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十八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回乌干达的漫漫旅途中，我回忆着自已经历的一切。一月份刚来纽约时，天气冷得不得了，但我一直被新朋友的热情所感动，在这里建立起的友谊让我在寒冷的季节里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
后来我发现，美国人会笑着跟你打招呼，但这笑只是表面的。很快我也就明白了不能总相信第一感觉，只有充分了解了这个人才能对他做出评价。我也发现很多纽约人认为非洲只是一个国家而非一个大陆，在他们看来，所有的非洲人是一样的，当然就更不知道各个国家的名称了。
他们有时会问：“乌干达，那是哪里？”
“在非洲东部。”我就这样回答。
“哦，没错，非洲。”他们知道非洲在哪儿。
尽管感觉远离家乡，但是我喜欢美国自由发表言论的氛围，人们可以批评总统和政府，还不用担心遭人报复。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在美国，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都是免费的，而且城市各有特色，城市里的人也各不相同。
在这里，我还交了很多朋友，贝兰达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她还在攻读大学本科学位，可那份自信、率真还有美丽的笑容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她是每个男人的梦：聪明、可爱、善良，而且独立。我跟她只有过三次约会，可我明白她就是我想与之结婚生子的女人。但这怎么可能发生？她住在美国而我要回乌干达。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但我依然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24个小时的漫漫长途，我终于回到了乌干达的土地上，这让我兴奋不已。不过这份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当我推着行李走到门口的时候，只看见伊迪丝和三个孩子在等我，弗兰克并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我哥哥可不是那种不守约的人，肯定出什么事了。
“欢迎回家，特威西，”伊迪丝说，她小心翼翼地抱着我，好像我是一个精致的花瓶，“旅途怎么样？”
“远死了。”我一边回答她的话，一边不停地往停车场的方向看，可弗兰克并不在那里。
“我们送你回去吧。”伊迪丝的着装像往常那样显得整洁得体，她脖子上还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虽然精心打扮了一番，但我还是能从那双眼睛里看出她的疲惫。
“弗兰克……”
“他身体不太好。”
我想问问怎么回事，但现在不是问问题的时候。在往金贾去的那两个小时里，我一直都跟孩子们聊着。
说完话，大家都安静了下来，我向后一靠，透过车窗往外看。月光下，路两旁遍布山丘的茶园就像军人的影子。我一直盯着它们看，一路都没停。土地好像都还有生命似的，这让人感觉很恐惧，仿佛那些黑影随时可能起身，跑到路上来。
我心里有一丝不安，总感觉出什么事了。想起上次见弗兰克时，他的身体就很瘦削，整个西装外套就像挂在他的肩膀上一样。我没向伊迪丝细问弗兰克的情况，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我已经知道答案了，而这正是我不愿面对的。
不，弗兰克很有可能只是得了重度疟疾，或者病毒性流感，要不就是寄生虫病，这些病都是可以治愈的。
随着车子往前走，路两旁的地势也渐渐趋于平缓，渐渐地，茶树从我的视线中不见了，甘蔗出现在我的眼前。看到这些甘蔗，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面对它们的时候我不需要隐瞒任何东西。这些甘蔗足足有十英尺高，月光下，它们挺拔的身姿清晰可见。顺着这片甘蔗林，我们一直走到了卢加齐（乌干达中部城镇）的蔗糖厂。
离开卢加齐之后，我们进入了马比拉森林自然保护区，这里是乌干达政府为保护热带环境的多样性而积极挽救的自然区域之一。这时，斯蒂芬问我美国有没有这样的森林保护区，我就跟他讲了讲在纽约的见闻。暂时转移下话题，这确实让我有了些许宽慰，我很愿意尽我所能满足斯蒂芬对知识的渴望。
可是，随着离金贾的距离越来越近，对弗兰克的牵挂又占据了我的心头。当地人将金贾称作“艾金加”，在卢干达语（乌干达的主要语言。使用者超过一千万，主要集中在乌干达南部，包括首都坎帕拉）里是“大石头”的意思，因为这座城市就像是尼罗河边的巨石，站在上面俯瞰尼罗河时，景色一览无余，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对我来说，弗兰克就像那块巨石，他如果有了什么不测，对我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之后，我们又经过了欧文瀑布大坝，这里的水力工程很有名，因为整个乌干达的用电都是它提供的。而金贾就在不远处，那里都是平顶的房子，白色的墙壁外面还有柱廊和壁画。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曾骑着弗兰克的自行车走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每一处房屋、每一个商店，我也都有印象。
伊迪丝把车停在了自家门口的街道上，这里还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双色的墙壁，上面是黄色、下面是灰褐色，还有那天蓝色的门正对着前方。屋檐上精致的木刻装饰好像是白色的花边，点缀着生了锈的铁皮屋顶。
我们下了车，把行李拿到了屋里，在那儿，我最害怕的一幕还是发生了。房子的模样一点没有变，但我熟悉的哥哥弗兰克不见了，曾经充满活力的他此时陷在沙发里，羸弱的身躯就像自己的影子一样，就连衣服也像是挂在他身上一般，一点都不合身。
