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词诗一束
邵燕祥
壬申初度将有西藏之行
调寄〔满江红〕
尘土京华，依然是悲歌彻唱。漫相问，阴晴五月，榴光色蒲。水曲行淹屈子宅，云深待化华亭鹤。六十年驿路乱山中，长颠簸。千万人，吾往矣；匹夫志，不可夺。望神州，忍自草间偷活。此日不求天有眼，当时永忆杀无赦。且登临，大野正苍茫，愁寥廓。
生日打油四绝句
小并不曾倚，老复何尝卖。今死不为夭，匆匆六十迈。
人宽我自宽，人仄我亦仄。偶一学骂娘，回敬骂娘者。
老来脾气恶，万事但随心。人善有人欺，神鬼怕恶人。
放怀天地大，白眼鸡虫小。鸡虫何足道，所刺在虚狡。
六四初度
百年海沦我曾经，几度潮生月怒明。老蚌磨珠珠化泪，漫天泪雨堕冰成。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日，六四初度。下午偶成三句，正沉吟间，天雨雹，遂一绝成。月怒明乃袭龚自珍句。
六五初度前夕适值端阳汉宜公路车中口占
五月榴光照眼初，看朱成碧碧成朱。并无红袖添香处，才有青灯展卷图。诗酒难兼先取酒，主奴分列岂称奴。礼崩乐坏浑闲事，不向觚前叹不觚。
2.致燕祥(诗三首)
吕剑
雪访
雪还在下，下个不停，
五步之外，一片迷濛。
我来找你，找不到你，
举目有高楼，你住第几层？
我急于想要告诉你，告诉你，
昨夜梦回，惊闻一阵竹折声。
我实在担心：大雪如此崩腾！
黎明推窗一望，喜见雪压竹梢，
一排竹林依旧修然而立，
愈见苍翠，愈见峥嵘！
雪还在下，下犹未停，
天色渐暗，愈加朦胧。
找不到你，心怀惆怅，
楼下且徘徊，你住第几层？
我急于想要告诉你，告诉你，
午雪稍停，我快步来到园中，
但见青松挂雪，长枝低垂，
雪柔徐坠，风来轻盈，
突见雪光中一枝寒梅初绽，
水晶世界中透出一点新红。
雪犹难停，愈下愈猛，
华灯初上，已少人行.
找不到你，忧思难禁，
繁星出高楼，你住第几层？
我本来和你相约，和你相约，
明年远行，等到冰化雪消，
明年远行，等到柳绿花明。
不，且快打点行装，且快趁此兴浓，
向远山，向广原，向大海，
迢迢万里待征，首首新诗待成。
1980年冬末诗意
1982年元旦写成
本事：1980年冬末某日，与老诗人陈次园雪中去看邵燕祥，未遇怅返，得“雪日访邵”诗意。至1982年元旦始写成，又十余年后方发表。副题未加《寄燕祥》三字，盖“特种脉脉热线”也。
告慰燕祥
分手时你问我：
“在你回家的路上，
那条荒僻的小径，
不黑吗？有灯吗？”
我答：“不黑，有灯！”
你望望我，不再说话了。
你又默默地送了我一段路。
共听着阵阵秋风掠过街树。
其实你也知道，
天黑，无灯，
也并没有什么可怕，
我们平生什么路没有走过——
雾夜里万丈悬崖边上的路，
豺狼出没嚎叫的野林中的路，
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的路，
狂涛翻舟的万里风波的路，
你准能听得见我，
我这坚定而又轻捷的步履！
你准能望得见我，
我这精悍而又洒脱的身影！
1982年10月，北苑村居
本事：1982年国庆期间，燕祥、文修伉俪于劲松寓所家宴相召，同饮者有吴小如，相谈甚怡。当时我因旧寓拆建，临时住在北郊“五路居”村舍，故有诗中的问答。
读《三家诗》
忽得三家诗，长吟过子时。
敢言天下真，风骨扬异姿。
笑中暗吞泪，忧国忘位卑。
幸与三君子，心心总相知。
1997年4月5日，得书后匆草
本事：燕祥寄赐《三家诗》，内收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三家旧体诗词各百篇，喜极率成此诗以寄，聊表寸心耳。“敢言天下真”，系叶圣翁句。
3.琐记燕祥
黄伟经
与邵燕祥交往迄今已十五年，可说不算短了。
