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传人中国后，人们根据它原来的阿拉伯一波斯语名称而称呼之，并用发音相类似的中文文字将它的阿拉伯一波斯语读音音译为中文，即是从阿拉伯语Afyun音译而来，这样，就出现了多种中文写法。在元代，至少有“阿肥荣”与“阿夫荣”两种写法。进入明代，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鸦片，并用各自不同的词汇来进行翻译。例如，王玺是通过与伊斯兰民族的直接交往而认识鸦片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阿芙蓉”一词；但在徐伯龄的著作中，却没有“阿芙蓉”的写法，只有“合甫融”和“鸦片”这两个词。而且徐伯龄大概并不知道鸦片是由罂粟蒴果的汁液制成的。在谢肇涮的《滇略》中，鸦片还被写作“哈芙蓉”。进入16世纪后，才逐渐比较一致地采用“阿芙蓉”和“鸦片”这两种写法。至于“鸦片”一词的用法，有人认为16世纪欧洲人来到远东之后，带来了opium一词，其同义词还有雅片、阿片、阿扁等别称。也有人认为他Afyun的音译，只是在译文的用字上较为简略、形象。从清代起，“鸦片”这种写法才变得流行起来。
三、欧洲人东来与烟草的传播
（一）欧洲人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线
自古以来，遥远的东方对于欧洲人来说一直是块神秘的土地。15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欧洲人热切地渴望到海外寻求财富，同时，在地中海东部兴起的奥斯曼帝国切断了东西方贸易的传统商路。于是，开辟一条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就成为欧洲人的迫切需要。
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开始了穿越大西洋的航行，希望能够到达中国。结果，却发现了美洲。1497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沿着非洲东海岸北上后，最终于1498年到达印度南部的著名商港卡里库特港（Culicat）。从此，欧洲人的船只直接来到了印度洋。
1505年，葡萄牙国王任命弗朗西斯克·德·阿贰米达（Francisoo de Almeida）为印度事物总督，开始在东方建立海上殖民帝国。葡萄牙人在印度先后建立了果阿（Goa）、第乌（Diu）、孟买（Bombay）、达曼（Deman）等一批殖民地。
从1514年起，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活动。1517年，中葡双方有了正式的交往。1553年，葡萄牙人通过隐瞒国籍、向广东地方官员行贿等手段，开始在澳门非法居住。从此，澳门逐渐成为葡萄牙人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的活动基地。
与此同时，1519年，麦哲伦在西班牙政府的资助下，开始了环球航行。1571年西班牙远征军终于占领了马尼拉，此地从此成为西班牙在太平洋殖民地的总部。1575年，西班牙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以传教士拉达为首的使团。总之，葡萄牙和西班牙成为16世纪的海上殖民大国。
进入17世纪后，荷兰与英国兴起。1595年，荷兰人不顾葡萄牙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派出了4艘商船到印度进行贸易。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组成。1619年，荷兰人攻占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这里很快成为荷兰人在东方的殖民统治中心。1624年，荷兰人侵占中国台湾，近30年。英国于17世纪开始向外进行殖民扩张。1600年英国成立“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的总裁与公司”。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从印度到达澳门，1637年，英国船队到达广州沿海。
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来到印度洋地区后，发现鸦片是印度的一种重要出口商品而被贩运到东方各地。他们不仅报导了东方的鸦片使用与贸易情况，还通过有组织的、先进的资本主义贸易方式积极参与到鸦片贸易中来，使鸦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散到世界各地。
（二）烟草的传播——欧洲人东来的一个重要结果
烟草原产于南美洲，属茄科。但在同科中，它既没有番茄和马铃薯那般滋人的营养，也没有枸杞子和矮牵牛花那般鲜媚的色彩，它以其叶面中所含的尼古丁生物碱而被列为经济作物。从史前到15世纪，在玛雅文化中烟草使用具有重要的作用，初始目的可能是宗教的和仪式的，以后逐渐转变为寻求愉快和娱乐，最后，此习俗传至中美和北美洲。1492年，哥伦布在航行中，首次在美洲大陆见到烟叶。1519年，烟叶被带到欧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只把它当做观赏植物。1543年，烟草的医疗性质受到赞许。烟草在英国风行之初，曾被附会以多种方面的医疗用途：他能够预防时疫的流行，能够治疗多种疾病，像气喘、痛风、溃疡、疥癣、劳损甚至癌肿。烟的另一用途据说是控制情绪，他使愉快者更加愉快，不快者转怒为喜。总之，烟草以兴奋神经和辛辣的口味而被当时的人们狂热地吸纳。在16世纪，烟草栽培和烟叶的医疗用途在欧洲传开。从那以后，诱人的烟草把烟的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
