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芳
朱增泉的诗歌是从生命高原旋起的将军之风。
朱增泉是中国当代军旅诗坛上一位非常独特的诗人。1987年，当朱增泉最初的两首短诗《钢盔》和《迷彩服》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时候，谁也没有料想到他后来会走得那么远。
朱增泉与缪斯是不期而遇的。1987年1月31日傍晚，时任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奔赴老山前线参战的朱增泉，当他登上边关高山极目远眺时，喀斯特地貌上连绵不断的绿色圆形山峰触发了他前所未有的激情与冲动，一蹴而就有生以来的第一首诗作——《山脉，我的父亲》。在此之前，他无心写诗，在此之后，他无意成为诗人，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军人，不是诗人。写诗，纯粹是我的业余爱好。何为‘爱好’，性情所至，爱之好之，欲罢不能，欲弃不忍之谓也，非‘附庸风雅’之谓也。”然而，朱增泉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却一直充满韧性地前行着，从《猫耳洞人》的横空出世到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三部长诗系列《奇想》、《国风》和《前夜》，再到放眼寰宇的诗集《世纪风暴》、《地球是一只泪眼》和《享受和平》等。20余年来，曾经共同支撑起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璀璨炫目军旅诗坛的第二代军旅诗人渐渐分崩离析、“流失”或者转向，而朱增泉依然笔耕不辍，以结实的一字一行，推动着中国军旅诗歌的发展。
朱增泉的军旅诗歌具有一种脱颖而出的品质，它们植根于中国当代的军旅诗学情景，却又超拔于这一时段的总体诗学氛围。换而言之，朱增泉的诗歌在一定意义上，恰恰是在与中国军旅诗歌的联系与区别中显示出自己的独特个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关键性命题，诸如艺术话语在政治话语中的突围、军人生命意识的复苏、英雄主义的多元抒写等，都与朱增泉的诗歌构成了一种紧密联系。但是朱增泉的诗歌在葆有这些特性的同时，又在根本之处与其他军旅诗歌相区别。这种区别也许不能仅仅囿于风格意义上的比较，而是植根于诗人词语上的习性与气息中的生存背景、构架和体悟。
朱增泉是一位将军，在滚滚硝烟和生死较量中运筹帷幄的独特经历渗透在他的诗歌之中，熔铸为一种特殊的将军气质。这种气质雄阔沧桑同时高远明朗，沉重深邃同时大气昂扬；这种气质使他的诗歌雄阔沧桑纵览万端于一臾，使他的诗歌穿越历史、现世和未来的纵深而抵达哲学境界；这种气质使他的诗歌能够自由上升到让同时期其他军旅诗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标。在朱增泉的军旅诗歌里，将军气质的呈现是以不经意的态势挥洒出来的，不饰矫揉、毫无做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朱增泉是中国当代军旅诗坛上为数不多的真正以生命进行写作的诗人之一。
一、血光里升腾的超越与辉煌
朱增泉的军旅诗歌是在滚滚硝烟和一片血光中升腾而起的。
1987年，朱增泉奔赴老山前线战场，他在这里亲历战争。没有战争就没有军人，没有军人也就没有军旅诗，因此对于战争事件、战争场面以及战争中军人的描写，成为军旅诗歌中最为重要和最为宏大的永恒主题。
新时期以来，军旅诗歌对于人性意义上的探索首先表现在对于战争的重新认识。如果说“十七年”期间军旅诗人对于战争的描写，大部分是从国家、军队的政治角度出发，注重的是“事件的再现”，战争在军旅诗歌中呈现出来的只是一种远距离的、高屋建瓴、气势澎湃但是缺乏质感、面目模糊的存在背景，其复杂性已经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深掩埋在公众的视野之外，那么，同样是面对战争，新时期以来的军旅诗人则深沉得多，他们不再相信战争中只有满天飞舞和昂扬激越的胜利欢呼声，他们不再停留在就某一场战斗抒发感情，而是将战争和军人的生命放在一个更为永恒的人性平台之上打量并将他们还原为最初的面貌。
