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介书生到中共领袖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今82号）。1917年秋，18岁的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被选为专修馆学生总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920年初，瞿秋白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应北京《晨报》聘请，以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在苏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作了大量考察、采访和写作，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等数十篇通讯和《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以自己的亲见亲闻，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国人民，十月革命是“20世纪历史事业之第一步”，莫斯科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心海中的灯塔。”1921年5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联共（布）党组织。
1921年7月在苏联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23岁的瞿秋白对列宁进行了简短采访，成为中国记者采访列宁和介绍列宁直观印象的第一人。
1922年2月，瞿秋白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他还担任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教员，成为在中国班学习的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人的老师。
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1923年1月陈独秀回国，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于是瞿随同陈独秀回到北京，随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同年6月，瞿秋白出席党的三大，参加起草党纲草案。7月，他和于右任、邓中夏等一起筹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这所国共合办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博古（秦邦宪）就是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亲自给博古他们讲授过马列主义理论课。当年11月，博古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月，瞿秋白和李大钊、毛泽东、李立三等一起出席国民党一大，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了大量工作。1925年1月，在党的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后来，在党的五大、六大，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
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主持中央工作。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八七”会议，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自此，瞿秋白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等中共党史上的重大事件。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秘密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
1930年7月，瞿秋白携妻子杨之华离开苏联回国，8月中旬回到上海，主要任务是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在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不仅撤销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也撤销了瞿秋白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治疗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多有来往。
1934年1月，由于无法继续留在上海养病，瞿秋白离开上海，于2月5日抵达瑞金。不久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兼管教育部所管的艺术局，还领导《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的工作。
二、受命留守，不幸被俘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开始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守中央苏区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江西分局，政府最高机构为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军事上则设立了留守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这三个机构的负责人是项英、陈毅等。瞿秋白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人民教育委员。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国民党大军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于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血腥的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央苏区。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1935年初，中央分局决定撤销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同时决定送瞿秋白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同行的有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和中央财政部副部长邓子恢（时年39岁），以及项英的怀孕六个月的小脚妻子张亮。2月17日，瞿秋白一行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当时属会昌县），临时又加入了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司法人民委员、兼内务人民委员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
在汤屋，瞿秋白一行碰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万永诚让瞿秋白等人扮成被俘的红军，由穿上国民党军服的军区特务连一个排，“押送”着走出了敌人的封锁线。随后，瞿秋白一行，化装成香菇商客和眷属，继续转移。瞿秋白身体虚弱，何叔衡年纪很大（时年60岁），张亮怀有身孕且又是小脚，山路崎岖，又多是夜间行军。大家都吃了很多苦，瞿秋白的身体也越来越差。
经过大约四天的昼伏夜行，2月24日拂晓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大家走累了，饥肠辘辘，就在这里休息吃饭，准备下午再走。炊烟引起了当地地主“义勇队”的察觉，并将情报报告给了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大队，敌人从三面包围过来。
邓子恢组织大家突围，激战一个时辰没有突围出去。敌人越来越近，何叔衡见无法突围，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边说边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头部。邓子恢急忙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冲上去夺他的手枪。可是，何叔衡手里的枪已经击发，人从悬崖上滚落下去。这时敌人又用机枪扫射，何叔衡身中数弹。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在稻田中发现了身受重伤的何叔衡，并从他身上搜出了港币500元。曾起、熊辉抢到了这笔港钞，走了几步，又转了回去，举枪把何叔衡杀害。
