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遗址是不幸的。
它沉睡黄土地下数千年，却无人知晓。当新中国的文物工作者发现它，并期冀尽快揭开它的面纱的时候，却在政治压倒一切的背景下，在所谓“阶级斗争”的狂潮中销声匿迹了。
大地湾古遗址没有得到及时发掘有多方面的原因。1958年，上级提出来一个“建设上的跃进，文化上的跃进”，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大跃进”的结果是钢产量上不去，粮食根本不够吃。紧接着又是给苏联还债，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这都让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这场运动几乎把中国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有关资料表明，当时受极“左”路线影响严重的甘肃省秦安县，1957年到1960年饿死人口达2万多人，外流的、患浮肿病的超过5万人。
大地湾所在的五营乡并不是世外桃源。尽管人们对运动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次运动等问题稀里糊涂，但每次运动的冲击毫无例外地会扩散到这个西北山乡，每次运动人们也毫无例外地被动参与了。淳朴善良是山乡人的本色，对历次“运动”大多数人当然是应付“差事”，但也不乏积极者，不乏烧、砸、抢式的“人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轰轰烈烈闹革命，人人“吃回销粮，穿黄军装”的特殊困难年代，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是根本提不上议事日程的。
经过那段岁月的人不会忘记，我国的不少名胜古迹，正是从1958年开始才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的。在大炼钢铁的冲天炉火中，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代狂潮中，我国大批的古寺庙或被付之一炬，或被夷为平地。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中国文物的破坏和损失更是史无前例、无法估量的。
所以辩证地看，大地湾遗址当时没有被发掘，也许真正是不幸中的万幸。试想想，如果那些坛坛罐罐被挖出来了，那些墓穴、房址被挖出来了，在那个混乱年代，在那些不知文化为何物的运动“健将”手里，大地湾宝库还能幸免、躲过灭顶之灾吗？不能，肯定不能！所以，我们说是大地母亲用她那宽厚仁慈的躯体保护了古遗址，是甘肃省人民政府所立的那块青石碑像卫士一样保护了古遗址。
从这个意义上讲，古遗址又是极其幸运的！
草木荣枯，斗转星移。在历经风风雨雨之后，不幸的古遗址真正幸运，它终于迎来了春天，终于见到了光明！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迅速作出结束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随后，我国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恢复秩序，发展生产，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科教文卫战线许多饱受折磨的老专家、老教授、老艺术家，在获得平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之后，精神振奋，干劲倍增，都一心想着努力工作，争取把耽误的时间赶回来，把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就在“科学的春天”来临，文物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逐步步入正轨的大好形势下，甘肃省博物馆计划筹办甘肃历史文物展。当时省博物馆馆内彩陶藏品绝大多数都是距今约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更早的仰韶文化彩陶却寥寥无几，距今6000年以前的彩陶一件也没有。因筹办展览和从事研究工作的需要，省文物工作队的领导决定挥师东进，尽快开展仰韶文化遗址的进一步普查和发掘。就这样，大地湾遗址的发掘才有幸被列入了议事日程。
1978年夏天，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队长岳邦湖、副队长张学正率领业务人员到渭河流域选择仰韶文化的发掘地点。他们和1958年到过五营的那个文物普查组一样，也沿渭河而下，穿陇西、过甘谷，一路考察，但没有发现任何理想的发掘遗址。秦安大地湾遗址尽管是文物工作队已经确定的发掘地点，但对其发掘价值的大小仍然心存疑虑、没有把握。当他们来到秦安县文化馆以后，一组黑色宽带纹红陶钵、黑彩鱼纹红陶盆以及造型独特的葫芦瓶、彩陶罐等立即吸引了考察队员的眼球。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寻找仰韶文化遗存极有价值的宝贵线索！通过了解，才知道这是馆里一位叫韩永录的文物干部从五营乡征集来的。大地湾遗址就在五营乡，这一发现让岳邦湖一行非常高兴，他们顺藤摸瓜，很快来到了偏远的五营乡。
在五营，省文物工作队不仅在大地湾附近收集到了一批完整的彩陶和石器、骨器，而且还在遗址区的断崖上发现了暴露出来的几米厚的文化层。一切迹象再次表明，大地湾遗址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为主体的大型遗址，极富发掘价值。于是，他们组织张朋川、赵建龙、郎树德等精兵强将，对遗址区又进行了认真的钻探、分析。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和分析论证，甘肃省文物工作队认定大地湾史前文化遗址，东起高崖沟，南依长虫梁，西至阎家沟，北临大河川，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其主体部分约55万平方米，文化层1～3米，该遗址文化内涵之丰富，时间跨度之长久，都是同类遗址中仅见的。于是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专题报告，建议将大地湾遗址列为省文物考古队当年重点发掘项目。
甘肃省文化厅经过认真研究，很快同意了省文物考古工作队的建议，批准了这一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