对战争及其战争中军人生命进行还原式的操作，这在新时期以来的军旅诗歌中主要是通过两种选择途径来完成的。一种是周涛式的悲怆调侃：“好得不分你我，就总有一天算总账／先是有些不快，后来因为一些事生气／先是不想再提起对方／后来积压的怨恨越来越深／用冷枪冷炮吵了一阵架／吵着吵着动了手，鼻子流了血／于是各自回家抄起真家伙／‘你妈的，看我怎么收拾你！’／战争开始了”（《山岳山岳丛林丛林》）。在诗中。战争被言说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可逃避的荒谬和经验。另一种是刘立云式的冷静摹写：“从断崖到断崖／是一片红色沼泽／我深陷其中／并且闻见了死水的气息／在那阵啸音响过之后／我的手和脚和其他部位／犹如鞭炮炸开后的碎片／飘落在沼泽地里”（《红色沼泽》）。在诗中，战争被真实而残酷地分解为一系列令人窒息的图景。与这两种方式相比，朱增泉的努力则显得截然不同。
与同时期所有亲历战争的军旅诗人一样，朱增泉从不讳言战争给军人带来的生死考验与残酷折磨，与此同时，与其他军旅诗人们迥异的是，朱增泉一直试图穿越苦难的事实界限，努力做出一种艰难而富有意义的言说。
战争中军人的苦难（极致为死亡）无疑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然而浓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却使军人往往能够以担当和决断的生命状态完成对于苦难的抚恤和超越。对于苦难的担当，乃是出于对生存意义的决断。正是通过决断的瞬间，生命更崭露出崇高的旨意，决断之后，生命仿佛抖落了一件重负，从隐晦不明的境遇中一下子进入到豁然开朗的谐和之境。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只要是人格健全的人，其生命必然存在着将人性的完美发挥到极致的可能性，战争为军人生命意义的升华提供了一种极致的可能，军人在对于苦难的承担和决断之中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辉煌。作为一名将军，朱增泉敏锐地捕捉到了在血雨腥风之上渐渐升腾而起的军人生命的至大之境，他试图为军人这一特殊人群唱出另一首充满新意的赞歌，这首赞歌既无意使个体失陷于整体之中，也无意使个体成为孤立于历史与责任的突兀存在，而是使个体从生命本身拥有的可能性去升华出生命的极致之美。
朱增泉曾经通宵守候在战地救护所，只为指挥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一位被炸烂肠子的战斗英雄，这个难忘的场景成为他写作的真实素材之一，例如长诗《猫耳洞奇想》系列之五的《火光·血·分娩灵魂的辉煌》。在诗中，他用负伤者在死亡边缘被抢救时的模糊知觉“幻化”成诗句：在炸弹轰响、血肉横飞的瞬间，喷溅汹涌的鲜血如同“一片火光将我抛上天空／一声轰响将我扔进大海／那火光是红的／那轰响是黑的”，“火光将我抛起的一闪中／我的剪影一定很美／我死握着生命的枪管／狂射出生命的弹丸／弹丸拖着我生命的曳光”。尽管“我”的剪影很美，可是残酷的战争却早已经将“我”拖进了死亡之谷的边缘，“我触礁在生命之海／半个未死的生命／激起狂涛的轰鸣”，“我”在生命之海中苦苦挣扎，“贪恋着对生的希望”，飘飞、颠簸、追赶那片红的火光。最后， “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发现“一片日出的旭光／红得这般辉煌”，“血的沃土”里重新长出了“我”的郁郁葱葱的生命之树。然而当“我”苏醒之后，“我”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双腿（这来自另一位伤员的真实素材），生命之海让“我”品尝到了苦涩难咽的滋味，“我彻夜难眠／空荡凄惶，凄惶空荡”，可是“我”没有沦落到悲哀的深渊之中，因为“我”已在“血光照耀的大典”中“分娩了灵魂的辉煌”，接着就出现了朱增泉的经典诗句：“双腿远行去了，我用思想走路。”
