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鉴于陈伯达作为毛主席政治秘书的特殊地位，为了便于为毛泽东工作，陈伯达举家入住中南海，所居勤政殿的两间房子，与毛泽东所居的丰泽园相距不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伯达同江青产生矛盾，江青说他干涉毛泽东的工作。恰巧陈伯达第三次娶的夫人刘叔晏在钓鱼台住处做了一件不适合她身份的事，江青下了逐客令，1966年底陈伯达举家搬出中南海。有人说陈伯达“嗜书如命”，1949年之前就注意购买收藏各种书籍。新中国成立之后，条件逐渐改善，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都花在购书上。据记载，陈伯达倒台被抄家时，个人藏书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各有3万多册，线装古书另放一室。这是陈伯达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伯达在刘少奇领导下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其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矛盾论》的修改，获得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看了这两篇修改稿，曾给陈伯达写信，说“想不到你修改得这样快，这样好”。通过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陈伯达系统地阅读了毛泽东的著作。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时，陈伯达发表了著名的《论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一文，随后又发表《毛泽东论中国革命》、《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等政论文章。以上述诸文为标志，陈伯达的工作重心由反蒋讨蒋转到草拟中共党内文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上来，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时被誉为“最善于发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理论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政事繁多，毛泽东的秘书班子任务自然更重了。当时，党和国家的很多社论、重要文章，有的是秘书谈想法，草拟初稿，再经毛泽东过目，修改定稿；有的毛泽东出思想、出路子，由秘书草拟初稿，再由毛泽东修改定稿；也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然后征求秘书意见，共同研究后定稿。作为毛泽东主要政治秘书、又深得毛泽东信任的陈伯达，自然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陈伯达几乎参与起草了所有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报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二十五条》）、中苏论战若干社论、“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报告、1965年的《农业二十三条》等。另外，毛泽东两次访苏，一次是1949年底到1950年初，一次是1957年，陈伯达都跟随去了。
最近的一些资料表明，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陈伯达提出来的。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两大“秀才”各有分工，陈伯达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及其决议，胡乔木负责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刘少奇主管前者，邓小平主管后者。八大政治报告是预先准备好的，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是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1956年9月27日下午将要表决政治报告，陈伯达还在推敲内容。八大政治报告中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但陈伯达在起草政治报告决议草案时却想加上主要矛盾的内容。他先是写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这样表述不够精练，到了27日上午，陈伯达想到了列宁的一段话，于是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修改好的稿子已经来不及请毛泽东审阅，下午就直接在大会上宣读，并获得通过。坐在毛泽东旁边的叶飞后来告诉陈伯达说：宣读决议的时候，当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时候，毛主席说了一句“这句话不好”。不过毛主席当时也没有说应该怎样表述才好，可能是来不及想，也就举了手。三天以后，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中对主要矛盾的提法是错误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当前主要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八大上，陈伯达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由中共七大时第47位的排名次序“前进”到第21位。
这时的陈伯达，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和实际工作的需要，早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秘书班子，遇有重大政治任务，秘书班子有的搜集材料，有的起草初稿，再也不是陈伯达自己单枪匹马地爬格子了。
六、疯狂的年代，罪恶的人
1966年上半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的前夜。政治嗅觉敏锐的陈伯达，通过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预感到一场剧烈的政治斗争即将来临，于是加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政治批判的队伍，参与了戚本禹《“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的修改。此文于1966年4月2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同月9日到12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陈伯达与康生一起发难，揭发批判所谓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指令陈伯达和康生负责起草一个“通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5月16日，正式通过了陈伯达和康生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通知》，即“**********”。《通知》杀气腾腾地宣布：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撤销了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确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为组员。如此一来，因协助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有功，陈伯达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
作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那疯狂的动乱年代，利用他特殊的职务，起到了别人没有起到的极其恶劣的作用，成为那一时期的人民的罪人。
1966年5月31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同时陈伯达负责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宣传，控制了全国舆论阵地。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由陈伯达参与撰写，经毛泽东修改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祖师爷”。2日，陈伯达掌控的《人民日报》在全文刊登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和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的同时，发表了他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宣称当时坚持正确领导的北京大学领导班子是“反党集团”，号召人们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切“牛鬼蛇神”造反。自此，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反，全国动乱轰然而起。
