨师阐述男女平等的原则、鼓励教育自由和就业无性别歧视。虽然这些工作也很有用，但我没有就此满足，心里总想着能做点更有意义的事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
巴士一路都在颠簸中前行，齿轮箱里也在咔咔作响，可我还是打起了瞌睡。终于，我们来到了拉卡伊，离那卡叶兹村还剩下一半的距离——七小时的车程我们刚走了一半。
坐在巴士里往外看，拉卡伊街区已是满目疮痍。废弃的商店挨着破旧的房屋，铁皮屋顶摇摇欲坠，墙体也已经开始脱落。彼时郁郁葱葱的种植园里现在长满了杂草，墓堆随处可见，可都没有立碑署名。
我记忆中的拉卡伊曾是一个繁忙高速路的中转站，从肯尼亚蒙巴萨海岸出发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的卡车司机路过这里都会停下来过夜。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有许多性工作者，还有很多情妇、厨师、熨衣工，足以见得这些司机是多么放纵自己。20世纪80年代，这里就成了艾滋病病毒的滋生地，后来我们都把这种一旦染上整个人就会瘦得吓人的疾病叫作“消瘦病”（当地人对艾滋病的称呼。从1982年在乌干达拉卡伊发现艾滋病患者到1991年，有15%的乌干达成人都不幸染上了这种病，还有一些城市，孕妇被艾滋病毒感染的比例高达30%）。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惊，当我为争取人权和两性平等而做着积极努力的时候，这些乌干达同胞却还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
拉卡伊地区的人们受尽了艾滋病的折磨，成百上千的人甚至都被它夺去了生命。更糟糕的是，这些性工作者已经返回自己的家乡，还把艾滋病毒带到了那里。现在这个小镇留下来的，就只有游客脑海中的回忆了。还有那些被遗弃在这里，等着自生自灭的孤儿们。
刹车踏板发出的嘶嘶声把我拉回了现实，我们的车子停在了另一辆巴士的后面。透过车窗，我看到那辆车的四周围着很多小商贩，很多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手里举着瓶装水、苏打水、烤得焦黄的在当地被称为“冈贾”（gonja）的香蕉点心，还有烤鸡肉串，在向车里的人叫卖。我费尽全力打开车窗的栓子，把玻璃推向了一边。
“您要喝点什么吗？还有吃的？”我问了问坐在旁边的那位女士。
“这地方像是被诅咒过了似的！我什么都不要。”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艾滋病可不是诅咒，”我告诉她，“这只是一种疾病。”
她没搭理我，只是皱了皱眉就把脸扭了过去。
这里很多人还是很迷信的，这就给治疗艾滋病带来了很大阻力。早在1994年，非洲有些地方就开始使用有效的药物预防和治疗艾滋病了，但在乌干达，很多人还是宁愿相信巫师的力量，他们也大都用那种自制的偏方来对付艾滋病。教育固然可以拯救我们，但是如果政府不能尽早认清事实，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死于艾滋病。
有个小贩发现我这边的窗户打开了，就凑了过来。
“瓶装的饮料！”这个瘦高的男孩把装着水和饮料的箱子举过头顶，对我这样说。
这时，有个穿红色衬衫的男孩挤到了高个子男孩的前面，把一篮子烤得焦黄的香蕉点心递到了车窗边：“冈贾！还很新鲜呢！”
说这话的时候，又有四个男孩也挤到了窗边，其中两个举着烤鸡肉串，另外两个举着饮料。
“冈贾怎么卖呀？”我问道。
“一千先令三个。”
“太贵了吧！”
“我卖七百先令。”一个穿着棕色衬衣的矮个子男孩接过了话。
“那给我来三个吧。”
除了冈贾，我还买了些水，外加两份烤鸡肉串。看到后面又来了辆车，这些男孩立马跑了过去，就像刚才看到我们来的时候那样，挥舞着胳膊叫卖着。默默地做完祷告后，我撕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这肉有些硬，我只能慢慢嚼着。旁边那个女士这时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一个棕色的小包裹，打开之后只见里面装着烤面包还有甜香蕉。
“您要来点冈贾吗？”我问她。
“不要！”她看了我一眼，有些生气，“我才不吃这里的东西呢，都是经过魔鬼之手的，我不要！”
