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地区历史上民族复杂，有众多回民的聚居于此，故今天水市内清真古寺不少，但有古树者惟有红台寺。红台寺在天水市大众路北，1725年建（清雍正三年），寺门两旁，列植国槐2株，北侧一株高18米，树围2．8米，基围3米，冠幅南北17米，东西19米；南侧1株高20米，树围3．5米。清真寺内植树，典型地反映出回、汉诸种文化的融合。参天双槐，青翠挺拔，象征着民族团结精神的不朽。
一、天水古树与天水古城市
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天水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肇启之地。而在天水最早的城市文明中，树木已开始发挥它积极的作用。
早在距今8000余年的史前文化时期，天水地区的大地湾先民就已在渭水流域的清水河谷地繁衍生息，开创了东方的农耕文明和林业文明。大地湾遗址历经三千余年居住环境和聚落的变迁发展，正好揭示出远古人类由村居到城居的历史轨迹，是原始村落向雏形城市演化的最好例证。大地湾时代的“城市风貌”已难确考，城市文明中是否贯彻着天水先民繁滋草木、美化居地的宝贵精神也不得详知，但据遗址布局的房屋建筑规模以及发达地具有审美性质的陶器及文字符号和朽木痕迹分析，这种雏形城市的功能已经超越了仅能满足人类简单居住的村落，他们已开始关注生存环境给自身带来的主观意识上的感受，于是，作为林业文明摇篮的大地湾，其雏形城市在创建和完善过程中，居地周围植树美化便大有可能了。
奴隶制时代，天水境内民族众多，氐、羌、戎和秦人共同开发了这片沃土。
秦人在此生活达300多年，并据有西犬丘和秦两座城邑。至公元前688年，已逾陇东进的秦国，在秦武公的率领下征服了天水邦戎，设立邦县（在今麦积区一带），开中国历史置县之先河，今天水古城秦城形成的渊源即此。秦时，邦县改称上邦县，属陇西郡。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又从陇西郡析分出天水郡，治平襄（今甘肃通渭县西），为天水名称之始，上邦县改属天水郡。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天水郡改称汉阳郡，治所迁至冀县（今甘肃甘谷县南）。三国魏在此始置秦州，不久即废。晋武帝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复置秦州，治冀城（今甘肃甘谷县南）。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罢秦州入雍州，太康七年又复立（公元286年），秦州州治和天水郡郡治俱由冀城迁至上邦。从此，上邦便成为陇右重要的中级行政首府，天水古城市文明的基础也由此而奠定。自晋代至清代，天水市在行政区划命名上又大致有北魏秦州总管府，唐陇右道秦州天水郡中督都府，成纪县，唐末天雄军节度使，宋秦凤路秦州天水郡雄武军、成纪郡、金秦州、熙秦路天水防御使、天水镇远军，元代陕西行中书省兴远路巩昌督总帅府秦州，明陕西布政司巩昌府秦州，清初秦州，秦州直隶州等名称演变。但凡此二千多年，天水市（上邦城）作为历代王朝州、郡、县的地方政府驻地大体未变，从而成为陇右地区一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交通枢纽。当然这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天水县志序》称：其地“扼陇坻之险，临清渭之渊，东走宝凤，绾毂关中，南下昭广，屏藩巴蜀，西入甘凉，原野千里，北倚六盘，遥控洪流，所谓踵秦旧迹，表里山河，天地之奥区也，物产阜康，庶类殷繁。”又《读史方舆纪要》称天水为“关陇之喉舌”。天水古城坐落于藉河之滨，是典型的河谷山城，处在大陇山以西，地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中枢要冲，为东入关中，南入巴蜀，西出凉州的咽喉门户，历史上，曾是西部诸多民族交融杂居的重要地点，同时也是历代中央王朝与割据政权争相掠夺与经营的边界地带，对中央政权又具有边防要地和战略前沿的重要作用。汉唐盛世，天水古城又是丝绸之路南段的关隘，特有的林木之饶，菽麦麻棉之富，以及繁盛的中西交流又大大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也推进了城市的发展进步。
以上自然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历史文化原因，使天水这座边塞小城，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与文明，即集地域性、历史性、综合性、多元性、科学性、进步性为一体的天水古城市文明。昔日的辉煌已灰飞烟灭，封闭保守的城垣已荡然无存，惟一能见证古城兴衰与崛起的便是“沧桑而劲健”的古城古树。天水数以百计的古树无疑是天水古城文明的重要内容。
