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军人，当然看重军旅诗。我即使写军旅之外的题材，也带着军人的眼光，调动的是军人的感觉系统。这一点，李瑛、谢冕和吕进的序中都提到了。吕进在序中说，“他是有自己的艺术套路的”，这谈不上。如果硬要说我有些“套路”，也只是对新时期的军旅诗该怎么写，有我自己的一些见解和实践。我曾为《解放军文艺》写过一篇短文《军旅诗“三味”》，照录如下：一曰“兵味”。军旅诗要乐于写兵，善于到士兵中去发现“诗”。士兵的训练、战斗，士兵的精神世界、感情经历，都是很丰富的领域。我在老山前线开始写诗，写的都是士兵们的战斗生活，如《钢盔》、《迷彩服》、《猫耳洞人》和《穿绿裙的男兵》，以及长诗系列《猫耳洞奇想》等。那些诗，表达的都是士兵们炽烈的战斗情怀。后来写的《我们在雪里行军》和《西部士兵》，以及组诗《老兵》等，则是写的士兵们在和平日子里的生活。无论战时、平时，士兵中都蕴藏着丰富的诗。将“兵味”放大一点，就是写军人、写军队、写军事题材。再放大一点，就是用军人的眼光去观察非军事事物，写出来的依然是充满军人气概的诗。我去看云冈石窟，发现这些石佛“一个都没有带枪”，他们未能守住北魏创立的江山。
二曰“硝烟味”。眼下，伊拉克战争正打得浓烟烈火、举世瞩目，巴格达已兵临城下，陷落在即。人类战争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关注战争是军人的天性，军旅诗应该对战争保持一分独有的敏感。中国经历过的战争，世界上的战争，过去的战争，未来的战争，都能点燃军旅诗作者的情感烈火，或爱或恨，或同情，或思索，或鞭挞，或诅咒，都可成诗。我写的《南方炮台》、《和平鸽》、《巴尔干的枪声》和《未来战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三曰“人情味”。人情味是新时期军旅诗的重要特色之一，这与军旅诗应当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旗帜并不矛盾。我在老山战场上写的《战争和我的两个女儿》、《妻子给他邮来一声啼哭》、《老山风靡相思豆》、《黑孤岩·绿芭蕉》和《阵地上的一窝鸡》等，都是表现人情味的。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军中都充满了这样的人情味，何况平时？我于2002年夏天访问俄罗斯，回来写了篇散文《朱可夫雕像》，其中写到了朱可夫极重亲情的一面。朱可夫是一位“战神”，他经历的战争、打的硬仗恶仗比谁都多，他都如此富有感情，何况普通军人？军旅诗若不深入军人的情感世界，也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
四、我的政治抒情诗
现在有些人回避政治抒情诗，其实大可不必，任何时代都有政治抒情诗。唐诗中，李白一向被称为是浪漫诗人，其实他写的政治题材诗歌并不少，比如他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中不少是政治题材的诗。杜甫的《三吏》、《三别》更不待说。依我看，白居易的《长恨歌》也可归入政治抒情诗（有的研究者认为《长恨歌》后半部分是爱情诗）。宋朝，苏东坡的词《赤壁怀古》、诗《荔支叹》同样可归入政治抒情诗一类，等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专家们怎样分类，我没有去逐一查对。
家国精神，是中国诗歌传统的脊梁；忧国忧民，是中国历代诗人的精神担当。
五四以来的新诗史，伴随着中国革命斗争历程，政治抒情诗曾发展成一个大类。极“左”时期的政治抒情诗不好，让人倒了胃口；但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独领风骚，历久弥新。《天安门诗抄》作为那个特定时期产生于民间的政治抒情诗，成为新时期诗歌的报晓钟声。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局势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终结、“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目前仍在动荡之中的北非和中东乱局等等。中国结束了十年“文革”灾难，经历了破除极“左”思潮、冲破改革开放思想阻力的艰难曲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起飞和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作为一名当代诗人，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曾经有过长夜难眠的深深忧虑和苦苦思索，也有过欢庆和喜悦，以及面对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多新问题的再度思考，等等。这些，常常促使我有感而发，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虽然这些作品有的过于直白，有的诗意甚少，但它们毕竟真实记录了我在经历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期的所思所想，反映了我的创作倾向。
在我的政治抒情诗中，我自己比较看重的是反映改革开放艰难曲折进程的那些长诗和短诗，因为这场深刻变革关乎祖国的前途命运，我的心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搏动。
我并不主张现在的年轻诗人都去写政治抒情诗。但是，一个时代的诗歌与同时代的政治生活完全隔绝，这也不是正常现象。现实生活中永远存在着矛盾，诗歌永远要为国家的独立、统一、强盛歌唱，要为社会生活的公正、公平呼号，要为人民生活的安定、宁静和幸福吟唱。有颂歌、有赞歌，也必然会有揭露、有批判。诗歌可以有多种流派、各种风格，但就一个时代的诗歌总体面貌而言，对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能回避，回避只能使诗歌自身走向衰落，离社会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离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诉求和向往越来越远。诗歌要追求人类和人性的“终极关怀”，这本身没有错，但不能把它当作规避社会现实生活的“遁词”。
