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钾这次充当了攻击国民军的先锋，他派一团兵力从平凉出发，越过六盘山，以修公路为名，沿华家岭向定西进兵。
定西乃兰州之屏障，这里驻有国民军一旅人马，在旅长梁冠英率领下立即给予张兆钾部队以反击，因梁旅“事先毫无备战之心，以致在仓促应战之时，出师不利，损失较重。而张兆钾的后援部队却陆续赶来参战，双方在华家岭一带展开激战。两天之后，双方伤亡加重。接着断断续续打了几天，即成胶着状态。”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页。
此时驻阿干镇的黄得贵偷袭兰州，宋有才杀狄道(临洮)县长牛鸿后也进攻兰州，孔繁锦进军通渭、陇西、渭源。兰州兵力空虚，形势十分危急。
平定甘肃的战役
从东南两个方向而来的地方军阀势力对兰州的围攻，无疑给驻甘国民军以沉重打击。阿干镇距省城兰州仅20公里，定西、临洮也不足100公里，而兰州守军不足5000人，驻甘国民军可谓危在旦夕。刘郁芬急令旅长张继玺从兰州出击南面的黄得贵，张旅急驰前线，不久便将黄部击溃，并追击宋有才部撤回狄道。由于驻甘国民军两支主力张维玺和梁冠英旅均在外线作战，致使兰州防务极度空虚，一旦战事再起，兰州城防不堪一击。刘郁芬一方面致电国民军代总指挥张之江，请求派驻宁夏的吉鸿昌旅来兰增援。另一方面，刘郁芬传令驻兰国民军各部严守阵地，确保城池不被攻破。但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吉旅在接到命令后还难以立即抵达兰州。于是，刘便动员兰州城内所有军事力量，将城内一切武器全部用于城防。
吉鸿昌旅于6月中旬驰援到达兰州，该旅因长途跋涉，鞍马劳顿，不但需要休整，而且兵员严重不足，急需从其他各部抽调补充。当时曾任张维玺旅14团3营营长的王赞亭是这样记述平甘战役的：
“吉鸿昌旅经过短期休整，战斗力有所恢复。刘郁芬即发动全线出击。首先令张维玺旅攻打孔繁锦部，一路扫荡打到天水，张维玺一向作战稳健，足智多谋，加上他的参谋长俞方皋系甘肃兰州市人，熟悉地理人情，因此，战斗进展极为顺利。
8月中旬攻下天水城，孔繁锦部彻底瓦解。”同①。孔繁锦仓惶出逃，只带一件童背心，内装钻石、珠宝之类，还因传递失所，不及寻觅而去。8月19日，国民军进驻天水。孔经徽县赴陕南投奔吴新田，后辗转去天津，悄然做起寓公。抗战时，孔由天津返天水，因产业问题，与人兴讼，最后病死天水。
刘郁芬令孙良诚率吉鸿昌和梁冠英两旅反击张兆钾，最初在甘草店与张接战。吉鸿昌旅负责正面进攻，因吉旅士兵多为冯玉祥南苑练兵时期的老兵，富有作战经验，装备也好，各连均配有数挺机关枪，因此，吉鸿昌指定王赞亭营为前卫营，梁冠英旅负责两翼包抄。梁旅投入两团兵力，包抄成功，只打了半天，张部即沿西兰公路溃退。前卫营继续追击，沿途拣了许多枪支弹药，不但补充了部分装备，也使士兵的士气大振。张兆钾部退至六盘山后，在祁家大山设防死守，企图阻止国民军越六盘山入陇东。祁家大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孙良诚调整了军事部署，令梁冠英旅狂攻正面，吉鸿昌旅于两翼侧击。张兆钾部支持不住后，弃阵东窜，向平凉方向溃退。张部退下山后，吉鸿昌下令猛追，但当时缺少快骑，追击速度迟缓。
吉即命令各团、营将长官和传令兵的坐骑集中起来，共计24匹快马，组成一支追击小分队，由一位营副率领紧追不舍，虽遇张兆钾的伏兵袭击，但仍完成了追击任务。
吉鸿昌率兵追击至平凉附近，直逼张兆钾的老巢，此时张部已如惊弓之鸟，见大势已去，全部溃逃，只有一小部分逃窜至陕甘边界的关山林中。8月28日，张兆钾出逃天津，转往大连。30日，国民军进驻平凉。孙良诚率部进入平凉时，缴获无数枪炮、弹药，部队装备得到改善。孙良诚将俘兵扩编为一个旅，委任安树德为旅长兼平凉镇守使。
挫败“平番会议”
