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柯谷既是久远的民居村（宅），又有诗圣的光顾与赞咏，自是与众不同。更名八槐是诗人魂归600余年后的事，我们不能断言八槐之名与杜甫有必然的联系，但八槐之景惟生成于该地，且以八槐名其地者，绝非那么简单。八槐为一俗名，但却渗透着质朴恬淡的自然之美。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八是一个吉祥的偶数（双数），“八仙过海”，“八面来风”，无一不具喜庆之意，而“八卦”更是中国人最初的思维模式。槐树生枝发柯，不经人为修剪，率性天成，枝干或者接近于八，遂取了这种祥瑞的意思。再者，八字发音响亮，八与槐组合，朗朗上口，若以五、七冠之骤显拗口。“八（股）槐”之由来，大抵如是。八股槐用作地名则与东柯谷以及诗圣的草堂有一定的关系。“东柯”者，意指东方的树、枝，本身就是一个方位与树木组合的典型植物通俗地名。后来从杜甫寓居此处的诗作分析，东柯谷的自然环境绝佳，林壑优美，民风淳朴。以八（股）槐更名东柯谷，正是继承了以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命名地方的原则和习惯。今八槐村还流传着“九股松（为东柯河西岸的千年白皮松，被伐于1976年）、八股槐、白水涧、砚瓦台、仙人场、逼水崖”的民谣，自水涧是村旁山谷中的天然水泉，今称子美泉；砚瓦台为泉旁一高土台，相传是诗圣的置砚处；仙人场即原东柯草堂旧址；逼水崖在村西东柯河畔，杜诗中“船人”一说，说明当时东柯谷水源充足，逼水崖或为古树阻水、蓄水用的大堤。八股槐与之浑然一体，共同组合成一幅优美的山居胜景，而以“八股槐”名居地，更显示了人们对槐的独特情感。槐作为天水乡土树种的地位也是很明显的。随着岁月的消逝，八槐的人们对诗圣的崇敬感念之情也日益弥笃，遂改八股槐为子美树，今又有人称八槐为子美村。邓之诚著《骨董琐记》云：“杜子美旧居，在秦州东柯谷，今为寿山，下有大木，今呼为子美树。”大木即八股槐，以杜甫字命名古槐，反映了八槐人民对忧国忧民、关心民瘼的至圣先贤的怀念之情。子美树是对诗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济国济民精神的回报方式。铮铮枯干，孑然昂首，虽老态龙钟，却风骨不减，八股槐被神化、人格化了。八股槐改称子美树，就地名文化发展本身而言，具体鲜明地反映出天水民俗地理文化的进步轨迹，即从一个通俗的植物地名向名人字号雅名的过渡。虽然，作为俗地名的大多数古树地名的出现和衰落往往是受地域人群文化水平影响的，但八股槐村名至今还是习惯称谓，足见古树地名与民俗风情和大众心理的联系最紧密，是民俗文化的产物，其稳定性和生命力也深深地植耕于民间风情的土壤。
4．大槐树新居
距天水武山县洛门镇2．5公里的渭河南支流大南河西岸，有一村落名郭家槐庄，今亦为郭槐乡驻地，这里水源充足，气候湿润，已开辟为蔬果生产基地。在该村公路西边，海拔1420米处存有两株国槐其中一株大的树高23米，树围6．50米，基围7米，树冠南北21米，东西20米，树干6米以上分为三大侧枝，生长状况良好，枝叶茂盛，蔚然挺立，成为郭槐村的标志和最耀眼景观。据测该槐树树龄约700余年，古槐浓荫，闾阎扑地，流水滔滔，一派古朴淡雅的乡野风貌。郭槐村现有人口上万人，以郭姓居民为多。据郭姓族谱称，其先祖自明初自“山西大槐树”徙居于此，遂有了郭家槐庄。族谱系今人追述补纂，未足全信，但“山西大槐树”的说法确有由来，郭家槐庄，据古槐树龄与明初时间相当，这不能只视为是一种简单的巧合。“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全国大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民谚。寻根问由，主要是源于明太祖至成祖年间政府在山西的徙民之说。自山西向陇右徙民的事实，史无明载，但据《秦州志》载，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3月始，秦州等地地震百余日，震声如雷，山崩地陷，压伤人畜，毁民舍。