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色恐怖中的红色中央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和1927年7月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白色恐怖笼罩各地。“八七”会议后，同年9月，转入地下的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秘密迁到拥有众多租界、城市大、人口多，相对比较容易隐蔽的上海，继续领导和开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共产党人的野蛮屠杀政策，尤其是革命队伍内部叛徒破坏革命为害甚巨，192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临时扩大会议，决定建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专职负责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中共六大以后，为加强中央特科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务委员会，简称“特委”。特委由三人组成，即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中央委员顾顺章，实际决策人周恩来，掌管日常工作者顾顺章。
在白色恐怖遍布的上海，中共中央潜伏其中，通过无线电台和交通线，指挥各地的武装割据斗争。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在保卫中共中央机关、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特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保卫了白色恐怖中的红色中央的安全。
1931年1月7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撤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中共中央候补政治局委员、贺昌中共中央委员职务，改选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由九名政治局委员组成，即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陈绍禹（王明）、蔡和森，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4月去鄂豫皖苏区）、陈绍禹（2月补入）。另有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即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
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主要分工如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代理总书记陈绍禹（王明），秘书长柯庆施；宣传部部长沈泽民，副部长罗绮园、张闻天；组织部部长赵容（康生），秘书长陈铁铮（孔原）；农民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杨匏安；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副部长叶剑英；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兼），团中央书记秦邦宪（博古），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项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
在这个领导层中，身为总书记的向忠发与身为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的顾顺章，既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也不具备领导经验和才干，是在共产国际片面、单纯、教条地强调出身和经历的情况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上层的。正是这两个人的叛变，险些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另外，同样是工人出身的卢福坦也在1932年12月被捕后叛变。
向忠发生于1879年，湖北汉川人，又名仲发。早年在汉阳兵工厂当工人。1922年经包惠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届一中全会，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任最高领导人。1931年初从苏联回国，在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由于向忠发并不具备党的总书记的领导才能和理论水平，所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务会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
顾顺章本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吴淞人，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加入了上海滩的“青帮”，因好勇斗狠，在江湖上脱颖而出，在工人中也颇有影响。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顾顺章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侍卫。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在“格列乌”（国家政治保安局，克格勃的前身）短期学习“政治保卫”。经过短期培训，顾顺章在“文”的方面学会了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等，在“武”的方面学会了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等等。1927年，顾顺章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其间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顺章在上海参加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中央特科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即“红色恐怖队”)极为活跃有名，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顾也由此而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居功自傲，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曾任顾顺章副手（行动科副科长）、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白色恐怖中的红色中央，因为自身组织的严重不纯，暗藏着巨大的危机。
二、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红色中央危机
陈赓的话不幸言中。
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产生后的两个月，3月下旬，掌管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下属董健吾受中央指派，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赴鄂豫皖根据地。临行时，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千叮万嘱，要求顾顺章一定要胆大心细，严守纪律，任务完成后即刻返回上海。
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一演就是七天。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顺章早年在武汉担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时的下属、后来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艺场发现舞台上表演“枪击活人”的魔术师，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中共特工首脑顾顺章。尤崇新暗中跟踪盯梢，盯到顾顺章的住处后，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当日，顾顺章被捕。听说抓到了中共大头目顾顺章，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立即提审。顾顺章开始大叫冤枉，说自己是江湖艺人，不是共产党，等到尤崇新现身，顾顺章知道身份暴露，很快就招供叛变了。
顾顺章叛变后，向何成浚提出三点要求：一、立即送他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破获中央领导机关，一网打尽中共首脑；二、此事千万保密，千万不要向南京发电报，以免泄密；三、绝对保护他的安全，他一切都交待。
顾顺章之所以提出以上三点，是因为他深知中央特科的行动效率和周恩来的厉害。周恩来安插在南京的特工只有周恩来自己知道，连他这个掌管特科日常工作的都不知道。所以，顾顺章再三叮嘱何成浚不要给南京方面发电报。