我想跟她好好解释一下——艾滋病是不通过食物传播的——但看样子她不会打算听我的。很多人回避跟艾滋病有关的一切东西，甚至刻意忽视它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染上什么麻烦。
我只好默默转向窗外，独自吃着这些东西。在乌干达人漫长的斗争史中，艾滋病只算是其中之一吧。从19世纪的部落战争到21世纪的现代民主，所有的东西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最早的斗争发生在1958年和1961年，长久以来，英国人和亚洲人一直牢牢把控着乌干达的经济命脉，乌干达人则通过联合抵制的方式开始反对他们的殖民统治。1962年10月9日，乌干达终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了民族独立，布干达族（布干达位于乌干达中南部地区，班图语系，是乌干达全国40多个部族中最大的部族）部族联盟首领卡巴卡·穆特萨被任命为国家总统，阿波罗·米尔顿·奥博特（乌干达政治家，1962至1966年间出任该国总理，1966至1971及1980至1985年两度出任总统）当选为总理，但奥博特并不是在布干达地区出生的人，两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联盟，政治和宗教上的分歧也都很大，最终他们之间的权力之战爆发了。
到了1966年，奥博特一方取得了胜利，卡巴卡·穆特萨被迫流亡海外。但是，奥博特政权并没有维持太久。1971年，在英国、以色列、其他西方国家以及布干达人的支持下，伊迪·阿明发动政变推翻了奥博特政府的统治。之后，乌干达就陷入了阿明的八年专政统治时期，数十万的乌干达人在这期间丢了性命。阿明不仅把以色列人和亚洲人驱赶出乌干达，还把他们的公司据为己有。不仅如此，他对手下那些士兵缺乏管束，任他们为非作歹，这些人洗劫百姓、抢劫商户、绑架勒索、强奸妇女、敲诈侵占，真是坏事做尽。可是，面对国外媒体的采访，阿明总是一副和善的模样，闭口不谈这些事。
乌干达没有哪个地方能逃过阿明的血腥掠夺，我的家乡卡农古也不例外。我是在阿明掌权的头一年出生的，从小就被告知要躲着政府手下那些残忍的士兵。不管什么时候看见军用车，我们都吓得急忙把自己藏起来。
就像狮子杀死对手后代一样，阿明的手下摧毁了奥博特统治期间兴建的所有道路。凹坑、车印和层层关卡使得从那卡叶兹村到坎帕拉原本七个小时的旅程延长到了漫长的二十四个小时。每到一个关卡，乘客就得被迫下车接受检查。那些面无表情的军人要求乘客打开他们的行李，他们会用斯瓦希里语喊道，“趴下！”在一些关卡，人们会被枪指着问话，妇女经常被带走，并遭到强暴。阿明本人甚至开着吉普车撞死圣公会教堂主教，原因是这位主教拒绝支持他的独裁统治。在这里，巡逻队开枪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便在午夜严格执行宵禁的时候，女人们也没有什么安全可言。
1986年，现任总统中将约韦里·卡古塔·穆塞韦尼检在内战中获得胜利，上台执政，他也是一个军政府领袖。但他跟阿明不同的是，他来自乌干达西部，没有像上届政府那样对老百姓进行报复性的杀戮，而且他的部队也是一支军纪严明的威武之师。
穆塞韦尼的部队即使再勇猛也无法保护他的士兵。在艾滋病夺走他的大部分军官之后，他被迫面对这个公众问题，鼓励使用避孕套，让人在宣传橱窗里张贴艾滋病预防常识，派发教育小册子。疾病控制取得了进展，但整体来说还是太慢了。
我刚吃完烤鸡肉串，巴士就已经开上了高速公路。这时，西边的天阴了起来，远处不时会有闪电的声音，大雨瞬间倾盆而下，司机把挡风玻璃雨刷开到了最大。迎面驶来的巴士和卡车呼啸着过去，溅起阵阵水花。
坐我旁边的女士从她的钱包里抽出一张照片，那是一对新婚夫妇的婚纱照，新娘穿着婚纱依偎在一身西装的新郎旁。我想是不是因为艾滋病夺走了新娘的生命，她才诅咒拉卡伊的。
“你的家人？”我问道。
“是我女儿，我们准备和她一起度假。”她说道。
我边点头边说：“我是回家看父母。”
她将手放到照片中的那个男人上面，低声说道：“上帝与你同在。”说完，她还按照天主教的习俗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我明白了，艾滋病带走的不是她的女儿而是她的女婿。此刻，我能做的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祈求我的家人不会受到艾滋病的伤害，也祝福我的哥哥、三个姐姐以及他们的家庭健康、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