又《秦州直隶州新志》云：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夏四月，徐达渡陇清水，后至秦州，入巩昌（今陇西）。这间接说明元末明初天水地区天灾人祸严重。《续文献通考》称明初屡移山西民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四省，但中原人民饱经战乱之苦，西北陇右相对安稳，移民涌入陇上是很自然的事。明初移民是全国性的，规模空前，这与政府平衡人口分布、发展农业生产、恢复经济、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有关。今天水地区的绝大多数乡村居民都称自己家庭源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有口皆碑的说法不可轻视。武山郭家槐庄的含义，大概是说山西郭姓人明初迁居陇上，因家园之思，不忘故土，便把祖籍的乡土树种国槐移植于新居，为了进一步区分族源，遂以自家姓氏冠槐（郭家槐），最后转引出郭家槐庄这个地名。山西人喜种槐树的传统习惯，至今沿袭。但历史上的“山西大槐树”绝对不是具体的居住地名，一是史无足证，二是数十万计的移民自一地迁居，很难解释。在今山西洪洞县城附近有一广济寺，明廷当局曾在那里设局派员，办理登记签证业务，被迁移民出发前，皆汇集在寺内的一株大槐树下，领取凭证物资，倾诉离情，祭奠故土。有的移民还将槐树种子带往新迁地种植，并移迁民史传诸后世。大槐树下的说法或许接近于这一合理的推论。郭家槐庄则为源自这次移民出现的民俗古树地名的典型。从地名学的本质探究，以槐命地名，且与标识族群的姓氏相结合，郭家槐庄便具有更大的稳固性。郭姓人家把对于故里的怀念和家族源流的记载承传，寄之象征家园、乡里的槐树，并栽下了富含此意的乡树。并且，把对槐的感情，通过地名这种最具文化生命力的载体予以表达。我们可以断定，郭家槐庄命名是具有长远眼光和较高文化水准的。郭家槐庄之于当代人文化的意义，不仅是为探讨山西移民的历史真相提供线索，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我们研究天水地理民俗、地名文化提供某种思路，当然，也能从微观方面窥视天水古树中槐树众多的原因。槐是天水地区的优势树种，古槐树以500 1000年间居多，以槐命名的地方也不少，似乎能够说明古槐及古槐地名与明初山西大槐树移民确有关联。其实，槐树本来就是天水地区的乡土树种，其种植史最早能上溯至汉代。
5．龙兴槐里话龙槐
天水是秦文化的发祥地，值得注意的是，秦早期都邑西犬丘即位于今甘肃礼县境内（礼县1985年前属天水地区辖地，今亦为毗邻地区中与天水古文化联系紧密的重要县之一）。在礼县大堡子山西垂陵区范围内有一村落称龙槐。龙槐村位于礼县西汉水南岸，西河县漾水河以西的圆斗山下，东距礼县永兴镇（西和县长道镇与之毗连）5公里，西北距大堡子山秦公墓地5公里，西距礼县城15公里。1988年，甘肃省考古研究所曾在该村以东1公里的赵坪村圆斗山北麓发掘了赵坪秦墓区（初步鉴定属大夫级贵族夫妇墓葬），龙槐树介于大堡子墓地和赵坪墓区之间，考古地理位置尤为重要。而且，正因为有大堡子秦公陵园和赵坪墓区的考古发现，也就使得天水秦早期文化的一些谜团涣然冰释，有了重新探究的实物根据。龙槐地名的考辨也就绝非多余，而是显得尤为必要。秦人族出东夷，本东方畎夷一支，商末，其先祖中“在西戎，保西垂”。周灭商，秦人遭到打击，被迫西迁至今天水地区并最终定居于西犬丘一带，渐次壮大崛起。关于西犬丘，当代有学者把其地望确定在今长道镇，永兴镇，即秦国初年的国都，也就是西垂。（此地西距龙槐5公里）。但古人却把犬丘这一地名没有搞清楚。《史记·集本纪》引《集解》、《正义》引《据地志》和《汉书·地理志》等，均认为犬丘即汉代的槐里，其地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周日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废丘，高祖三年更名槐里。”按载槐里即今陕西兴平县。《史记》明言“庄公居其故西犬丘”、槐里即东犬丘；而秦人所居乃甘肃礼县的西犬丘。后世正是由于受《史记》注解和《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东、西犬丘长期混淆。