天水古城历经千百年之沧桑，数易其名——汉唐之上邦城，北宋之成纪，明清之秦州，民国之天水，建国之后又更名秦城，现又更名为秦州。自西晋设州郡以来，天水城市形制布局和城市建设史载不详。《水经注》载，北朝时的天水古城上邦城，形制为“五城相连”，今已难确考。另据旧州志载，天水古城在唐宋时期有大的建设和发展。唐代天水为丝绸大道上的繁华之地。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重筑因前年大地震毁塌的秦州城（大城），并称“雄武城”。（东关城）其时州有人口25739户。唐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流寓秦州有诗云：“降虏兼千帐，居民有万家”。唐末五代，秦州城曾一度陷役于吐蕃。宋时，秦州地当中原王朝的西北边塞重地，为治边防的需要，真宗时秦州知州晋玮在州境筑弓门、治坊等10寨，浚濠380里，下辖100余城、寨、堡，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知州韩琦扩建秦州城，“增筑外城，乃广外城十一里，与内城联合为一城，高三丈五尺，秦民德之，号韩公城”，其城“广四千一百步，计工三百万”，规模之大，居西北之首。神宗时，知州罗拯又增修东、西之城，进一步扩大了秦州城的规模，并且设有茶马司。北宋时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国家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的影响，城市建设已经成为促进商贸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清明上河图》反映出当时京都汴梁繁华发达的城市文明，从画面看，不仅有车水马龙，而且街巷道旁，客栈铺面宽阔齐整，夹道古树更是其中亮丽的风景。上行下效是历来中央与地方、宫廷与民间文化交流的一种自觉规律，宋代天水城市建设到底如何，约略可知。广栽行道树是不可怀疑的。北宋前期，秦州辖地及毗邻地区曾是皇室最主要的木材采集地。边地吐蕃、党项诸部落长期与汉族交相往来。“吐蕃族帐，四路为秦州最盛”。秦州路成为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带。宋廷曾在秦州先后设博马场、茶市、市易司等机构，一时间秦州成为边地商贸的中心。此外，宋代秦州还以特殊的边界地理条件和雄厚的经济基础成为朝廷检验西域蕃使信物、商货物的关卡和就地赏赐、返送使者的“礼番”之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条载，真宗下诏：“秦州遣使臣量加赐予，引伴入蕃界。”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又下诏：“秦自今嘉勒斯赉及外国进秦人，并约定人数，令赴阙，其所带方物以本城传送之，勿令自雇庸人。”与其他拥有发达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城市发展原因不同，北宋秦州的城市繁荣完全是宋王朝以德治边的结果，它集行政与军事防务为一体，以地理环境为依托，融会诸多民族的文化传统，形成典型的边塞城市文明。也正因为如此，秦州城虽然盛况空前，但却缺少长期和平的外部环境和发达商业城市雄厚的物质基础，终于在南宋与金对峙的时期遭到了严重破坏。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秦州城又发生了大地震，一时间走向衰落。但宋代秦州城的辉煌，却成为天水古城市文明的重要篇章，其城市布局已无从稽考，而据文献所载和北宋城市普遍繁荣的时代特征，可以估计当时的古城在形制建造上当是非常重视形象塑造和环境美化的。城市街道植树对于有“林木上饶”和种树传统的秦州更属近水楼台、方便易行了。这也应能为明清两代秦州城的绿化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明清两代的秦州城，方志载述甚详，其布局结构与今秦州市区接近，达到天水古城市文明的顶峰时期，尤其在城市美化方面有突出的成绩。今遗留下的大、中、小城、伏羲城、古街巷古树便是明证。这为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研究当时的城市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据《秦州志》载：自明初至清末，秦州城的修筑、扩建、增补共16次，其中明代4次，清代12次。自明洪武六年（1373年）在西城旧址（今岷山厂一带）兴筑大城，只是在城垣、河道上略有变化。嘉靖时知州李鲸修筑西城告竣，州城又形成北魏所称的“五城”格局。五城即“大城、中城、东城、西城、小西关城（伏羲城）”，中经清代增建、补建、改造至于民国，天水城的“五城”形制布局基本未变。
明时，大城周长四余里，城高三丈五尺，东西北三处护城池濠深二丈，南以南湖水为界。初有两城门，东日长安，西日咸宁，嘉靖时又增修南北二门，南为环障门，北门未开，至民国，陇南镇守使孔繁锦辟为华清门。东西南门均有月城。明成化年间，指挥使吴钟重修中城以东的东关城，有五座城门。正德年间在大城之西又增筑了中城，城开5门。中城西临罗峪河故道，罗峪河故道西为西关城，嘉靖时知州李鲸主持修建，西关城西（小西关城），又称伏羲城，清代在此基础上对五城作了多次修葺和改造。大城曾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地震塌陷，后由巡道宋琬捐俸，知州姜光允督工重修。光绪时又有复修。东关城面积占五城一半，在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分别由知州王赐均、邵煜、陶模等修葺，并连续增筑东门月城和东南北门炮台。中城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由巡道林之望主持重修。西关城在咸丰、光绪年间有修筑，伏羲城亦在嘉庆、同治时期有修葺。此外，清乾隆五年（1740年），知州程材傅曾主持罗峪河改道，改引其水沿中城东流，再南折东关城外入藉水。