在边阻击边突围过程中，瞿秋白经过连续不断地奔跑，已经筋疲力尽。据邓子恢生前回忆：我又去叫瞿秋白赶快向外突围。这时瞿秋白身患重病，躺在担架上。瞿秋白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你快点走吧！”我三番五次地叫他走，他就是不走。我拉他走，他还是不走。他说：“你快点走吧，我在这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这个地方是很茂密的树丛）无奈，我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见到有几位战士也冲出来，其中持机枪的战士也冲出来，我就把仅剩下的几个战士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离开了长汀，向闽西退去。
邓子恢突出重围后，跑散的周月林发现瞿秋白落在一个山洼里，正坐在乱草丛中大口大口地喘气。周月林扶起瞿秋白，又发现躺在荒草中的张亮。于是他们三人穿过一片桦树林，潜入了茂密的草丛里。瞿秋白因为虚弱无力，立脚不稳，正巧撞在身旁的小树上。树枝乱晃，由此惊动了敌人，三人不幸被俘。
三、叛徒指认，不幸暴露
瞿秋白被地主武装义勇队捕俘后已经是中午过后，因身体实在虚弱，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匪兵用枪毙来威吓他，厉声说：“不走就地枪毙！”瞿秋白置之不理。
在被捕前，瞿秋白要求周月林咬定自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让张亮改名周莲玉，佯装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而他自己则叫林祺祥，原系上海大学学生，后至同济大学学医，因为有病去上杭疗养，途中被红军抓去。
瞿秋白三人被押到上杭。在审问中，瞿秋白说自己名叫林琪祥，现年36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又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因病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将其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红军主力长征后，他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离瑞金，但走到上杭露潭地区又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意被国民党军队发现俘虏。
敌人见瞿秋白等人携有港钞、黄金，护送人员多数携带驳壳枪，判断“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遂用酷刑逼供，瞿秋白坚贞不屈，得到的回答依然如前所供。
3月9日，瞿秋白按照上述编造的身份在狱中写了一个“笔供”。敌人遂令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索取证明，或在当地寻觅铺保，证实确与共产党向无关系，即可予以开释。瞿秋白当即以林琪祥名义给在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和妻子杨之华写了信。
周月林是浙江省宁波人，28岁，被俘后咬定自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周月林身材适中，性情温柔，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抓捕他们的保安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从周月林被俘伊始，就打她的主意。到上杭第三天，李玉以其妻即将生产，要被俘的女护士陈秀英（即周月林）到家中服侍其妻为理由，将周月林接回家中当了“保姆”。张亮是四川省罗山县人，30岁，她怀有身孕，不久也由上杭县城一家糖果店的老板保出，纳为姨太太。
4月间，在上海的周建人、杨之华、鲁迅收到瞿秋白的信。信中大意谓：狱中到夜间很冷，食物极少，衣服单薄，天天挨饿受冻；听监狱的人说，如果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
上海党组织收到此信后，立即取得了一个旅馆老板的铺保证明，准备开设一家新铺，把瞿秋白保出后再关闭。
鲁迅接到瞿秋白信后，交给杨之华50元钱。杨之华亲手为瞿秋白做了两条裤子，连同这50元钱一起由邮局寄出。
与此同时，杨之华托人秘密租了一处房屋，准备瞿秋白保释回沪秘密居住。
岂料，几天后，报纸上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国民党知道了林琪祥就是他们长期重金悬赏缉拿的“共党首领”瞿秋白！
国民党发现“林琪祥”即是共党首要人物瞿秋白后，立即又把张亮、周月林抓回上杭监狱。敌人认为她们二人与瞿秋白同行，也非一般人，遂对重新收监的张、周二人加以严审。最后，上杭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张亮、周月林各判处10年徒刑，并转押送龙岩监狱。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原来，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陈士明，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他利用国共业已合作、保释共产党人方便得多的有利时机，疏通关系，将周月林、张亮两人保释出狱，并资助她俩离开闽南。出狱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党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无法寻觅，迫于生计，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张亮则历尽千难万苦，辗转寻找丈夫项英。
四、出卖瞿秋白者何人？
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是谁出卖了他？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两人都不存在嫌疑。只有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位女同志，她们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押。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三年后被释放。所以，当时许多人由此断定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
不但一般人认为，就是张亮的丈夫项英，也这样认定。1938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经过一番艰难跋涉，辗转来到皖南泾县的新四军军部，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面对分别三年多的妻子，项英语气严厉地问：“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张亮情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得到证实，拔出手枪推弹上膛，将满身行尘的张亮击倒在地。项英杀妻一事，当时并未受到追究。张亮就这么死在丈夫的枪口下，当时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辞世。关于此事，另有一说，即张亮并没有找到项英，也无项英枪杀张亮一事。真相如何，仍需考证。
瞿秋白1935年6月被国民党杀害后一直被视为烈士。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的遗骸从长汀罗汉岭的盘龙冈取出，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向中央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因为张亮1938年在皖南被项英击毙，专案小组把目光对准周月林。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转送到北京。被关押了10年后，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鉴于“罪行重大”，周月林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20多年的服刑生涯，并没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溃，她提出了无数次申诉，但全部石沉大海。
1964年，因《多余的话》，瞿秋白被污为“自首叛变”。“文革”期间，瞿秋白家族遭受刨棺灭坟的政治迫害。粉碎“四人帮”后，瞿秋白的亲人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中央在复查瞿秋白案过程中，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力证据，推翻了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