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有思考能力以来，我就对精神存在的维护问题怀着极深的忧虑，以致其他一切与我全是无所谓的。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生往往很古怪，我常常在这儿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以我这么个奇想迭出、但多半寒气逼人的孩子，怀着冷冰冰的、几乎不加掩饰的、不可摧毁的、像孩子般不知所措的、近乎可笑的、像动物般感到满足的淡泊冷漠心态，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看到过。当然，它也是防止我因恐惧和负罪意识而产生神经崩溃的唯一保护工具。我心里只有对我自己的关心，但这种关心却是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比如对我的健康状况的担忧；这种担忧很容易出现，不时产生对消化、落发、脊梁骨弯曲等的小小的担心，这种担心害怕上升而形成无数层次，直到以一次真正的疾病而告终。”（卡夫卡 《致父亲》，见《卡夫卡集》48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最终，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肺结核找上门来，他长期以来的担心成了现实，也许这让他紧绷的神经得到片刻或长久的放松，或许他会显得更加担心，不安和恐惧，怀着对自己身体的无法预知的茫然和痛苦，看到生活、肉体、精神、心灵诸元素之间，有一个主宰了一切，当然也包括他卡夫卡在内的东西：生命。当生命成为一个人的信仰，那他思考的很多问题就得到了答案，他的心灵的门窗也就打开了。比如中国的沈从文。但这仍然没有让卡夫卡解脱出来，他仍然释放不了自己。
“由于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不安，每时每刻都需要证实自我的存在，我没有任何未来属于我的、属于无可置疑的、归我一个人独有的、唯我可以调动的所有物。由于我实际上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所以我当然对最接近的物体，即自己的身体也感到无把握了；我越长越高，但不知该怎么对待我增加着的高度，负担太沉重了，脊背因而弯曲；我几乎动弹不得，更何谈做体操……”（同上）
于是，卡夫卡在后面的表述中直言不讳地说，他永远是孱弱的，他把他可以支配的一切都看成是奇迹，比如他比较良好的消化；仅这种心态，就足以使他失去这种良好的消化功能。
于是，通往极端忧郁的道路全部毫无阻挡地展现在卡夫卡的面前，直到在想要结婚的超人的紧张压力下，血从他脆弱的肺部涌出，这就是他患的肺结核。因此，他喋喋不休地以为，他是一个被喂饱了肉和其他好东西，但肉体上却没有任何作为的，永远与自己搏斗着的孩子。
是的，卡夫卡确实是一个孩子，我们虽然不至于说他永远长不大，但我们实在愿意在这个孩子的世界里，同他一切寻找快乐，寻找造成他如此羸弱和敏感的重要原因。这个孩子对他的父亲，始终保持着距离，也始终在质问，在恐惧和负罪中，畅谈自己的感受，自己所遭受到的屈辱。
“我永远蒙受着耻辱，或者我执行你的命令，这是耻辱，因为它们只对我起作用；或者我不服从，这也是耻辱，因为怎么可以不服从你呢？或者我无法执行，因为我比如说不具备你的力量、你的胃口、你的技巧，尽管你是把这种作为毫无问题的事向我提出的；这无疑是最大的耻辱。以这种方式活动着的不是孩子的想法，而是孩子的感觉。”（《卡夫卡集》《致父亲》，469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孩子的感觉终归是感觉，但并不意味着卡夫卡就此罢休，或者仅仅是与那个独裁者、暴君和健壮如牛的人谈着模糊不清的感觉，他要父亲明白的是，他蒙受的耻辱是多么的深重，因为父亲伤害了他，同时，他也伤害了父亲，一个弱小的孩子完全可以以别的方式伤害一个在他眼里永远是无法战胜的人，而且并不缺乏痛快，也不缺少痛苦的力量，因为任何一种伤害，都是相互间能量之强大和弱小的转化，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
“我始终觉得不可理解的是，你对你的话和论断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和耻辱怎么竟会毫无感觉，好象你对你的威力竟是一无所知似的。我的话当然也会伤害你，但我总是会意识到，它使我痛苦，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没法不说出来，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后悔不迭。但你却毫无顾忌地把你的话抛出去，你什么人都不怜惜，说出时不怜惜，过后也不，人们在你面前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防卫能力。”（同上 第468页）
但最终的结果是：
“我今天对你这种言外之音的害怕之所以不像童年时代那样浑身发抖，是因为童年时那种绝对的负疚感已部分地被我们俩同样可怜的认识所取代。”（同上，第470页）
