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近代以来，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和政治军事的需要，国人对西北的开发曾出现过三次高潮：一是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期；二是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新政时期；三是抗日战争时期。而左宗棠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治理与开发甘肃的意义
1．从开发动因来讲，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活动完全是当时的政府应对西北边疆危机的一种反应。历史证明：“社会政治环境的重大改变常常成为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的先导。”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页。晚清出现的西北开发热潮，同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的诱因，可以说，它是清政府应对当时西北边疆危机的一种反应。同治初年爆发的西北回民大起义，造成了对清政府在西北各省统治的猛烈冲击，使清政府在当地的统治濒临崩溃。此时，中亚浩罕国、沙俄、英国乘机大肆侵占中国新疆部分领土，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并把侵略的魔爪伸入西北各省，加剧了西北的边疆危机，“塞防”已变得和“海防”同样重要和紧迫。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即西北的安危盛衰，不仅关系该地区的发展和前途，而且对整个中国的稳定也有重要的影响。大乱之后，如果不及早对西北进行开发，不但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有可能失去，而且会危及整个的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这是左宗棠和时人注重开发西北的思想基础。
2．从开发历程来讲，左宗棠的治理与开发活动揭橥了近代开发西北的序幕。1866年（清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左氏在平息陕甘回民起义和讨平阿古柏反动政权后，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在农业、工业、水利事业、交通运输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开发措施。如收复新疆以后，左宗棠就大规模地兴办蚕桑事业，两次从湖州运桑秧到新疆、甘肃，栽种移接，并请专家到新疆、甘肃传授养蚕、缫丝、织造等技术；他自己在甘肃的肃州栽种桑秧，也让杨昌浚在兰州栽种桑树千余株。左宗棠认为：“移浙之桑，种于西域，亦开辟奇谈，古今美利。”“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这样的创举和愿望，可谓难能可贵。左宗棠为开发利用西北的羊毛，使“甘人自享其利”，创办了国内第一家近代毛纺厂——兰州机器织呢局。“不管这些开发活动的效果如何，但不能否认，左宗棠主政西北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开发高潮，这也是西北近代开发史的开端。”魏永理等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0页。为此后西部的历次开发奠定了基础，开启了甘肃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3．从开发策略上讲，左宗棠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北的管理模式实现了由传统的统治策略向新的谋求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开发西北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如果仅从人们对环境的利用、改造这个层面上讲，自西北有人类生息以来，就有了开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西北的开发可以说一直延续着。然而把“开发西北”由传统的统治策略转变为发展经济的构想，并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方略，则始于左宗棠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左宗棠力图改变历代王朝经营西北“治兵之官多，制民之官少”的军府制管理模式，希冀多关心民瘼，发展经济，进行开发式建设，以期“政教旁敷”。这种理念对整个西北开发中发展模式和趋向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自此，近代西北开发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推动因素，从而使之具有清代前期那种完全封建生产力范畴内开发活动所不具备的新特点”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页。即左宗棠使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实现了由传统的统治策略向发展策略的转变。
4．从开发内容来讲，左宗棠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完成了由传统的经济门类向近代工业化的转型。左宗棠的开发活动除了依照传统的经营理念着手屯垦戍边、发展垦殖、兴修水利之外，最主要的是把新兴的生产力引进到西北。具体表现为充分利用西北资源，引进机器生产，仿造铁路，发展近代西北工矿交通业，使西北地区数千年缓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根本的突破，引发了甘肃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在西安设立了西北第一个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机器制造局，标志着西北近代机器工业的发轫。不久因新疆危机，机器局西移至兰州。新疆战事结束后，在发展西北的“军”转“民”潮流中，从德国购进机器，创办兰州毛纺织厂。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织呢局开工。兰州织呢局在西北的出现，既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也是一项标志性的工程。尽管兰州织呢局由于各种因素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织呢局毕竟是西北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技术含量的近代企业，作为一个样板，它确实起了开创风气的作用。
5．从开发后果来讲，左宗棠对甘肃和西北的开发奠定了西北国防安全和长治久安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左宗棠在当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势国力下，一举收复新疆，确属难能可贵；而他为开发和建设甘肃与新疆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教和环境治理方面的举措，更是独具眼力，影响深远。由于有西征将士的奋力拼搏和左宗棠的正确决策与指挥，清廷顺利解决了险象环生的西北边疆危机，使领土免遭瓜分；对西北的开发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对提高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增强西北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缩小西北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差距，巩固西北边防，从而也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这些核心的国家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左宗棠功不可没，永远值得后人敬佩与怀念。
（二）治理与开发甘肃的经验和教训