“特威西，”他一边说一边拍着他身旁的垫子，“欢迎回家，真是好久都没见了。”
“弗兰克……”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坐下之后，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问道，“怎么会是这样？”
艾滋，他没有说这个词，但事情肯定是这样。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自己受过的教育和培训根本救不了他。
“跟我讲讲美国的事吧。”他说道。
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弗兰克一直被头痛和呕吐折磨着，我也尽可能多地从坎帕拉的住处回去看他。每次经过高速路沿途的茶园、甘蔗地的时候，我都默默祈祷奇迹能够出现，此刻正在蹂躏弗兰克的疾病每年都会夺走十万乌干达人的性命。每次我去探望他的时候都会发现他是越来越瘦，曾经健硕的身躯如今只剩下了皮包骨头。他的脸颊耷拉下来，眼神也失去了光泽。
8月初的时候，他的身体更瘦弱了，我走进他的房间时竟看不出他是躺在床上。“消瘦”这个词早已不适合他了，憔悴、疲惫才是他更真实的写照。
“来我这边坐下吧。”弗兰克一边说着一边喘着气。
我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紧紧挨着床沿。
“答应我以后一定要小心。”他说，此时他的脸像是被遮上了一层纱，睁着的眼睛慢慢地眨着，“给自己找一个健康的女人，这是唯一的方法，你不能患上艾……艾滋病。”
“我向你保证。”我只能这样跟他说。亲眼目睹了这死亡的过程，谁还会不小心呢？
弗兰克翻了翻身，咳出一口血痰。我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可他还是不断地咳嗽、呻吟。
“我去把伊迪丝叫来！”看到他这样，我焦急地说。
“不，”弗兰克一直抓着我的手腕，直到咳嗽慢慢停了下来才跟我说，“她工作太辛苦了。”
疾病同样也在折磨伊迪丝，我再也看不见她温柔的微笑，也听不到她鼓励的话语了。她的眼神里写满沮丧，表情里满是忧伤。即使是在照顾孩子、料理家事，她也显得魂不守舍。
“我会和你在一起的。”我说道，其实我根本无法保证一直待在金贾。坎帕拉的工作需要我去料理，可我的哥哥也需要我的照顾啊。
弗兰克的嘴唇动了动，朝我艰难地笑了笑，可这也让我看到了他牙龈上的伤口。“谢谢你，弟弟。”他叹了口气，之后便又打起了瞌睡。
从那一刻起，我不再祈祷上帝保佑他快点恢复健康，这样自私的行为只会延长他的痛苦。相反，我恳求上帝快点结束弗兰克的痛苦，把他带往天堂获得永生。
弗兰克最后的日子让我们每个人都痛苦万分，母亲、父亲、克莉丝汀和费达坐着公共汽车从乌干达西南部来看他。他在金贾的大医院里住了几天，但最终医生还是让他回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减轻他的苦痛。我们用勺子喂他吃软一点的食物，但由于他的喉咙发炎疼痛，什么都难以下咽。
他几乎不怎么说话了，但和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鼓足力量跟我讲在古巴的见闻。他还跟我讲了自己被捕的经历，以及政权更替时期在乌干达警戒级别最高的监狱度过的那段岁月。不仅如此，他还敞开心扉告诉我他自己对婚姻的感受，他害怕自己再也无法孝敬父亲、无法回报母亲不朽的爱了。
每天他都握着我的手，把我拉到跟前。“我的孩子，”他低声说，“你必须答应我要好好照顾斯蒂芬、桑德拉和莎伦。”
“我一定会的，”我答应他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我一定会很好地照顾他们的。”在乌干达，叔叔有义务抚养已成孤儿的侄女和侄子，但问题是如果叔叔也死于艾滋病，这些孩子该怎么办。
看着弗兰克慢慢入睡，我的心也在隐隐作痛。他也让我跟他说了我自己的一些事，我们俩终于又回到了从前那样的亲密无间，但这样的日子不剩几天了。
最后一个晚上，伊迪丝、表哥赫伯特和我轮流照顾着弗兰克，努力使他少受些折磨。我不在他床边听着他肺里发出奄奄一息的声音时，便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静静祈祷：“上帝啊，请派您的天使来，把弗兰克接到天堂吧，他已经遭受太多的折磨了。”
我本打算第二天回坎帕拉。我已经两周没去人权中心上班了，有些事急需处理一下。早上八点，我在弗兰克的房间里穿衣服，眼睛的余光看到他把胳膊伸了出来。我想他要躺下，就俯下身去扶了他一把。此时的他早已瘦骨嶙峋了，身上没有什么肉。我抱住他，感觉就像抱着一个孩子。这时候，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胳膊。
“好吧，”我想，“我不会让你倒下。”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是哥哥的守护者。
弗兰克又咳嗽了两声，呼出的气体拂过我的脸颊，我把他放到床上。他又咳嗽了一下，这一次，空气没有了流动，一切都安静了。没了声音，没了痛苦，折磨结束了。
“伊迪丝！伊迪丝！”我听到自己在大声地喊着，“妈妈！”
伊迪丝看到这情景，不禁失声痛哭：“我的丈夫啊，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你怎么能把我一人留在这个世界上？谁来帮我抚养孩子啊？”
斯蒂芬当时只有十一岁，两个女儿一个九岁，一个七岁。伊迪丝现在成了一个单身母亲，抚养孩子的重任就落在了她一人的肩上，以后的日子会很不好过。弗兰克留给她的只有微薄的抚恤金，虽然比大多数工人的工资要高些，但维持一个家庭的生存仍然是捉襟见肘。
母亲永远都是那么坚强，她唱起了诗歌：“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会伴随着你。”
我告诉自己弗兰克已经死了，但还是很难相信这个事实。几个星期以来，我知道他可能随时会走，但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我却没有丝毫准备。就这样，哥哥在我的怀里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