民国初期的10年间，天水县城亦有过补修，除街巷、城名、官署名有更改外，结构基本上保持了明清城郭原貌。新中国成立后，对古城垣进行拆除，开始了天水城市建设的新历史，但古城街道巷陌仍在沿用。以大城为核心，沿河道东西向排列建城是天水古城布局的主要特征。就类型而言，整体属不规则形城市。北依山峦，南滨藉水，濠深城宽，选址构造科学合理。而五城相拥，平面是东西向略近对称的等腰梯形。具体来说，大城是典型的方形十字街式，中城为长方形十字街式，西关城则为梯形状丁字街式，东关城为柱台形丁字街式，伏羲城略呈在凸字形丁字街式。其主干道均对城门，数城相连的布局因地制宜，交相依托，分工明确。在城区规划方面，合理继承了元蒙的胡同结构，并开创了以巷辅街、坊巷并用的格局。
大城自明始，一直为行政首府驻地。州署衙门，巩秦阶道行台、陇南书院（旧陇右道署）、城隍庙、文庙、名宦乡贤故居、考院、备署、驿铺、仓储等以及文教机关俱在大城。城内东西向大街两条，南北向大街一条为城的中轴线，呈十字街式，有四门。辅开小街巷道，规则齐整。政府机构周边皆为民居，有南北二市场，不及西关城商贸繁华。中城倚大城西垣，南北宽而东西狭，有南北二门，为农贸集散地，有丁字形街巷8条。主要有重新街，东西向市场4处。中城以西的西关城是“天水商务繁盛之区”，有五座城门，区内街道纵横交错，东西向有前后街（今自由路）。主要巷道有澄源巷，李家巷（今飞将巷）自西门至东门，皆列肆，南北向分三坊。在司马迁笔下，飞将军李广既是一位开疆拓土、功高盖世的大英雄，更是司马迁人生的偶像。李广故居一直被认为在伏羲庙附近的李家巷，大约在李广死后一千多年的宋代，故乡人民改李家巷为“飞将巷”，并在巷口立起一座牌坊，植下两棵槐树，为屈死千里沙场的英雄招魂。现今“飞将军故里”的牌坊早已不知去向，并不见一座起兽飞檐的豪宅，巷口惟一一座能让人感怀逝去的千古岁月的门楼残败之至，门檐上长满了萋萋青草，不过守护巷口的那两株百年古槐却老枝苍劲、昂首云天，给整个巷子带来一地凝重而爽朗的绿阴。西关城之西的伏羲城面积最小，有伏羲庙、火神庙、东西向街道一条，主要巷道南巷子（今士言巷）、枣园巷，其功能主要是祭祀并辅烟草贸易。大城之东关城，面积为五城之最，城门五，东西向中街一条，巷道分布整齐。主要巷道瓦窑巷（今合作巷）、饮马巷（今尚义巷）、草场巷（今古风巷）、城河沿巷（今仁和里），南北列肆关帝庙、天水书院、养济院（天主堂）等。东关城为主要居民区，北关南包大城和西关城各半部，属城外一集市。对照古今城市面貌，物换星移，翻天覆地，但重要的古迹均保存完好。大街巷道已被改造利用。明清天水古城街巷，古树保护完好，5条古街中有600年古树13株，11条古巷里分布着600年古树9株。古木参天蔽日，历数百年之风雨，它们以“古城市民”的资格和老当益壮的气势无声地诉说着秦州昔日的繁盛秀美，祈祝天水蒸蒸日上的明天。
1．古城街巷行道树
在今中华西路，存活着8株等距的约600年的国槐，可称“古槐路”，为明清大城南区东西向一通衢。西端称学街，因街西北有孔庙而得名，为旧时士大夫文人的集居区，与政府机构邻近，故而经贸虽不繁华，但美化建设却胜于他处。明清两代，崇儒尊孔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封建政府推行八股科举考试制度，注重引经据典、繁文缛节，而轻视劳动、实践，但儒学理论中的隐逸思想和处世风范却始终影响着士子文人的审美习惯和生活方式。一方面，他们追求实现“兼济天下”、“封妻荫子”的美好理想，另一方面，他们也割舍不下忘情于草木山水、咏叹兴寄、宣泄心绪的心理。这种纷繁世事之外寻找心灵归宿的需要，使封建知识分子乐于植树种草，并给予保护管理。当然他们已经有了不自觉的生态环境保护观念，这是“古槐路”景观出现并留存至今的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在林业建设方面，除禁伐森林外，有广植行道树的传统，历代政府都很重视。《周礼·野庐氏》中留下了我国最早栽植行道树的史料。秦统一六国后“为驰道天下”，广植行道树。“广五十步，三丈而树，树以青松”。魏晋时，行道树始用于标记道路里程。行道树用于绿化建设方面则始于唐代。唐都长安之长安街道旁植槐、柳、榆树等，承门至朱雀门的天街因植有槐树而被人们称为“槐街”或“槐衙”。唐代宗曾下令“种城内六街树”；元代世祖忽必烈下令在全国驿道广栽行道树；明清时期，这种施政传统仍被继承下来，天水古城的“古槐路”应是这种政府积极行为的产物。行道树可遮阴防尘，最主要的是美化城市环境。《秦州志》清代知州费延珍、陶模都曾在水月寺（今人民公园）南堤筑堤种柳，为人民的生活营造轻松舒适的氛围。提供绿色景观，构筑起人与自然界接触的“窗口”，这种功用，也使得古城居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自觉投入植树护道的行列，当然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