说到这儿，似乎卡夫卡这个“最瘦的人”的参照系，也就是他的对立面，也可以说是造成他那种状况的人，永远是他父亲。但这不是最后的论断，当然也不是唯一的论断，充其量是我们和卡夫卡本人心路历程中的一种解读方式和他的自我发泄和夸大的存在方式。这当然与他父亲相关，也与卡夫卡本人，以及他的母亲和妹妹们有关。这是普遍意义上的论断，自然不缺少作为研究卡夫卡最为重要的一条路径，至少，我们知道了将“最瘦的人”不管是作为一种心理暗号，还是一种自我标榜或自我调侃似的安慰，以及文人普遍具有的某种“自恋情结”，都是卡夫卡式的存在模式，包括：自身努力之后的失败、性格缺陷、生理“萎缩”和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从这一点出发，其父亲就成了卡夫卡式悲剧的始作俑者，也是卡夫卡式“文学意义”上的“牺牲品”，也就是说，由于卡夫卡自身的特点演绎了一场不属于“卡夫卡家族”的卡夫卡式人生，被强行拉来做了他痛苦也好，快乐也罢，不安也好，恐惧绝望也罢等诸多性情坟墓中的“殉葬品”。也许，也只有卡夫卡这个神经质的人才会从父亲将他带到人世，却由于身体上的原因造成的全部“罪孽”都看成是父亲的“过错”，尽管他后来又接近理智，但仍然很神经质、很孩子气地宣告父子俩都没有错，没有罪。这个结论或许是正确的，但我感兴趣的并不是结论的正确与否，而是在生命意识流的涌动过程中，卡夫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想深究这个什么样的人做过和说过什么，他的不幸之责任究竟该由什么人来负责等。
其实，在卡夫卡生命舞台的幕后，还有一个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没有或不敢说出的“元素”，我把它归纳为“文人性别”，说通俗一点就是，在文人身上所呈现出的性别错乱性质。当然，这种错乱跟各种性别的医学上的改变、性情的变异、性指向的变异，如人妖、单纯的变性者、乱伦者、同性恋者等。我所指的是，由于异常敏感的神经和善感的心态，文学本身所赋予的抒情格和对心灵世界过度的探询，对美的异于常人的感知，对命运的思考和对人性的关怀，使他们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种“性别的错乱”现象。我在此主要指的是男性，文人中的男性，他们往往具有一种女性心理特质，却又不完全等同于母性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质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性格和爱好，言行举止。如果我们再愿意花点时间和篇幅来讨论这个其实看起来并不复杂的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卡夫卡细腻，多情，花哨！从他写给几个情人的信中就能看出来，尽管他爱和性的指向性对象是女人，但那种甚至超越女人的细腻之心，通过无数个饱含深情的词汇涌现出来，形成一道爱的洪流，读来令人感喟，惊讶。但单从这一点来看，不足以说明问题，问题的关键还是他在同父亲的“对抗”中体现出来的孩子气和女人味，我甚至更愿意将他那些看起来很孩子气的话看成是很女人气的语言表现方式。他不仅爱唠叨，喋喋不休，尽管他并不承认这一点，但《致父亲》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像女人一样多疑。他遇到大事小事，往往是先不问青红皂白，就一股脑儿地瞎说一气，要么亢奋，激情四溢，要么愤怒异常，极端急噪，可话还没说完，他就后悔了，然后又开始没完没了的述说或责备，直到又一轮的激动，又一轮的后悔……有时，他会像女人一样夸大某个人的行为和性格，但需要他必须将那个人的性格气质说明白讲透彻的时候，他又很难为情，或者说得含混不清。他所继承的洛维家族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特质，从另一个层面看出，他继承了母亲那一支系的男人和女人的特点，这是毋庸置疑的。他对自己身子的描述，除了与父亲做对比，来印证他的不安、失败和对父亲的“审判”之外，也存在着隐隐约约的“自我可怜”“自我迷恋”，尽管他不可能像女人一样对着镜子，紧紧地盯着自己的面容，一边自恋，又一边忧郁不已，最后在极度的自怜中，眼泪汪汪，但他具有的那种心态却是很明显的。他婉约的语气，对细节的掌控能力，但又往往又语无伦次的表现，也能证明这一点。他的心甚至比女人还温柔，还脆弱，他是那么的容易被激动，被感动，被激怒，被感化，被支配，那么容易哭泣，那么容易在思考之余关注自己的胖瘦高矮。我一直以为，这些大多是女性化特征的重要表现。
不过这些表现并不是卡夫卡性情的主导因素，说来也仅仅是他的一种存在方式，他对抗父亲或世界的一种策略，或者是他理解和思考这个世界和他的家庭时的一种突破口，尽管那些特征可能因为来自于先天而让他在主观意识上并未觉察到。他骨子里依旧是一个男人。他的种种与社会人生的关系，他的思考社会和世界的深度，他的文学，他的爱情和婚姻，都打上了“最瘦的男人”和潜移默化中的女性特质的印记。需要说明的是，以“最瘦”的体格和最羸弱的神经、最丰富的情感和最孤独的个体在对抗强大的现实社会中的失败，恰恰是卡夫卡整个的在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成功，或者说，正是那些惨败拯救了卡夫卡，形成了卡夫卡这个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