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使我怦然心动的，还是作品那思想的新锐和艺术的精美。或以为，四十年前的新锐和精美，现在未必值得回顾了，不是的，真正的新锐和精美，经受得住时间考验。四十年后重读，联想现实情态，我还是能为之动心的。考虑到现在的年轻人难得读到，我觉得有必要把这篇小说略加介绍。
《改选》——“按照工会法的规定，这一届工会委员会已经任满了，如果再不改选的话，除非工会法有了新的章程。”工会主席为了报告精彩，争得连任，“提出了两化一板的要求。条理化、数字化倒是容易的，要紧的是样板”。而工会委员老郝，只顾给过世的老工人选“一副好板子”，提供不出报告所要的样板。“起初他当工会主席，那份热心肠待人是极好的”，后因在大会上照着“现在的主席、当时是工会干事草拟的文稿”作报告时念错了词，“被改做了副主席”。此后又因这样那样有违领导意图却有利群众需求的事情，“只让他挂上个委员的名”。这一回改选，候选人名单上干脆取消了他。但工人不答应，“会场像一堆干草着火似的，噼噼啪啪地到处冒火星”。于是投票只得顺从民意，愿意选老郝的，就写上他的名字。结果，3423张票，“第一名郝魁山同志，得票数为3405……掌声有节奏地响起”，人人要求老郝讲话，而他，已经悄然离去……
看到这儿，我仿佛也置身会场，“脑海里波澜起伏，眼睛都湿润了”。其时，正值1957年深春。《人民文学》杂志社所有的四合院里，飘散着淡淡的甜甜的丁香花味儿，阳光和煦。何曾料到，这一年的夏季，会有一场摧花折木的暴风骤雨。
我当即给李国文写了信，告以我之观感，随又接到他的第六篇小说《初恋》。
那时运动还没有来，编辑部正因发现了文学新人而兴奋着，仅以不到一周的速度便通过了复审、终审。我再次写信给李国文，告知“来稿六篇均已读过，我们觉得很好”。希望他到编辑部来面谈。
对李国文作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主持版面工作的编辑部主任李清泉。李清泉精通编辑业务，颇有诗人气质。他对《改选》尤其赞赏，认为李国文卓现才华，大有潜力，应该重点联系。受他影响，编辑部小说组、评论组诸多编辑都看了《改选》。请李国文来面谈，实际上并不是对作品有多少意见需要交换，主要是想看一看这是个怎样的人。
5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上午，李国文应邀来到《人民文学》前院南房会客室，李清泉率多名编辑热情而好奇地接待了他。交谈内容记不得了，当时的心态还有印象，那就是：我在喜悦之中，却又隐含一点惊诧与失望。凭那一组作品已达到的水准，我原以为他该是个中年人，却不料也是个青年人，只有26岁。凭那字里行间氤氲着的机智与幽默，我原猜想他的风度也该精明灵秀，却不料其面容老实憨厚，令我想到黄梅戏《天仙配》里跟严凤英相映成趣冒傻气的“董永”。这种相貌与文采并不一致的情状，后来接触作家多了时有发生，而那是我编辑生涯的头次遭遇，所以难免有些怪异。
但正因如此，愈发觉得他硕大的头颅里一定储有丰美宝藏。我为自己初当编辑即能有此发现而心中暗喜，想来见习会如期通过的。得知编辑部的安排之后，我便接连写信给他。6月4日通报：“在介绍七月号时，将提到你这一组短篇《改选》《巧遇》《出息》，其余的以后发。”6月27日又通报：“就质量看，《改选》单独发出去，比和其他各篇一起发，引起读者注意的效果会更强些。这样，七月号就发了你的《改选》，是列为小说头条发的，其他各篇留待以后再成组发出去。”
1957年7月8日，《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面世，这是创刊以来最丰盛的一期，篇幅增加了二分之一。沈从文、老舍、王统照、艾芜等名家荟萃，而赫然排列于前的，是李国文的《改选》。李清泉撰写的“编后记”指出：“这一期的所谓革新，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探索的表现。”“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朝气的青年们，在各方面都不甘于沉寂和畏缩，在文学战线上也是如此。‘鸣’、‘放’同样鼓舞了新生力量，有不少人写出了比较好的作品。本期所刊载的《改选》《红豆》，都是新人的作品，希望前辈作家和批评家们更多地关怀他们的创作。”“最近两个月，我们始终是处在一种所谓紧张状态里。一方面在整风，同时也在尽一切力量研究和策划关于刊物的改进问题。”
多么切实的业绩，多么美好的设想。可是，编辑与作家，有谁关注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该期刊物出版前一个月，毛泽东主席下达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出版的第二天，他发出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公开号召。“1957年夏季的形势”是：笼罩在知识界诸多人头上的“阳谋”之网倏然收紧……