烟草何时传入中国的呢？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看，一说是约在万历年间（1573～1619），烟草由菲律宾传入台湾、漳州和泉州地区，人称“淡肉果”或“淡苋菰”。此后，很快流行于全国，成为与米、面、油、盐、酱、醋、茶并列而行的开门八件事。另一说为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通过福建、广东、东北这些不同的路线传人中国，吸烟之风很快在明末清初的中国流行起来。这两种说法的传播路径有所不同，但是传入时间是一致的。总之，烟草在明末清初传人中国并流行开来，是确定无疑的。
四、鸦片服用方法的演进及后果
鸦片本身“色黑、味苦辣、臭恶可憎”，难以人口。在鸦片吸食方法出现之前的中国，人们只是由于医学上的需要才吞服鸦片，其中可能有极少数人由于服用过久而成瘾。
据文献记载，中外历史上罂粟和鸦片的食用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中国古代有煮佛粥和磨乳汁等法。南宋名医林洪“将罂粟洗净磨乳，去渣然后煮沸，收聚后入极小囊压成块，用时以红曲水酒蒸后取出，制成薄而小的鱼片状，即为罂粟饼。”
宋代苏辙在《种药苗诗》中说，把罂粟“研为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锤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肺养胃……”
在国外还有其他一些用法，如法国人用罂粟榨油，据说香美无比；印度人一般取干鸦片制成饼，嚼食款待客人；作为药品，则是将鸦片和以白糖、藏红花等混合制成药丸吞服；也有把鸦片融在开水里服下；英国人则喜欢喝鸦片茶。上述方法，尽管各不相同，但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即在17世纪以前，世界各地服用鸦片的主要方法是吞食，或者吞服单纯的鸦片，或者混以其他药剂，或者煎为汤药。此时，人类基本上只知道生食鸦片。
鸦片从药物转变为毒品，其关键的一步是由于鸦片食用方法的变化，即鸦片吸食方法的产生。而鸦片吸食方法的产生，是与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的东来和烟草的传播分不开的。
美洲的烟草传到世界其他地区后，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服用烟草的方式：嗅闻（鼻烟）、吸烟、咬嚼。在亚洲的早期葡萄牙人主要用鼻子嗅闻方式服用烟草，而荷兰人则用吸烟的方式。这样，在荷兰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很自然地出现了将鸦片拌和在烟草里一起吸食的方法。即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烟草与鸦片拌食”的方法开始出现于荷兰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地区。
1624年一1661年，荷兰人盘踞台湾时期，烟草与鸦片拌食方法自然地又从印度尼西亚传到台湾。同时，在爪哇一带经商的中国人也将烟草与鸦片拌食法带回台湾、厦门等地。在18世纪初，这一吸食鸦片的方法从台湾、厦门等地传人中国内地，“自兹以后，我国人遂沾染吸食鸦片恶习”。
也有人指出，爪哇人一开始就单独吸食鸦片了。那里的土人喜欢以水管吸食烟草，初偶然将鸦片溶于水中吸之，“倍觉愉快，因发现鸦片吸食之法”。到18世纪中期，原先将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吸食的方法演变成了单纯地吸食鸦片，且这一方法最早还是荷兰人传人台湾的，“复由台湾人传入漳、泉、厦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开始流行。关于鸦片吸食方法的产生，在古代中国还曾有过种种传说：一种是“吸鸦片始于尼”。此说认为吸食法为乾隆年间，广州一尼姑所创。此说因得不到任何史料的证明，就目前来讲其可信度值得怀疑。另一种是认为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远征印度时带回了吸食鸦片的方法。此说也没有一条史料可证明，并且直到近代，印度人使用鸦片的方法还是吞服，而不是吸食。
总之，混合吸食烟草与鸦片的方法，大约在荷兰人占领台湾之初就传人了。到康熙年间，这种吸食习惯已在江南地区盛行。到乾隆、嘉庆时期，单纯吸食鸦片法发明之后，迅速取代了混合吸食方法。而利用烟枪单纯吸食鸦片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消费毒品方法，主要流行于中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采用。中国人单纯吸食鸦片的方法是：先把生鸦片放在锅里，加水熬成黏液，然后分别倒在小银罐中，以一尖头平尾的银签沾些鸦片汁在灯上烘烤，直到汁液干涸，再沾些鸦片汁烘烤，如此反复多次，直到银签尖累积成一个小球，这个小球叫做“烟泡”。烟泡烧好后，把它放在一尺多长的竹制烟枪末端的铜质烟斗中的尖端上，尔后将烟斗部分置于带有玻璃罩的灯火上烧烤，待烟泡化成烟时，将其全部吸人腹腔，躺在卧榻上静静地享受。如此反复数次，直到满足为止。这种吸食法需要一套程序和一整套包括烟灯、烟枪、烟盘、烟签、烟膏盒、烟灰缸在内的工具。