我们之相交，始于通信。那是1983年初，他寄来第一封信，挺客气的，云：“黄伟经同志：您好，拜读过您译的屠诗，受益良多。据说您在编《随笔》，现有一事相烦。顾文华同志，苏州人，曾是《长江日报》副主编，后是广播局副局长、中央台台长，近年病休，已离职。病中写一散文见示，嘱或可寄《散文》云云。我喜‘随笔’体裁多，因以奉阅……我是散文随笔一类体裁的喜爱者，但不懂，也不在行。文华同志见询于我，我转请斟酌，当不谓我为踢皮球吧？如可用，不妨略加点改发表，如不能用，亦不必为难，请仍寄我璧还或另谋出路……邵燕祥1月15日。”此后，他开始成为积极支持《随笔》、常为《随笔》撰稿的作者，与我不断有书信往还。每年我去京组稿，也必定邀请他和《随笔》的几位作者一块儿聚谈。渐渐地，我跟他彼此有所了解，成了相互理解、信任、可以推心置腹交谈的朋友。
像如此认真地替友人推荐稿件，多年来燕祥还有好几次。从他一次次不嫌烦琐的推荐信里，我感受到他做事的负责，待友的一片诚心。但他的推荐，从来没有勉强于人的意思，总是表明应以刊物的需要与选择为重。作为编辑，每当收到他寄来的推荐稿，就是未能采用，也打心里高兴，不仅一点不为难，还觉得受其惠：扩大了我的视野和刊物与作者的联系。我也求过他介绍作者，甚至替我组稿。他也从不推却，尽力给予帮助。
有一事，今忆及仍深感抱歉。1987年中，我与《随笔》同人决定编辑出版蓝翎、邵燕祥、舒展等的随笔杂文集，并经上级批准，列入了当年花城出版社出书计划。随后，他们诸位就寄来选好的书稿，可是当我们将蓝翎的《风中观草》和舒展的《牛不驯集》发稿以后，接着要将燕祥的《会思想的芦苇》签发排字时，社长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当时出版散文一类书，一般都亏本赔钱)，建议把燕祥的这部书稿推迟一下出版时间。我没有力争，即表示服从。谁知一年之后，“大气候”突变，出杂文随笔一类书更加艰难。这样一耽误，竟搁了整五年！直至1992年9月我快要办理退休，才不得不把早已编好了目录、页码和标好了内文字体的《会思想的芦苇》挂号退还燕祥。在退稿信中，我如实向他致歉：“《会思想的芦苇》在我们手上一搁就搁了足足五年，我心里总感到歉疚，对不起你，使这部分书稿至今未能出版。现在要出此书，出版社从经济上着眼多，更难了，我总觉得自己有负于你的信任，好像欠下了一笔大债，而至今又未能清还，有说不出的不安！望你能恕我！”他收到退稿后，不只没有任何责怪，还在信中安慰我道：“兄不必有什么不安之感，都是常事。”寥寥数语，显出他的大度与宽容。
近三四年间，我陆续收到燕祥寄的新著，读到《会思想的芦苇》内许多篇章，已分别收入他在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大题小做集》、《梦边说梦》、《人间说人》等书，才多少减去我内心的不安。
从多年的接触交往中，我看得见、感觉得到燕祥的爱憎分明及诗人气质的天真、坦率和作为杂文家知人论事的准确与深刻。1986年夏我到北京组稿，像前两年那样，代表《随笔》做东，邀请袁鹰、姜德明、燕祥、蓝翎、宾雁、舒展等《随笔》的作者在人民日报社饭堂聚餐见面。当时我曾想增邀曾给《随笔》写过稿的某报副主编某君参加。率先，我打电话征求燕祥意见。他听了，不以为然道：“也请他来？我看，不太合适吧。”我于是打消邀请此君的念头。后来，我从一位曾跟这位某君在“五·七”干校一起待过的知名学者那儿听到，某君在“文革”期间多有起哄批斗他人等的不佳表现。
1993年春，燕祥来广东参加海内外华裔诗人的诗会。诗会期间，要发起设立一个沟通海内外华裔诗人的联络组织。燕祥本来对这类事无兴趣，只是“念在与会朋友相处不错，签名联署亦无所谓；但后来有人硬要把一个名叫×××的棍子塞进来，我就去找野曼抗议，把我和他一起列名，彼此都不方便……”燕祥在信里给我谈到这件事。诗会主持者、老诗人野曼也对我解释过燕祥的抗议之举。至于×××是“棍子”，甚至有诗人、诗评家称他是诗坛的一名“刀斧手”，我也早就有所闻。当然，“人各有志”，硬要凑合在一起恐也不妙，至少不大自然吧。从这事，我又看到燕祥处事为人的一面。对于“志不同，道不合”者，他确是避之唯恐不及！