为了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经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 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力图稳定混乱局势。但7月上旬，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表示对他反工作组的支持。以后又与江青一起，以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为名，多次去北大、北师大等校，煽动学生“甩掉保姆，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党委闹革命”。
7月18日，陈伯达、江青等向毛泽东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黑状，污蔑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随后，7月2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各大中学校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新高潮，形势更加混乱。
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期间，8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并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随即转入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揭发批判。陈伯达和林彪等一起，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污蔑陷害。第二日，即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人们“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从而把运动推上了盲目的大规模混淆敌我和是非的错误道路。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从中共八大时的第21位，一跃而至第5位，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不久陶铸被打倒，陈伯达自然晋升为第4位。
8月18日，陈伯达主持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开幕词中，他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从此以后，“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这一说法风靡全国，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很快达于极点。
从以上基本事实看，陈伯达“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在随后的打到彭真、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以及迫害陈毅、刘伯承和诬陷朱德、李先念、叶剑英、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活动中，陈伯达都有着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项罪恶是一手制造了“冀东惨案”。
进入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阶段。经过几个月的全面动乱，到1968年9月，除台湾之外，全国各省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8月，继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之后，毛泽东又指示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各地形势稍有好转，河北的形势也稍稍稳定下来。但是，1967年12月26日，陈伯达来到唐山，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事实上，在抗日战争中，冀东是我著名敌后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锻炼和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骨干。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别有用心的这一番讲话，把几十年间冀东的党组织、冀东的党员全部抹黑，致使包括唐山在内的整个冀东地区的新老党员，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村中的普通党员，许多人被戴上了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的帽子，84000余人惨遭批斗，2955人被迫害致死，株连到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时冀东大地一片黑暗。这就是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
1980年审判陈伯达时，陈伯达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三项大罪：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实际上，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远不止于此。但即使就这他承认的三条，说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人民的罪人，也已经足够了。
晚年的陈伯达在回顾上述往事时，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承认自己那时“愚蠢至极，负罪很多”。
七、起草中共九大政治报告风波，陈伯达开始失宠
1967年8月26日，王力、关锋、戚本禹被隔离审查后，中央文革小组只剩下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顾问康生五个人。随着陈伯达与江青、张春桥的矛盾日益尖锐，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孤立。位居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和张春桥勾结在一起，反倒成了当家人。江青在钓鱼台的住所17号楼，成了“中央文革”的代名词。江青、康生、张春桥联合起来决定事情，有时根本不和陈伯达打招呼。同时，江青还到毛泽东那里打陈伯达的“小报告”。毛泽东逐渐对陈伯达不满，几次批评陈伯达，陈伯达的政治地位开始摇晃起来。受到孤立的陈伯达，从内心里看不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干脆经常躲在自己的家里米粮胡同，不去钓鱼台办公。
1969年1月，毛泽东决定筹备召开中共九大，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负责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林彪挂帅。陈伯达把张、姚甩在一边，利用自己的秘书班子，独自搞起了起草工作。张春桥、姚文元几次要求陈伯达到钓鱼台去，一起研究起草九大政治报告问题，陈伯达干脆说：你们可以搞你们的，我自己搞我自己的。
不久，陈伯达把所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第一部分和全文提纲送给毛泽东审阅。陈伯达的这个稿子反映了林彪的意见。据吴法宪回忆，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时，曾经几次和林彪交换意见。在林彪看来，“文化大革命”运动过去之后，要接着搞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因此，陈伯达把题目定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并在报告中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安定，还提到了“刘邓路线”。毛泽东看过后，认为陈交出的稿子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同时，毛泽东也不同意“刘邓路线”的提法，说邓小平过去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不要提他。陈伯达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继续起早贪黑地起草和修改。这时，在钓鱼台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起草出了九大报告。
在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子时，张春桥、姚文元先后发言，指责陈伯达的稿子鼓吹“唯生产力论”，是搞“调和主义”。江青、康生则指责陈伯达没有把毛泽东关于不要提“刘邓路线”的意见传达给起草小组，是“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讨论会实际上成了对陈伯达的批判会，江青、康生还逼迫陈伯达当场作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