朱增泉诗歌中生命意义的升华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源于有“根”的“母体”。在“分娩灵魂”的“血光照耀的大典”中，“我”看见了“母亲”，“母亲和我一同行走在生与死的／断裂线上”，“母亲以她圣洁的血”不仅分娩出“我”的生命，而且在“血光照耀的大典”中分娩出了我“灵魂的辉煌”，它的全部过程都是“生的庆典和死的祭奠交相辉映”，都是相同的灵魂不屈不挠的执著与追求。历史也许就是这样延续，不屈的灵魂在生与死的血光之中绚烂盛开，生命中极致的悲壮之美由此产生。
对于军人壮美生命的抒写，这是朱增泉军旅诗歌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壮美的生命形态虽悲不凄、虽败犹荣、虽死犹生；壮美的生命形态激越高举、巍峨浩荡；壮美的生命形态惊心动魄、气吞万里如虎。
壮美的生命形态在朱增泉的诗歌中比比皆是，从《猫耳洞人》到《钢盔》、《迷彩服》、《老兵》和《我们在雪里行军》等等。朱增泉军旅诗歌中壮美的生命形态并不是以孤立突兀的面目呈现出来，它是以人性为依托，是在对人性温暖的承认与尊重的基础上升华而出的。如他自己所言，军旅诗要具备“三味”：硝烟味、兵味、人情味。正因为如此，朱增泉诗歌中壮美的生命形态才会具有最大的可信性和可感性。例如，他写一位即将退伍的老兵向新兵《交岗》时的内心感受：“冰冷的钢枪已被握得发烫／枪的脉搏在手心里噗噗地跳／再在怀中抱它一会儿吧／离它而去时／这支老枪也会难受的”。老兵终于把枪支交到了新兵手中，他已经转身离去，忽然“听见那支老枪／在新兵肩头喊了他一声／咽回去的那滴泪／终于热乎乎得滚了下来”，铮铮铁骨男儿的瞬间温软构成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军营场景。当然。朱增泉诗歌中的人情味并不是纤弱文人的哀婉低吟，而是充满了军人特有的阳刚大气和高昂乐观。例如，他描写闷在高温湿热的猫耳洞中身体腐烂的士兵们，“为了文明地走向死亡／当战斗打响／他们慌忙套上超短绿裙／敌人打退了／他们没有死／于是／双手撩起裙边／像一群秃羽的公天鹅／跳起芭蕾迪斯科／这是光头男兵的一大发明／笑死人”（《穿绿裙的男兵》）。这是“含泪的微笑”，这是生命在艰难卓绝中迸发而出的超拔力量。对于军人壮美生命形态的关注与体悟，这在朱增泉前期的军旅诗作中占据了相当大比例。从时间序列上来看，这种关注和体悟一直持续延留到朱增泉从老山前线归来之后的诗作中，并且他又将这种关注和体悟拓展到了无所不在的范畴之内，从而形成了朱增泉诗歌独特的审美意象和审美感动。这与其说是朱增泉的审美习惯，不如说是他的思维习惯，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和挥斥方遒，使他总是能够在惯常事物之中看到生命力量的阔大和刚硬，而这种阔大和刚硬又不可避免地为他的诗歌笼罩上浓重的英雄主义气质。
二、穿越现实的硝烟与迷雾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人的“非永恒性”的存在遭遇更为鲜明、尖锐地凸现出来。“非永恒性”意味着“人的生存证明自己是一种受时间制约的历史性的生存”，人禀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双重局限。对于战争参与主体的军人而言，这种生命的“非永恒性”则尤为残酷，那么，在“非永恒性”之外是否具有“永恒性”的根本存在呢？如何在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之中找寻生命（存在）的敞开性？现时的战争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现实境遇，是否是历史指归所向的必然宿命？人类在这种荒谬而必然的宿命之中是否能够逃遁、如何逃遁？作为一名将军，朱增泉在深沉地思索。他在由其倡导并支持创办的前线《橄榄风》诗报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南疆的群山在思索。盘龙江河谷的丛林在思索。猫耳洞人在思索。思索这片笼罩不散的硝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