向来对不义、不平之事深为厌恶，而且容易激动发火的燕祥，平时与人闲聊，或者在一般座谈会上说话，他都一副平和文雅神态，且不善于言辞，有时着急起来还夹带些结巴。可是，最近我却第一次听到他冲口而出的标准的“国骂”！原来，几个月前，吉林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燕祥牵头组织的“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丛书。“丛书”由某刊物主编参与选编，并由这位主编代表邵燕祥、舒展、刘征、牧惠、何满子、章明等八位杂文家与出版社联系安排出版。然而，“丛书”出版发行以后，却以低得可怜的稿酬苛待他们八位。于是，燕祥起草了一封致某刊物主编与出版社的信稿，要我借助羊城晚报社的电传机接收后，转交章明兄征询意见。在长途电话中，燕祥说着说着就生起气来，大声骂了一句：“他妈的！”“燕祥，你也会骂人呀！”我即插话。“真他妈的！”他又骂了一句，“你不知道，有时候我骂起人来，可、可还要厉害多啦！”
但对待自己乐于交往的朋友，不论同辈、长辈还是年轻辈，燕祥向来是那么热情、坦荡、融洽。1991年9月我与妻刘静兰同行，到北京组稿。这是一段“左”风奇烈，《随笔》承受压力、面临稿荒，颇为艰难的时期。我打算在短短几天里，逐个拜访可给《随笔》供稿的三十多位在京的老作家、老作者。于是租了一辆的士，从早上八点起，在北京城内一直跑到傍晚六点。那天下午，我已经像走马灯似的去过三家，乘的士到达虎坊路燕祥住处时已近五点钟。这是我头一回访燕祥家，我让的士停在路边，静兰坐在车内等候。我快步奔上楼去，轻轻敲了敲房门，开门的是燕祥夫人谢文秀，她并不认识我。我问：“燕祥在家吗？”她见到我这位匆匆而来的“不速之客”，正想挡驾，刚回答：“邵燕祥——”还没来得及说出“不在家”三字，燕祥就在里边应声道：“我在！谁？”随即从房间走出来。于是，他跟我一阵热烈地握手，互相问好。不到五分钟，我即离开，又急忙赶往已约好的下一家。此次会面，虽然时间极短，燕祥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在那不寻常的日子里，他是那样自尊、自信，面对朋友，依然那样坦荡、真诚！
1994年秋，我退休后的第二年，我与妻子又到北京探望我们尊敬的老作家和老朋友。一天，我夫妻俩随燕祥和姜德明兄一起前去拜见杨宪益、戴乃迭先生。我们约好各人自备一点小菜，就在杨、戴两老家里小酌。我和德明兄都只能喝一点点酒，而燕祥颇有酒量，只见他和杨、戴两老频频往自己的杯里添酒。那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下午。我们一起照相留影时，小客厅里那张沙发坐不下五个人，燕祥就干脆坐在杨戴两老、德明兄和我跟前的地板上，欢乐得像个孩童。
也是我这次在京期间，年轻好客的纪红伉俪在北海玉澜堂设晚宴，招待廖冰兄及其女儿、韩羽、燕祥、牧惠和我。燕祥最先到达。待我和牧惠等来到时，只见燕祥一人独坐在静心斋一块大石上低着头看书，旁若无人。他何等用功啊！1996年底，燕祥在佛山参加诗会后应邀到广州逗留两天，下榻在羊城晚报社招待所，他的床边放着随时可翻览的书。我看，除了天赋，勤读、多览当是燕祥近十多年来杂文随笔创作丰收、愈写愈好的一个“秘诀”吧。
4.又见邵燕祥先生
韩石山
在当今的文学界，邵燕祥先生已是个快成“精”的人物了。
