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写道：“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所谓“克己之学”，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曾国藩认为“克己之学”非常重要，大而言之，古今多少圣贤豪杰之所以能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小而言之，“克己之学”可以减少自己许多遮掩和装饰的丑态，做一个堂堂正正、光明伟岸的人。
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改号“涤生”以克己。
如此克己自励，十数年如一日。也正是由于他能够从心魄乃至外在名号、行止上的克己精神，才有一番作为。能够日日自新，天天反省，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使自己卑琐灵魂受到不歇的批判，使自己的淫邪恶欲时刻困囿于无情的拷问，由表及里地对存在的自我进行猛烈的抨击，方使曾国藩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从他改号以克己这件些微小事上，我们已窥见曾国藩作为“五百年间圣贤之一”者的修身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其二是忍癣疾奇痒以克己。
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县荷叶塘，曾家的屋后，“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缠，树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矫若虬龙，枝叶苍翠，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一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及曾国藩死后，这一巨藤叶落枝枯，不久也就死了。藤是固然存在，死因却并非神秘，从曾国藩出世即有的老藤，到曾国藩去世，经几十年沧桑，人会老，藤也会老，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的身上，长了一身的蛇皮癣，初时尚无多大痒痛，到了三十五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高升；曾国藩的癣疾，也随之一天一天扩大。奇痒奇痛，曾国藩在日记中，时有记载，苦不堪言。这一怪癣，一直与曾国藩同生共死，不得分离。
据说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星冈）在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左右，已而入室庭，蹲踞良久”的梦。于是，梦、藤、癣联成一体，化而为一，湘乡的老百姓，越说越玄，越说越像，越像越玄越说，硬说曾国藩是巨蟒转生。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曾国藩身上的皮肤病——癣疾却是真的。曾国藩在他的家书里也曾不止一次提及。例如他给诸弟的的信中说：“京寓自四月以来，一切平安。癣疾经邹墨林开方做丸药，有附子、黄芪等补阳之药，愈见大好。面上、头上，生人全看不出矣。”
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试述了几点疗法，但癣疾却从未医好，以至于他有时整夜整夜奇痒，而难以成眠，但当得知其弟曾国荃也患皮肤病后，其关怀慈意之状可表。信中说道：
十八日专人送家信一包，是夕接弟初十日信，哨官易光南行至九日始到，可恶也。湿毒更炽，遍身发烧。是秋天积燥之故。余于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服梅花一碗，亦无寸效。其时余又彻底不寝，则是别有心肝之疾，与皮肤烧热了不相涉。总之，皮肤之病，世间无甚于我者，尚非要命之症。弟疾较我轻松数倍，尽可不必服药，切不可因肝郁之症牵连而杂治之，至嘱至嘱。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在致澄侯的家信中，说：
余身体平安，惟疮久不愈，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引注：“爬”即“扒”，挠痒之意）。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季弟代买一婢，现登船上居住，余意尚未定。大约此是积年痼疾，非药饵所能愈，亦非爬搔所能愈也。
因此，曾国藩买妾以代为挠癣疾之痒事便也搁置。
由上述可见，曾国藩“克癣以克己”的修身功夫，这种肉体上的克己绝非一般世人所能及也，己疾尚甚而劝他人以安，忍癣之奇痒而遣女婢以正名，曾国藩的“克己”功夫不可谓之不厚。
其三是戒烟癖以克己。
曾国藩年轻时特别喜爱抽烟，他时常捧着一把水烟壶，以至成瘾成癖。但他也深知抽烟无益而有害，力求戒除。他前后戒烟三次，戒而复吸，吸而复戒，又复，再戒，终于成戒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
他最终以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烟的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
其四是宽下属拂逆以克己。
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事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所部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落。正在这时，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至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势。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指同治元年）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余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余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亡枕藉。饷糈大绌，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专卒来往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竟日不见烟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未知何所穷极。”
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的过日子，士气何由提高？这是曾国藩当年于军事危急之外的另一大苦恼。然而，正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是年九月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保在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截留了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获朝廷准允。这不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
例如九月十四日写道：“日内因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十八日又写道：“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然而，他并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然说道：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一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
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同治二年）再次截留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的彻底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在同治元年九月沈葆桢首次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作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这两段文字，实可作为如何对待下级“拂逆”的千古法则，也是曾国藩作为三军统率之才的又一有力佐证，当然，更是曾国藩宽以恕人，严以律己的“克己”精神的又一成功表现。
其五是顺上级之意以克己。
曾国藩的克己之学不仅表现在对下级的宽容和仁爱上，也表现在他对上级的“秉承旨意，唯命能从”上面。曾国藩大权在握、生杀自便，有着相对独立的裁事自由，但在同治嗣位后的第三年，沈葆桢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葆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即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亦尚不至此。”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今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者日可成，大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缕析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日分，日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请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
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辞旨似右抚而左督，仍合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又念金陵大功将蒇，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
所以说一个人要有所作为，要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只有摒弃心中的私欲才能使自己变得强大，才能披荆斩棘，无往不胜。曾国藩在这方面又是集大成者，所以他成功了。
成功语录：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