五、我的长诗
谢冕先生在序中谈到我的长诗时，对我的《猫耳洞奇想》讲了不少赞扬的话，而对我的《国风》和《前夜》则说，它们虽然也是“抒写革命历史并展示诗人革命胸怀的，其胸襟之博大，思想之深邃，也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但不及组诗《猫耳洞奇想》给我留下印象之深刻。”谢冕先生对我长诗的评价入木三分，其中甘苦，唯我心知。
李瑛先生序中说：“诗歌创作是属于感情领域里的形象思维活动。”我后来感悟到，虽然诗歌创作并不完全排斥理性思考，但从本质上说，诗歌创作是以情感活动为先导，辅之以理性思考，这个主从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一旦颠倒过来，以理性思考为主导，即使勉强铺陈成“诗”，也写不出上乘之作来。歌德所说“思想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在雷声之前一样”，我想那一定有一个前提：即诗人已充分掌握了来自现实或历史的创作素材，就像天空出现闪电和雷鸣之前一定先聚合了雨云，这些创作素材在诗人心中已经充分“发酵”，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到这时才进入“思想在行动之前”的创作阶段，诗人通过理性思考“用思想照亮诗行”，伴随电闪雷鸣下一场酣畅淋漓的好雨。如果手里先有一只思想“盘子”，再到自助餐厅去“配菜”，把盘子填满，这样的操作程序是写不出好诗来的。
《猫耳洞奇想》这组诗，从总体氛围到一人一事，甚至每一个具体细节，都来自我身在其中的战场环境和战斗生活。我身处战争环境，情感活动异常活跃，思想海阔天空地翻腾，那些诗句自然而然喷涌而出。读者和诗评家说这组诗好，那是因为这组作品的产生符合诗歌创作规律。
诗情的涌流源于情感活动，而不是发端于理性思考，但我的长诗创作没有完全遵循这条创作规律。从前线回来，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杂形势，我如岩浆般翻滚的战斗激情开始冷却，转而陷入了冷峻的思考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写出了长诗《国风》和《前夜》，下的工夫远远超过《猫耳洞奇想》，但由于它们总体上是理性思考的产物，效果反而不如《猫耳洞奇想》。《前夜》这首长诗，写的是新世纪到来的前夜，我对21世纪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前半部分发表在《人民文学》，后半部分发表在《昆仑》。前半部分虽然获得了《人民文学》创刊四十五周年优秀作品奖，那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人以诗歌形式去写这样的重大题材，它虽然有一定思想深度，但在诗歌艺术上并无长处可言。
故曰：诗非顿悟不知门，勉为其难无好诗。
六、我的诗友
我编这套诗集，最早是受了好友周涛的鼓动。2005年，解放军出版社为周涛出版了一本由他自己编定的《周涛诗年编》，洋洋大观，异常精美。周涛鼓动我说：“你也编一本。”我说，我的诗不能和你比。周涛比我年轻七岁，但他写诗成名比我早十年，并且是新边塞诗的标志性诗人，他的诗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我难以企及。他的散文和诗歌同样出色，声名远播。我喜欢读他的东西，看着看着就会有火花迸出来，眼前一亮。我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当时没有“盲目跟进”去编我的诗。去年完成了《战争史笔记》的写作，今年有了一点空闲。虽然七八年过去了，我忽又想起周涛鼓动我编诗集的事，觉得是该把自己的诗“归拢”一下了。但我写的诗质量参差不齐，篇幅长短不一，搞年编效果不一定好，于是决定搞类编，分三集，成为现在读者看到的样子。
我贸然闯进诗坛，能够有所收获，要感谢众多诗友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在南疆前线写诗的起步阶段，最先得到了周政保、刘方炜、刘立云等人的帮助和鼓励。刘立云和简宁、蔡椿芳到前线去采风，最早把我的《钢盔》和《迷彩服》用电话传回北京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为我第一本诗集《奇想》作序、写评的是周政保，责编是刘方炜，他们两位也是到前线去采风时与我相识的。当时在前线负责创办战地诗报《橄榄风》的是刘世新和张国明，两位年轻人对诗歌的满腔热情感染了我。刘世新英年早逝，令我扼腕。
从前线归来，回防石家庄，我和当时的河北省作协主席尧山壁、诗人刘章、刘小放等都交上了朋友。尧山壁为我的诗歌和散文写过好几篇评论，对我的业余创作给予过具体扶持帮助。
我那时每次到北京来开会，只要晚上能抽出一点时间，都会到韩作荣家里去同他聊天。他抽烟很厉害，书房内满屋子都是烟，他不停地用茶壶喝着浓茶润嗓子。他在《人民文学》担任副主编、主编那些年，每年都要签发我一两组诗。韩作荣对诗歌的要求比较严格，也很直率，我送去的稿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当面直说，我喜欢他这样。他的严格要求，迫使我每次给《人民文学》诗稿都要掂量一下是不是拿得出手。叶延滨在成都担任《星星》主编时就发了我不少战地诗歌，后来他到北京当了《诗刊》主编，我也到了北京，他一如既往，从来不压我的稿件，发了我许多诗，有些稿子都发头条。在军内，对发表和出版我的诗歌、散文作品支持最大的，是当时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程步涛。我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就是他担任社长期间为我出版的，责编是现任《军营文化天地》主编余戈。那本诗集参评和获奖的过程我全然不知，公布后有人给我打电话才知道。我当时还在工作岗位，工作走不开，颁奖会也未能出席，委托张同吾代表我领的奖。
张同吾也是我的同龄好友，他跟踪评论我的诗歌创作二十年，对我的创作情况了解较多。张同吾是热心人，曾担任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许多年，正值文化转型期，他为繁荣诗歌创作、团结新老诗人到处奔忙，做了大量工作，真可谓呕心沥血，终于积劳成疾。我在此祝他早日康复，来日重叙友情。
2012年7月6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