但何成浚邀功心切，不把顾顺章的话放在心里，连夜电告南京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CC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言：“中共要犯顾顺章获擒在押，现已招供，速来飞机接往南京，并告蒋委员长。”
何成浚给徐恩曾的电报正巧落在周恩来安插在徐恩曾身边，深受徐恩曾信任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手中。钱壮飞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向周恩来报警。
周恩来得到顾顺章叛变的情报后，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赵容（康生）等协助下，迅速果断地立即采取了下列紧急措施：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的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全部搬了家，同时命令陈赓等同志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
据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在周恩来临危不惧、沉着镇静的指挥下，在陈云等同志协助下，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紧张战斗，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粉碎了敌人妄图一网打尽中共中央的阴谋，使党避免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大破坏、大灾难。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随后，顾顺章带领特务抓捕了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在周恩来紧锣密鼓准备把中共中央挂名书记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去的时候，6月22日，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了向忠发。向忠发一被捕，周恩来立即安排在沪的中央领导人转移。当日，向忠发叛变，并带领军警特务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领导人看文件的地方，逮捕了三位工作人员。幸亏向忠发只知道周恩来、邓颖超的大致住处，只有一把周恩来、邓颖超住处的钥匙，说不出具体门牌号码，周恩来、邓颖超撤走第二天，特务才找到住所。周恩来、邓颖超幸免于难。
三、经共产国际同意，临时中央秘密向苏区瑞金转移
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中，项英、张国焘、任弼时、徐锡根已经先后去农村根据地，蔡和森去南方局后不久被顾顺章抓捕，陈郁去了苏联。候补委员中，王克全因参加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顾顺章被捕叛变，温裕成因贪污被撤销职务，关向应被捕入狱，毛泽东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罗登贤夏天已去东北。如此，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已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不能行使职权。7月，中共中央由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刘少奇（7月回到上海）、张闻天等为常委，实际决策者为陈绍禹（王明）。随后，因在苏联组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陈绍禹将飞往苏联；因叛徒顾顺章、向忠发非常熟悉周恩来，按中央原定计划，秋季周恩来将动身去中央革命根据地。
有鉴于此，1931年9月初，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陈绍禹、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陈绍禹提出博古进入中央负总责。又经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指定，最后决定由博古、张闻天、赵容、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随后报共产国际批准。1931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会上，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9人：卢福坦、博古、张闻天、李竹声、陈云、赵容、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一个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诞生了。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领导机构为：
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博古负总责；组织部部长赵容，秘书长孔原；宣传部部长张闻天，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李雪峰；职工部部长刘少奇，农民部部长张闻天（兼），军事部部长李富春（代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陈云、赵容、潘汉年、陈寿昌、杨森；中共中央秘书长柯庆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陈绍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曼弗里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
9月25日，陈绍禹偕妻子孟庆树从上海动身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到苏联后更名王明，成为博古推行“左”倾路线的后台。
然而，虽然政治局的架子搭了起来，但由于熟知党内机密的高层领导顾顺章与向忠发的相继被捕叛变，各类反动暗探、叛徒、工贼四处刺探钻营，撒开一张张无形的大网，妄图找到中共中央机关，彻底瓦解和破坏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活动，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的情势下，匿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已经成累卵之势，工作已经很难继续开展下去。
1932年12月，鉴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已经无法立足，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央机关由上海陆续秘密迁到中央苏区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博古、陈云去苏区；赵容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赵容到苏联后更名康生；卢福坦、李竹声留上海，组织“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作为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代表中央指导白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
于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及命运的秘密大转移，就此悄然拉开了帷幕。
四、周恩来三易装束过险关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借助暗夜的掩护，周恩来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脚蹬一双皮鞋，头戴鸭舌帽，看上去像广东的普通工人，在交通员黄平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直奔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
为了保密与安全，邓颖超和母亲未能送行，只在狭小的阁楼间悄悄目送他快步离去。
到码头后，他们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此时，中央特科的神枪手，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
经过几天的颠簸，轮船抵达广东汕头。当地的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住进了“金陵旅社”。然而，就在周恩来二人踏入旅社后，他们却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那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集体合影照，周恩来引人注目地居于照片中央。
事不宜迟，周恩来果断起身，带着肖桂昌立刻离开“金陵旅社”。当地交通站安排周恩来二人立即搬到该市棉安街一间小旅店去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