还在张兆钾以甘肃“讨赤军”司令名义，准备向驻甘国民军发难之初，甘肃部分士绅为避免地方战乱，由马鸿宾牵头发起，由甘肃各镇将领发出倡议，要求甘肃督署以及各镇均派代表前往甘肃平番县(今永登县)，共同协商，和平解决甘肃问题，以平息这场战争。这一倡议，对于多年来惨遭兵燹之苦的甘肃人民，无疑是件好事，因此得到各界的赞同，纷纷派代表赴平番参加会议。驻甘国民军考虑到自身危机四伏的处境，对马鸿宾等人的倡议亦表示了赞同，刘郁芬立即派副官张某，以三部汽车赴宁夏迎接马鸿宾先到兰州晤商后，再往平番。
兰州各界代表以及甘肃各镇代表，亦陆续抵达平番，等候马鸿宾的到来。一时，即将召开的“平番会议”轰动西北，人们把和平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会议的商讨上，马鸿宾也成为西北举足轻重的显要人物。
马鸿宾离宁赴平番时，宁夏各界在南关外列队欢送。他行至中宁，突又渡河至同心县，说是要与张兆钾在电话上交换意见后，再定行止。谁知等候多日，张兆钾始派其某部司令谢有胜、参议马国义(回族)、县长李某为代表，到同心与马鸿宾接谈，并带来张兆钾向驻甘国民军提出的撤出甘肃、发表反冯通电等八项条件。马鸿宾始知张兆钾现自恃有吴佩孚的支持，所谓八项条件不过是最后通牒而已。如此苛刻条件，估计驻甘国民军不会接受，“平番会议”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一时进退维谷，滞留同心不再赴兰。
1926年6月，吉鸿昌率援军抵兰后，宣侠父专程面晤刘郁芬，告诫刘，甘肃地方反冯势力欲借“平番会议”之名，拉拢各镇来共同对付国民军，而此会议定会为张兆钾所左右，“如果真要上了他们的圈套，我们就都成为釜中游鱼了”。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第96页。
援军的到达，使驻甘国民军的实力增强，加之宣侠父一番深刻分析，使刘郁芬对张兆钾的真实意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决心挫败这股反国民军的暗流。驻甘国民军以督署名义下令取消“平番会议”，并招回督署代表。而此时的张兆钾也原形毕露，又电告马鸿宾：看在子寅(马鸿宾的字)兄的分上，对驻甘国民军提出的八条实属过分容忍，同时也是对刘郁芬的极端客气。否则，还要追加四条，如要刘赔偿战争经费，要求驻甘国民军归顺吴佩孚，并加入“讨赤联军”驻甘军的序列等等。马鸿宾得悉张兆钾真实企图后，便对调解争端、平息矛盾、争取和平的努力失去信心，悄然返回宁夏。
此时驻甘国民军已与张兆钾在西兰公路上拉开了战幕，激战不息的现实宣告了轰动一时的“平番会议”无声无息地流产了。
驻甘国民军经过4个多月的苦战，把在甘肃地方实力派中追随吴佩孚和充当北洋军阀走卒的顽固分子基本解决，使国民军在甘肃终于扎下了根。
综观国民军在危难之中得以迅速平定甘肃乱局，无疑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由此可看出：
一是甘肃的乱局不得人心。此次由张兆钾、孔繁锦等人挑起的叛乱，实属逆时局而为之。张、孔等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当其羽毛未丰时，并不敢轻举妄动，对待国民军仅是静观以待时机到来，一俟全国形成一股所谓“讨赤”逆流，国民军在南口失利，冯玉祥赴苏未归时，他们错误地认为，此时国民军群龙无首，军心不稳，南口国民军主力压力颇大，无暇顾及甘肃一地，而驻甘国民军一师人马绝对无力与两倍以上的张、孔势力相匹敌。这种乘人之危的居心加之平日已暴露的争夺甘肃地方霸主的野心，早已被世人所识破，一旦人心由愤怒而生的反抗力量汇聚起来后，正义的力量便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张、孔的斗争中，迅速加入抵抗的行列。