文章写得好，那是不用说了，比文章还要好的是他那个人。不是什么人缘，也不是什么朴实，这号货色多的是，是那分儒雅的风度，磊落的情怀，一种久违了的品格和风范。
最近一次见到邵先生，是在张家界召开的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上。我来迟了，头天晚上赶到，第二天早饭后便坐在那间四面通风的会议室里了，偷偷地四下打量，几乎全是生面孔，忽然眼前一亮，咦，那不是邵先生吗！不是我跟邵先生多么熟络，而是我知道，邵先生这样的人物，对一次会议多么重要。不管沾边不沾边，邵先生来了，这会就有了格调，就有了气象，就像个会了。别说会标上还有“文学”二字，就是没有，只要能请来邵先生，就算是开成了会，不管你是什么会。
邵先生发言了。我心里直嘀咕，邵先生来开会还用发言吗？坐在那里，看看人，让人看看，就够了。
听听，嘿，还真是专家水平。邵先生新近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在“反右”中的笔记，一本是他在“文革”中的检查。要在别的场合，那该是随笔或纪实文学了，这会儿叫他那薄薄的嘴唇一吧嗒，原来都是传记文学。与会者的评价还不低，说这才是正牌的，真正的传记文学就该这么写，不光有文学价值，还有史料价值呢，就差说该“宜付国史馆立传”了。
邵先生发言的时候，人人都支棱起耳朵听。有骨头有肉，还有血。那语调，由不得你不想听，还得用心听。邵先生是北京人，老北京人。好多北京人说起话来，跟大舌头似的，连嘴唇都懒得张，就那么随随便便地由着舌头在嘴里搅和，听清了是你的福气，没听清那是你不配。邵先生没这个毛病，说起话来缓缓的，文文的，吐字清爽且字正腔圆。若旁边有人敲上小锣，那就是地道的京剧念白了。对了，准确点说，邵先生的话语，有那么种丝竹之气。
会议休息时间，我过去跟邵先生套近乎，他居然没有忘了我这个山西人，还问起常风先生的病情。
又是常风！上次在太原，就是为了他去看望常风先生，让我感动得直想哭。1948年，常先生主持《文学杂志》的编务(主编是朱光潜先生)，邵先生还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写了稿子寄去，常先生回信说要用，可是没等刊出，刊物就停办了。几十年了，邵先生一直记着这事，这次来太原，放弃了会议上安排的游览项目，专程去山西大学看望了这位老先生。我没去，是青年学者谢泳陪着他去的。
不忘旧情，常人都能做到，但不忘到这个地步的，怕就不多了。
“谢泳好吗？”
“都好！”
此后几天里，一有空儿，我总爱跟邵先生说说话。邵先生是名人。名人都有名人的架子，邵先生也不会例外，可邵先生的架子是揣在怀里的。
“邵先生！”有次走在路上，我说了句什么，邵先生听后，顺便更正了我的发音：“是邵，不是勺，四声邵。”
我羞愧得什么似的。想来对我那粗俗的山西普通话，他早已忍无可忍了。可他这么不经意地说出，你只能叹服他的涵养，古代的君子，都讲究了“唯名与器不可假于人”，你把他的姓念错了，就等于是亵渎了他。
“邵，（ｓｈàｏ）邵，四声邵……”避过人，我反复练了多少遍，总算是纠正过来了。此后便是一口一个纯京味的“邵先生”了。
虽挨了当头棒喝，我仍不屈不挠，逮个空儿就往邵先生跟前蹭。先前相识，只是诱因，心里喜欢，才是实情。就算是一声不吭，看着他那神态都叫人舒心，都叫人长进。
他风度好，不光风度好.那模样先就叫你喜欢，或者说是敬重。不高不矮的个儿，不胖不瘦的身段，白白净净的脸盘，总那么笑意盈盈的，稀稀疏疏的花白头发，柔柔地朝后梳去，披覆在浑圆的脑袋上。六十大几的人了，眼神还那么活泛。瞅着他，我总在想，晚年的胡适之，就是这么一副人见人爱的神态。
很快我就发现，喜欢邵先生的不光是我一个人。
他是个星，老有人在追；他是股气，老有人在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