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天水古树文物资源，有许多特点和优势，但亦有明显的缺憾，尽管有2000余年的古柏、银杏，1000多年的玉兰树、国槐，600年以上的毛白杨，但总体上看，树龄延续呈现出断层，表现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空白，数量虽不少，分布地也很集中，但是载入书册或铭文题记的名木却很有限，如“南山古柏”者仅属凤毛麟角。这是天水古树自身历史变迁的结果。天水古树文物的生长演变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变迁史，是天水生态和社会历史文化互动过程的缩影。树木作为自然界的主要成员，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自然资源，是社会财富的源泉，当然也是人类文明的基础。自从有了人类社会，树木便成为自然给予人类的赠品。人类对于树木的开发利用，加速了文明时代的到来，而人类无意识的过度开采，也造成了古树林木资源的匮乏。天水古树文物就是在原有古森林资源的基础上，天水的先民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明创造的进程中，在开发与利用树木的历史演变中，遗留下来的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
1．天水古树是天水古森林资源的宝贵遗存
原始社会，天水地区是原始天然林区。渭河、西汉水上游的干、支流上森林密布。在葫芦河支流清水河（古略阳水）南岸的大地湾遗址中，发现了犀牛、鹿、羚羊等亚热带动物和林缘动物的骨骸，说明“在历史形成的初期，大地湾一带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丰富的草地，河流湖沼交错，植被条件优越，气温与降水均高于现代”。而且，大地湾先民的原始木结构建筑房屋，用木数量大，巨木利用情况明显，是天水地区古代森林资源丰富’，林业开发久远的明证。在天水北缘六盘山区，近几十年来陆续发现了多处埋于地下的古木，经鉴定均为距今8000年左右被埋入地下的巨木，其树种有云杉落叶林属和圆柏等针叶原始林，还有类似现代银杏的高大、长寿且材质优良的连香树。据分析，这种云杉、落叶松和圆柏占优势的原始林植被环境一直延续到距今2000年上下。
天水传说为伏羲氏、女娲氏、轩辕氏的诞生地。随着天水史前考古工作的深入，“神话祖先”的真实性已愈来愈明朗化、清晰化。伏羲与大地湾，黄帝与师赵村都有着内在的文化联系。轩辕氏制造舟车，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都有直接的反映。大地湾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种植业的兴起，要求扩大耕地面积；原始部族人口的递增，也加大了对树木等生产、生活资料的用量。就是说，在距今8000年上下的时期，天水地区农业文明与林业文明就已出现了第一次交锋。
远古时代，天水地区森林茂密，水草肥美。据考证，在天水市东部一带的古墓中出土的“周人行天下”等字样的象牙刻辞骨牌，有人猜测是行令牌或是墓主人生前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流露出了爱护树木，保护树木的意识。字迹“足称历史先河”。
渭水以北尤为典型。《山海经·西次二经》载：“数历之山（今建社会农业的发展，却给森林带来了厄运。《韩非子》：“焚林而田。”《左传·定公元年》：“田于大陆焚焉。”西汉时，桑弘羊《盐铁论》又主张“伐木而种谷”。西汉时，人口迅速增长，大地主庄园经济兴起，封建政府组织大批的无地农民由关中西迁陇上，毁林开荒。《直隶秦州志》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汉季三国至宋、金时期，天水地当战略要冲，战事频仍，天水森林、树木遭受破坏尤甚。《后汉书》载，隗嚣“使王元据陇伐森塞道”。三国诸葛亮北伐，两出祁山以“木牛”、“流马”运送粮草。试想蜀都重山险阻，造木牛、流马之木，亦应采于陇上无疑，而且，驻兵屯守、毁林屯田是古代战争的一大特点。《秦州直隶州新志》载，北梁秦二州刺史裴邃“复开创屯田千顷”。