二是甘肃其他地方实力派，尤其是各回族将领在张、孔叛乱时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驻甘国民军，至少保持中立态度，使张、孔之流处于孤立无援之境地，有利于国民军全歼叛乱之军。叛乱之前，张、孔便散布“国民军赤化”、“冯玉祥要遣散、收缴各方武装”之类的谣言，蛊惑人心。1926年5月，孔繁锦曾要求凉州镇守使予以配合，进攻国民军，但遭到拒绝，而对国民军所处境地，回族将领或深表不安，或持中立态度，不受张、孔二人“甘人治甘”所蛊惑，虽不能出兵援助，但为避免直接被卷入，则按兵不动。这些都给张、孔的凶焰以有力的挫伤。无疑说明冯玉祥驻兵西北之时，就与马氏回族势力结盟的策略是具有远见的。
三是驻甘国民军用兵有方，在危机万分之时，吉鸿昌驰援成为战局的重要转机。驻甘国民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离不开用兵有方。刘郁芬系冯玉祥集团中的重要骨干，早期在军事思想上深受冯的影响。刘曾是冯玉祥学兵连教官，直接为学兵们传授冯玉祥的治军之道，因而对冯的治军思想可谓深得要领。如冯玉祥治军中注重士兵精神教育的作法，刘在驻甘国民军中广为倡导，所以士兵中士气高昂，以少胜多的气势压倒了敌人。再者，驻甘国民军在情势危急的情况下，收缩战线，固守兰州，以静制动，给敌人造成错觉，不敢贸然进军。而此时吉鸿昌援军的到来，使战局大为扭转。这些都与巧妙用兵的结果分不开。
总之，平定甘肃的叛军之乱，不仅解除了驻甘国民军的危机，使之成为国民军在南口大战后从失败转向胜利的起点，而且对国民军的重新崛起乃至整个国民革命的北方战局都具有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国民军开始摆脱困境，在西北重振雄风。南口大战，国民军元气大伤，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直、奉军阀在南口一带大败国民军，国民军的前途十分渺茫，连冯玉祥本人也毫无办法地赴苏考察。原属国民军的一部分投靠了阎锡山，国民军瓦解现象严重，况且国民军被分割在京、陕、绥、察、甘各省，首尾难顾，无法形成整体实力。即使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意欲重振雄风，但分散、割离的军事状况一时难以改观。平甘战役，使西北各省连成一片，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整体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其次，平甘战役的胜利可使甘肃战略地位进一步巩固，成为冯玉祥挥师东进的可靠后方。
在消灭了张兆钾、孔繁锦之后，驻甘国民军按冯玉祥的命令积极扩军，改编张、孔部队，使驻甘国民军的数量大大增加。同时，甘肃政局的稳定，致使在南口败退下来的国民军其他部队，可集中到甘肃一带喘息、休整。冯玉祥实施援陕计划，沿途的供应和补充，也可取之于甘肃。再次，平甘战役的胜利，为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奠定了基础，对北伐战争的全局具有战略影响。平甘战役酣战之时，正是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在湖南、湖北开辟战场，胜利挺进之机。叶挺独立团已推进至武昌城下，北伐战旗飘扬在长江两岸时，国民革命的烈火在黄河流域燃起，这无疑说明革命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南、北夹击，彻底埋葬北洋军阀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