四十年过去了。我始终难以把批判文章所指斥的右派与毒草跟其本人和作品对上号。李清泉是来自延安鲁艺的老革命，前不久还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动员我这个共青团员积极投身整风运动的，怎么忽然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李国文只比我大四岁，也该算红旗下长大的新一代，还曾受过抗美援朝战火的洗礼，他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攻击党攻击新社会的反革命分子？在我心目中，他们的言行，非但没有任何反党或攻击新社会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效果，而且正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也是人民群众所期望的忠诚党的事业勤恳有加的社会中坚，为新社会能更美好坦诚无忌的志士仁人。他们被强行扣上右派帽子的共同罪状，是创作和刊发了小说《改选》。而《改选》，仅从社会功利政治效应来看，不恰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界定的“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等标准的香花吗？
20世纪50年代天翻地覆，中国开始崭新世纪。当此历史转折时刻，满目疮痍的社会机体亟待恢复与充实元气。元气之根本在于人，在于能将自己奉献社会之人。而有些人，掌权之后，视社会为私有，滋长权欲恶性肿瘤，并派生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种种赘疣。这才是那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破坏或者削弱民主集中制的毒草。无论26岁的李国文在构思《改选》时是否清醒明确这一篇小说的主题，实际上他是在内心深处呼唤着对人、对好人、对人民也就是对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能动性、创造性生产力的呵护珍重。他的呼唤是真挚的、炽烈的、急切的，当然，首先，是艺术的。正因为是艺术的，他要提炼，要集中，要典型。他的笔下激情洋溢，流露着对“样板”心计与势力的鄙薄憎恶，对老郝处境与遭遇的怜爱疼惜，以至采用看似极端、类似尸谏的方式结局，不如此不足以发聩振聋、骇俗惊世。
文无定法，诗无达诂。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创造，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心得。但有一个大前提，无论什么人也摆脱不掉的，那就是历史的烙印。一个时代一季风，解放和发展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成为新中国创业之初的当务之急。于是凡有艺术良知的文学家，不管自觉与否，只要直面人生，都会把这种历史的需求引进自己的作品。那么反对官僚主义等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腐败弊病，就成为了那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大背景和总的主题。读者对这一类作品的反响也就会最强烈。其中，在艺术上达到了小说创作高峰境界、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强烈反响者，首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刊出的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向这一类作品挥舞大棒的事态，同时已见端倪。幸亏当时毛泽东对该作尚予首肯，王蒙暂得庇荫。半年多后崭露头角的李国文则无此幸运，尽管《改选》同样真实、深切、意韵隽永、情致感人，因它撞在了历史曲折的转捩点上，面世之日当即便被打下深渊。
那是一个要求文学直接服务政治而实质上只求一时功利不要艺术真实的年代，这就难说能有什么真正的文学评论了。可叹一些《人民文学》的编者和读者未免愚钝，乃至政治风雨铺天盖地之时，还在那评论上做文章。《改选》发表一个月后，铲除毒草的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人民文学》迫于形势，不得不刊出了《读者中来》。然而那位从读者中来的工会工作者，对《改选》的意见却是这样的：“无可否认，官僚主义的工会主席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的，甚至有的比《改选》中的更坏。作家有权利拿起犀利的笔，创造出生动的形象来刺一下这些官僚主义者和揭露批判这些工作中的缺点。能够击中要害，刺得狠点儿也完全应该。”但他觉得这篇小说不甚成功，那位“威风而又渺小的主席，这样一个‘扶摇直上’的人物，除了他个人的因素而外，他所在的环境应该也是个重要的因素，而作者对这一点却绝少叙述”。他的来信最后表示：“我知道一个人走上文学创造道路的艰难和可贵，我的主观愿望是希望作者能有个良好的正确的开始。”如此说来，若要“成功”，还需加大力度，对官僚主义者“所在的环境”进行更多的揭露，这岂不跟当时所需要的批判背道而驰么！