至北宋，天水森林资源藏量丰富，皇室用木，大量采白天水。《宋史》称：“秦州有丝弁林木之饶”；又《宋史·温仲舒传》载，“渭河之南大落门，小落门砦多产良木”；又说“二砦后为内地，岁获巨木之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元月记事：“秦州夕阳镇（今天水麦积区新阳镇），古伏羌县之地也，西北接大薮，材植所出……及左丞高防知秦州，因建议设采造务，辟地数百里，建堡据要害，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朝廷设置伐木专署，委派官吏为皇室采运材木，在天水地区既无前例，更无来者。又《秦州直隶州新志》载：“秦州设置三砦，以采取材木，供给京师”；“张平为右班殿直兼市木秦陇……以春秋二时联巨筏自渭达河历砥柱以集于京师，期岁之积，良材山积”，“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知秦州张佶置大落门新砦，先是估于近渭置采木场”。当时除了官办采伐天水森林外，许多权贵缙绅还大肆从秦陇贩运木材，牟取暴利。《秦州直隶州新志》载“宋初权要多昌禁市巨木秦陇间，以营私宅”，“宋丞相吕端……时秦州杨平木场坊，木筏沿程免税而至京，吕之亲旧，竞托选买”，“宋开宝六年（公元973年）赵普贵亲吏，谐秦陇市屋材，联巨筏至京师”。从志书记载统计，宋时，私贩天水木材，以权谋私，偷税、贪污巨款的京都大吏竟达几十人。宋金对峙，吴磷、吴挺父子在天水与金兵相持达数十年之久。战争所需大量辎重，多取用木材。战争区域，林木焚毁可想而知。统治集团的穷奢极欲导致了天水古森林资源的耗竭，天水的远古林业文化自此走向了衰落。
宋元以后，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迁移，天水木材的供运量减少。《秦州直隶州新志》载宋仁宗时，一代直臣包拯同情身受苦役的劳动人民，为民请命，向仁宗大胆地提出了“土木之工不急者悉罢之，科率之出无名者并除之”的主张。“宋时秦陇材木率取课于民，仁宗时，包拯为三司副吏，奏罢之”，“秦陇斜谷务造船，材木率课取于民，又七册，出赋河竹索数十万，包拯为陕西转运使，皆奏罢之”，“宋仁宗天圣五年……罢奏陇木材课”。包拯奏免秦陇木材徭役，减轻了人民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天水的古森林。今天水古树中千年以上的数十株，多为唐宋所植，正好与此相吻合。
另外，民间烧林种药，取材烧炭，毁林造田，修建庙宇，当地豪绅营造宅院都要破坏大片森林，砍伐大量的林木。据《中国森林》（周映昌、顾谦吉著，1941年出版）记载：“最可惜者，莫如焚林培参之举，因该地土壤气候，适于药材，农民以为副业，老林无主，徽、凤、两当各县农民以秋入山，择地焚林，次年四月栽培党参，林地肥沃，获量甚丰，而森林日趋毁减。”
天水是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汉唐以来，商贸繁盛，又是京畿要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政策因素，使得这里成为“千秋聚散地”。城市文明的发达，流动人口和土著居民的增加，使得木材的需求量大增。天水地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区，冬季漫长而寒冷，烧木炭取暖历史悠久，区内远古遗址中的炭窑，木炭层，历代墓葬中的木炭灰坑以及民间的铜火盆等文物遗存，都表明了这一史实。清乾隆《伏羌县志》载“山为求薪形渐瘦”，《两当县志》载“老树无有尽作薪”。足见烧炭取柴是破坏古森林资源的重要因素。
与之相类，天水作为宗教文化的圣地之一，佛刹古寺、道观庙廊林立。修建庙宇需要大量木材，《太平广记》载，建麦积山石窟时，“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镌凿其龛室佛像，功毕，旋折薪而下，然而梯空架险而上”。至今民言还称，“砍完南山材，修起麦积崖”，“先有万丈材，后有麦积崖”。耗木之巨，可见一斑。南廓寺、玉泉观、伏羲庙、文庙、隍庙等古建筑，虽不及麦积石窟用木之多，但为数也肯定不少。清末，天水古森林资源枯竭殆尽。光绪年间姚协赞《重修羲庙记》“斩材岷麓，浮渭车来”，而“凡用木材以丈计者逾千”，天水城郊已无良木余材，所留下的也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天水古树”，延续和印证着天水悠久的林业文明。今天水秦安县郭集乡青林沟村的83亩辽东栎林，有古辽东栎140株，据考察，均为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生长的树木，距今已200余年。是天水市渭河以北干旱山区惟一保存的一片古老森林，也是渭河以北历史上有森林分布的证据，其科学价值、旅游经济价值、生态价值都很高。
2．天水古树是历史上人工植树造林的珍贵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