龙槐者取龙兴槐里之意，是秦国裔民故族对自己居地作为秦人郡望的溢美名称。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槐为秦人的徙居要地，龙兴起于槐里，不就是代指秦人从西犬丘建国始大的事实吗？此外，值得说明的一点是今龙槐村及周围邻村大部分人都姓赵。联系《史记·秦本纪》所载商末秦人祖先首领蜚蛮之子李胜归服周人，其孙造父为周穆王驾车建功，受封山西“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该族秦人始姓赵氏的事实，犬丘的秦人为了寻求政治庇护，亦托姓赵，可肯定今礼县龙槐的赵姓人为秦人后裔。龙槐村现有一株国槐，树龄约1000余年，据村民称，这株仅是已伐古槐的一枝发柯。槐在天水是乡土树种，龙槐地名能够说明这一问题。地名龙槐取的恰是祥瑞之意，却蕴含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天水古树地名（包括以林木命名者）中，以古柳、古槐、古银杏最有代表性，以松、柏等绿化树种较多，梨、杏、桃、桑等经济果树次之，其余的楸、椿则只占少数。这些古树地名，绝大多数只反映某种植物树木资源的品种分布。由于古树地名分散遗存于农村，山名、沟名、村落名称很少有大的变迁，因而，地名本身能形象地反映不同历史时期该地域内的植被状况和树木资源的分布等真实状况，为研究古生态提供重要线索。而且，古树地名中98％以上的是属于通俗地名，即以某树种直接命名某地；或是以古树林木之属笼统命名的，如木树关、木皮岭、三棵树等，虽算不上十分清雅，但这些古树地名之所以能长期留存下来，正是凭借了这种通俗性，才在民间文化的交流发展中具有了独特的生命力，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古树地名的民俗意义。政府的行政区域名称沿革，大多更易频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树地名更强的稳定性正好与人们利用地理资源的现实要求有关，其相延不废的承传性决定了人们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群体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必然会采用通俗的口头语言指称某地，古树俗地名大多数产生于这种语境之下。山林、沟壑、村落相间的居住环境，使得古树地名要与淳朴的大自然格调相一致，力求自然、原始、通俗，以便使用者容易理解、掌握并熟悉使用。古树地名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也很大，凡梨、桃、杏之属以盛产、特产资源命名的地名，多属此类。古树地名也与人群的观念形态和思想文化有关。古槐、古柳、古银杏地名即具有典型的文化主体因素，当然松柏喻指常青不老，桃树象征安宁长寿，桑、梓借代故乡等等，都是古树地名命名原则中不可排除的文化因素，但对树木的崇拜等感情则是以树命名地方的关键原因。天水古树地名，总体上是属于地理环境、经济因素、人群生活方式、生存居地影响下的大众化通俗地名。在文化不断发展，社会日益进步的情况下，古树地名能够保存延用，且适用于时代，证明古树地名在民间有其无可替代的社会功用。行政地名频繁淘汰、不断更替，恰好证明古树地名的生命力深深根植于民俗大众文化的土壤，它们是民俗地理风情和民间文化共同孕育的社会生活的媒介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