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正是用此建设其伟大事业的。
曾国藩主张“诚”，而且，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也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皇上下诏求言，大有一番有所作为的样子。臣子们于是指陈时弊，恳呈己见，一时纷纷纭纭，奏章不下数百件。但大多被以“毋庸议”的上谕而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颇为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这里，“书生之血诚”与“臣下之忠心”完全是同义词。咸丰三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他于咸丰十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付“良药”。
所以，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进名利，第四在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人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这里，“忠义血性”与“血诚”也是同义词。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藉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在政治上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努力实施“诚”。在围攻金陵之战中，曾国藩呕心沥血，身心憔悴，就是为了占有攻破天京的头功。对此，胡林翼知道，李鸿章知道，左宗棠知道，他们只能按兵不动，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又大又甜的桃子掉在曾国藩兄弟的手中。可是那个不知趣的李泰国将要把轮船开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给弟弟写了一封信：
你是怕李泰国到了金陵搅乱局面，抢夺功劳，为什么不以实情剀切相告？十年苦战，却让泰国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使我忠心将士心灰意冷，使我中华臣民气节受侮，这样的话都可如实上奏。心中本来想说这一件事情，上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危言耸听，这是道光末年督抚的陋习，欺蒙宣宗可以，文宗可难欺蒙了，现在更不能欺蒙了。七条轮船入江一事，我已上奏过三次，询问过两次，就是不准李泰国帮助围剿金陵、苏州。李鸿章也曾两次上书恭亲王，想必恭亲王定会心怀内疚。只是太平军还没有消灭，不想再做一个大敌，所以隐忍下来出此一计。君相都把我们兄弟视为心腹，而弟弟你上疏却言不由衷。恐怕朝廷会怀疑我们兄弟意见不合，甚至会怀疑你善用权术。
但是，尽管曾国藩处处想体现自己的诚，但这么做却并不能带来好的效果，如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后，朝廷命他带湘勇剿捻，当时，湘勇多不愿再战，纷纷逃归，或要求请假，锐气全消，甚至“哗变丛生”，曾国藩只能勉强凑足九千人，因而攻捻主力不能不是淮军。湘、淮军的私属性质，使他一开始走上攻捻战场便考虑到了自己对淮军的控制能力，因此，他调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办理营务。他直截了当地在奏稿中说：“臣此次赴山东，随带楚勇无多，所有潘鼎新、刘铭传、张树声、周盛波等四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臣拟带甘凉道李鹤章前往总理营务处。庶几上下交孚，呼应又灵。”同时，他请调李鸿章的另一个弟弟、候选郎中李昭庆至徐州训练马队，将来作为游击之师，“为国家开城之士”。这些举措分明是为了笼络李氏家族。曾国藩剖心地说：“吾近年专以至诚待之。”但是李鸿章并不领情，他要求派李昭庆驻防济宁，而已驻济宁的潘鼎新部改为游击之师，直接干预曾国藩的指挥大权。曾国藩无奈，写信给李昭庆说：“防兵、游兵，阁下须与兄少荃宫保详细商议，乃有定计。”而李昭庆以母亲身体不好为由，竟不假自归。曾国藩在同一封信中只得说：“就目下已成之局而论，贵军分驻济、徐、台庄三处，只好暂作防兵。”同时，他还开导李昭庆说：“阁下年富力强，器局闳达。鄙人本欲倚以办贼，又以两兄弟同领封圻，而淮勇诸军皆助李氏建功成名之人，诸李中无一人身临前敌，与同艰苦，恐无以服诸将之心而塞天下之口。是以专欲阁下勉为其难。”但李氏兄弟坚持固请，李昭庆其时以不再统军相要挟。曾国藩于是给李鸿章开门见山地指出，这种军事调动，因“目下风波危险，不能遽改。以私事而论，君字昆仲开府，中外环目相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以公事而论，……若非鄙人与阁下提振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而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敢复问？”这样一番大义私情，才算把李鸿章的这场干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但是，李鸿章的干预不限于胞弟之情，他还暗中反对河防之策，给其部属骆秉章写信煽动说：“古有万里长墙，今有万里长城，不意秦始皇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后来，李鸿章竟又置曾国藩叫刘铭传坚防沙河的军令于不顾，代他请求休息。曾国藩忍无可忍，才向李鸿章宣布：“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人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酋处私有请求者，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遗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修，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李鸿章这才稍有收敛，但心依然不死，写信给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一死战，稍张门户。”
可以说曾国藩为了维护中庸大统竭尽了自己的“血诚”，他的忧患意识也发自于此，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他都秉持这一原则，难怪他被毛泽东称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成功语录：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