于是，另有权威通过另外的报刊来批判了。起先，他们想在作者身份上找到缺口，没有看《编后记》，便猜测这个李国文很可能是某一位老作家的化名。反击右派先抓大头，若《改选》确系老作家的化名作，则其“别有用心”就是无疑的了。岂料猜测只能证明李国文真个出手不凡，他在思想的磨砺与艺术的修养上果然少年老成，已经炼得相当圆熟了。这一点倒跟我读这组小说的朦胧感觉“不谋而合”，当时曾联想到诸名家，依稀似有契诃夫、欧·亨利以及鲁迅等人作品风韵。但而今要反右，反躬自省，调整思路，只好这么想：这些名家都出名于旧社会里，那套路数到新社会便行不通，甚而就连我们的民族魂鲁迅先生，若遭遇反右派扩大化，恐怕也将难逃此劫。这么一想，便又觉得那位“权威”却也不易。他毕竟懂艺术，在艺术上他感到是否定不掉《改选》的，因而只有援引艺术愈高明思想愈反动的逻辑，指斥《改选》在思想上“隐含敌意”。对于一位年轻的业余的作者，对于那个按比例抓右派的单位，这个“罪状”足以置人于死地了。
然而，这还不够。反右派扩大化指向，并非仅限于几位业余作者，而是波及一大批有知有识有才有志之士，包括当时主持《人民文学》的一些编者和所推出的一批作家。李国文只是这总体中的最后一名，他倒霉就倒在艺术的出类拔萃和际遇的恰逢其时，所以他受到了特殊待遇，一年之后又被专题讨伐。1958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出一篇署名“马前卒”的《一株攻击党的领导的毒草》，终于把批判上到了“纲”上。该文首先指出，以前的批判“以为《改选》塑造人物形象不真实”，“描写工会选举不合事实”等等，未能击中要害。在他看来，恰恰相反，《改选》的人物与故事都很真实，唯其真实才体现出作者的意图。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作者是要告诉我们：‘你们瞧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厂和工会，一个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就是受到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的领导者的打击和排挤。这样，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还有活路吗？老郝只有死去了。’——难道作者的反动的创作企图不正是这样吗？”“作者在这一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拥有广大群众的党员老工人的形象，处处和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闹对立”，“尽量丑化工会主席”。这是“用精心的结构和经过仔细推敲的语言，来装扮这株毒草”，以致“一眼看来，不是谁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的创作企图的”。“我们读了这篇小说后，可以肯定地说，这只有是反革命分子才会这样来看待我们的工会领导和工会工作，才会这样仇恨我们党领导的各项运动的”。
四十年后我之所以旧事重提，不惜篇幅引述如此惊人妙语，也不仅只向今日的读者介绍李国文一个人的遭遇，还希望能通过这一段伤心的回忆，有助于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历史、正视现实。想当年反右扩大化，有多少人出于这样或那样莫须有的原因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在《人民文学》上，只因一个短篇就被打成右派者，唯有李国文一人。如果那时未曾推出《改选》，或者先发出的是那篇歌颂性的《邻居》，也许他不会有这遭遇？恐也未必。因为李国文写小说是公开的，划右派有比例是规定的，那就难保不会打到他头上了。即便先推《邻居》，作为《人民文学》头条，也将首当其冲。若按照“马前卒”的逻辑，在李国文笔下，“一颗心尽惦着别人”的好人，被故意安排为当不上人民代表，而且写成并未得见其人，也“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诬蔑我们选举漏掉好人，影射我们眼里没有好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这一名马前卒，这一回的确是击中了“要害”的。
正是这样，《改选》所显示的思想感受，爱憎分明。李国文歌颂、呼吁、珍惜的是“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暴露、嘲讽、贬斥的是“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的领导者”。马前卒说这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所言不谬。只是他所运用的手段和所得出的结论，大谬不然。他把工会主席就当作党的领导，岂不未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么？他以丑化工会主席为由判定李国文为“反革命”分子，岂不正是“专拿运动来整人”么？“马前卒”没想到，他的批判实际恰如毛泽东常比喻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改选》的命运，又恰好证实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的预言：“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