生食鸦片的方法因其进入人体的吗啡毒素较少而危害较轻。而单纯吸食——这一熟吸鸦片的方法却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鸦片“臭恶可憎”的特点不再成为人们服用的一个感官障碍，使鸦片大规模流行成为可能，从而突破医学的范围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二，纯鸦片可产生出9％～10％的吗啡，并使其深入肌骨，对人体刺激加重、危害加深。其三，使鸦片那种忘却烦忧、自我麻醉的舒畅感得以充分展示，从而深得追求者的青睐，使使用者对其依赖性大大加深。单纯吸食鸦片法的发明，导致吸食毒品的恶习在中国迅速蔓延，难以遏制。毒品需求量越来越大，这在鸦片流毒史上是一相当重要的事件。总之，单纯吸食方法传人中国，为鸦片的大量输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罪恶的对华鸦片贸易
一、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外贸易
（一）清朝对外贸易的三个发展阶段
清代对外贸易较前朝不同之处，是实行较严格的海禁政策，且在制度上废止市舶制，实行海关制。鸦片战争前的清朝对外贸易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644年～1684年，实行严格海禁闭关政策。清初郑成功（1624—1662）父子占据台湾、厦门等地，东南沿海成为中国内战主要战场。清廷为禁阻沿海居民同郑氏父子联合，沿袭明初“不准片板下海”的政策，顺治十八年（1661年）颁发“迁海令”，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30里～50里，尽烧沿海民居和船只。康熙初年仍然规定“外国非贡期不得贸易”。
第二阶段：1685年～1756年，闭关政策有所松动。1683年，清军攻克台湾，郑氏政权覆灭，台湾对清朝的威胁解除，国内政局相对稳定，清朝处于全盛时期。由于实行严格的封关禁海政策，不准沿海居民出海捕鱼和贸易，造成沿海各省人民生计困难，广东、福建等省财政困窘，这些省驻军的军饷，均需内地省份转输接济，从而加重了内地省份的负担，影响中央财政收入。鉴于上述情况，清政府对闭关政策作了较大调整，除中俄陆路贸易仍继续进行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放了广东澳门（后改广州）、福建漳州、浙江宁波与江南云台（今江苏连云港附近）（一说江海关设在上海）4个口岸，对外通商，设关征税。其后，为适应中英贸易发展需要，经清廷批准，浙海关从宁波迁移至定海，浙江省地方当局特地在定海城外道头衔之西“建红毛馆一区，以为番舶往来之逆旅”。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进一步开放海禁，准许闽、浙两省商民船只往南洋贸易。
清代宣布开禁后，对外贸易有一定的发展。当时广州出海洋船“帆踔二洋，倏忽数千里”。同日本及东南亚贸易，厦门是中心，一般“冬去夏回，一年一次，获利数倍至数十倍”，故有倾产造船者，而“借此为活者以万计”。闽、粤两省，每年从对外贸易中吸收外币约近千万，出口量也大为增加。
第三阶段：1757年～1840年，清廷重又厉行闭关政策。清政府再次严格实行闭关政策，主要原因是清王朝已由盛而衰，国内政局不稳，人民起义此起彼伏。伴随“内乱”而来的是“外患”。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疯狂地侵略中国邻邦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他们无视中国主权，将欧洲的战火延烧至中国领土，在中国东南海面彼此厮杀，掠夺敌对国家船只。1808年，英国借口防止法国侵略澳门，公然派军侵占中国领土澳门达数月之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上述侵略活动不能不引起清廷的警惕和防范。康熙（1654～1722）在开放海禁后曾预料“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告诫群臣务须“安不忘危”。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粤东红毛有英圭黎（即英国——引者）诸国，最为奸宄。”乾隆（1711—1799）更明确指出：“英吉利在西洋各国中最为桀骜强悍……不可不预为之防。”将原来的4个通商口岸缩减为广州一口，中国和西方各国的海上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清廷关闭其他通商口岸，将通商地点选择在广州，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广东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船谋生”。第二，“虎门、黄埔在此设有官兵”，同其他口岸相比，易于防守。19世纪美国的一位“中国通”卫三畏（S．W．Williams）在评论清朝厉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时说：“当16和17世纪，平托、安得雷德、威德尔登上中国和日本海岸时，他们发现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倾向于贸易，但随后，欧洲人征服了他们的毗邻地区吕宋、爪哇和印度，残酷对待当地人，使这两个国家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很快采取排斥和限制的预防措施，他们会遭到同样结果。毋庸置疑，这一政策是维护他们的独立并保持对其臣民的权力的一种最为安全的措施。”可见，清廷严格实行闭关政策，其主观意图是防止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但主观上试图防止外国侵略与客观上起了防止外敌侵略的作用毕竟是两码事，实践证明这一消极的自我封闭政策，没有也不可能防止外国侵略，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的严酷事实为一百多年来清廷执行的闭关政策做出了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