同治八年（1869年）春，左宗棠记述初到甘肃的状况是：“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第74页。乱后，平庆泾固道台魏光焘来到庆阳，时“郡城一带杳无人迹，城内荒草成林，骨骸堆积，奇禽猛兽相聚为薮”。城外稍远之地，“时有一二遗民，居住在岩穴，采食草籽，形类鬼魅。忽见有人寻踪，以为贼至，望即狂奔，追及询问，不但不知贼耗，亦不辨年月”惠登甲：《庆防纪略》（下卷），第70页。勇丁广搜细寻，原城内3000余户，只残存百十人入城。宁夏北部地区的情况是：“孑遗幸存者，往往数十里村落寥寥，人烟绝无”的一片凄凉景象。“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民国）《朔方道志》卷九。宁夏南部隆德县“迭遭兵燹，远者无论，自经同治劫杀后，全县十庄九空”。（民国）《重修隆德县志》卷一。青海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二十一日，西宁办事大臣豫师由平番进驻碾伯，为所见情形深感恻然：沿途“率皆触目荒凉，田原茂草，间有零星各残堡逃回难民，或数家或数十家不等，苦无生计，殊堪悯恻”吴丰培编：《豫师青海奏稿》，第134页。因此，左宗棠在给儿子孝威的家书中有“无论平、庆、泾、凉一带纵横数千里，黄沙白骨，路绝人踪”《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42页。的记述。又说：“陇之苦况与浙江严州光景相似，而荒瘠过之，人民百不存一矣。狼最多。”《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45页。可以依此想见当时甘肃遭受破坏的惨相与荒凉的程度。
但经过十数年的治理与开发，甘肃自东向西，均已呈露出复兴的迹象。到光绪六年左宗棠离开甘肃时，各地开发都程度不同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对于河西走廊到兰州一线的情况，左宗棠总结说：“沿途察看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耕垦日广，民食渐充，白面一斤值钱十文，杂粮市价递减，窖藏甚多。罂粟既禁，以其腴地改种草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近更广植浙桑，关内外设立蚕织局，收买桑叶、蚕茧，俾民之不知饲养、缫丝者均可获利。兰州织呢局结构宏广，安设机器二十具，现开织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途中所见沟洫桥梁，靡不整饬，水利兴焉。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硷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行过学塾，时闻诵声，士庶佥称承平时所未有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35页。
对于甘肃东部，他是这样记述的：“察看甘肃东路收复有年，善后诸务施治较早。记名提督、借补镇海协副将周绍濂一军分驻安定、会宁、静宁一带，现署臬司、平庆泾固道魏光焘一军分驻平凉、泾州、隆德一带，频年操防护运之暇，修筑城堡，平治道路，搭架桥梁，开浚河渠，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具兴，冀成永利。……回忆入关度陇时城郭人民萧条荒寂之状，不意乃有今日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41页。这些记述是报告给朝廷的，难免有夸饰之嫌，但开发初显成效是真实的与可信的。光绪初年，有人从新疆经甘肃、陕西回广东，记述途中见闻时说：“自入陇所见，民物熙熙，一片升平景象，竟若未经兵燹者。”引自左景伊《左宗棠传》，第257页。虽不无溢美之意，但显然已迥非战时黄沙白骨、赤地千里的惨相了。
左宗棠还庆幸有如此多的志同道合的后继者与他共襄开发西北之盛举：“窃念穷边兵燹之后，气象更新，嗣事复得同心之侣，将来赓其绪而恢张之，边氓获福，岂有涯量！”并说他离开甘肃的心情与当年离开福建时相比，“无回顾之虞，尤为私幸”《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35页。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他对开发西北初见成效比较满意，对后继有人也颇多自信。左宗棠开发甘肃的这些成就说明，这次开发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尝试，有许多的经验值得后人总结与汲取。由于左宗棠对甘肃的开发只是其善后政策的一部分，并没有严整的规划、科学的论证，加上资金缺乏、人才缺少、吏治不良，许多开发措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许多建设计划因故中辍而无果以终，留下了不少的启示，也值得探究。
1．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经验
（1）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甘肃的实际情况，汲取各方面的治理与开发经验。
左宗棠认识甘肃与西北有三个途径：一是历史典籍记载，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和《水道提纲》，特别是从《海国图志》、《西域图志》、《新疆识略》和汉、唐、清代对西北历史、地理和兵略的记载中，了解山川地形、风土人情和军政文化，认识和考察那里发生的一切。二是从当时的名人、学者如龚自珍、徐松，特别是与林则徐谈“西域时务”，知“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140页。的究竟。汲取前人对西北的认识和建设西北的经验教训。三是自己在西北的亲身实践，加深和丰富了对西北的认识。一方面左宗棠是农家出身，“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637页。，具有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左宗棠在从入关度陇再到新疆的征程中，除了自己注意搜集、考察和研究各地情况外，还让部属如刘锦棠、张曜去调查林则徐当年在吐鲁番兴修伊拉里克水利和办理屯政的情况，从中汲取开发甘肃与西北的经验。
左宗棠正是根据“研究所得，消化了前人的良法美意，同时注重尽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这样，才成立了他自己的经营西北的方案”《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8页。，以办理屯政为例，左宗棠曾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288页。这显然是正确的，但他也看到，在具体办理的过程中，以前各代都不注意正确处理军屯与民屯、军食与民食的关系，方法单一，致使屯田效果不够明显。为此，他提出先有民食、后有军食，欲兴兵屯，必兴民屯的主张。在要求军队且耕且战、开荒种地的同时，特别强调纾民力、培民本，驱民归农。他总结以往屯田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从前军队亦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之利，亦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办军食，何从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因此，他提出，屯田举办之初，须查清当地百姓还有多少人，“其力可耕垦，无籽种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别发给，令其安心耕获。收有馀粮，由官照时价给买，以充军食。其必须给赈粮者，亦酌量发给粗粮，俾免饥饿……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外，馀粮可给价收买，何愁军食无出？官军能就近买粮，省转运之费不少。此时由官给赈粮，给种子牛力，秋后照价买粮”。当地百姓“既得稍延残喘，且有利可图，何事不办”？很显然，这是一种欲取先与、放水养鱼、开发式的赈灾救贫措施，充分贯彻经济利益的原则，较好地实现了军民两利，“此民屯之要策也”。就“军屯”而言，也必须贯彻经济利益的原则。“最要是照粮给价，令勇丁均分，庶勇丁有利可图，自然尽力耕种。营哨官出力者，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如此，则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要策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38~439页。这样军民结合，耕战结合，特别是把经济利益驱动机制引进到古已有之的屯田戍边的举措当中，确实是左宗棠的一大首创。事实上，正是由于屯田垦荒得法，才使进军顺利，又为战后农业开发与建设创造了条件。
（2）确立为民兴利的思想，追求长治久安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