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在卡夫卡看来，他父亲如此的行为，实际上遵循的就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在卡夫卡看来，不仅具有令人愤怒的剥削、榨取行为，而且表现方式非常恶劣，手段粗暴，毫无文明可言，甚至是相当卑劣的。而这些那样的现象又与当时西方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对立是多么的合拍，而透过这些那样的现象，卡夫卡虽然还不能像大思想家那样将它们上升到更高的社会政治理论高度，但他已经初步看清楚到了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念，乃至他们始终处于社会的上层，靠剥削和压榨下层人来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而这也正是当时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于是，在父亲无以复加的专横和粗暴、剥削和无礼行为背后，脸皮薄，心地善良，敏感的卡夫卡，出于对家庭前景的考虑和对职工的同情，更多的是怕职工由于父亲的不理智行为而产生太多的愤怒和仇恨而不可收拾，他不得不去应付职工，企图通过自己的“低声下气”和解释来替他最反感和恐惧的“资本家”挽回影响，收拾残局。这种活儿本身并不是卡夫卡这种书呆子的强项，但他只能这么做，就像一个比店员好不到哪儿去的一个“卡夫卡家族”中新式的泥水匠，专做着这种和稀泥的和事老的事。
“所以，我不得不被划入职工一边，此外，由于我至少出于害怕而不能理解，人们怎么能这样谩骂一个陌生人，因此，出于害怕，我仅仅从自身安全考虑，也要在我觉得已是怨怒深积的职工和你与我们的家庭之间居间调停，以求得互相谅解。为此目的，取通常的、正直的对待职工的态度已经不够了，甚至更谦逊的态度也不够，而是我更应该低声下气，不仅是抢先问好，而且要尽可能阻止对方回报我的问好。即使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在下面舔他们的脚，也不足以弥补你这个主人在上面对他们的大砍大劈。”
这已经超出了卡夫卡现实人生的基本范围，也超出了他的性情所能既给予他的羁绊，又给予他的尊严和作为主人儿子的地位，但他确实这么做了，而且看样子做得还不错，但终究还是怀着恐惧的心理在帮着父亲处理这样的事情，已经疲惫不堪了。他说：
“说穿了，我几乎畏惧这个商店……我离它更远了。……因为就像你所说的，它把像你这样的人都搞得焦头烂额，筋疲力尽。”
因此卡夫卡要逃处父亲亲手制作的这个家庭：
“如果我要逃离你，我就必然要逃离家庭，甚至包括母亲在内。”
他忧伤而悲愤地继续写道：
“我在你身上找不到多少获得拯救的希望，在犹太教中同样找不到多少。这里本来是应该有获救的希望的，但本来可能性更大的是：我们俩在犹太教中相逢，甚至我们意志一致地从那里出发。但我从你那儿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犹太教啊！”
诸如此类的质问，在《致父亲》中比比皆是。读来令人唏嘘嗟呀，也不能不令人深思。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通过以上的论证就得出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是一个十恶不赦、专制残酷的恶棍或暴君或魔鬼，那显然是片面的，也不符合卡夫卡本人的意思的。我们很多解读这封长信的人很容易因为出于对卡夫卡及其亲人和他家中雇佣的职工的同情，而将赫尔曼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一个没有人性的恶魔，一个根本就不配做父亲的冷血鬼，一个专制、粗暴、下流、卑鄙和野蛮的“文明社会”中的人，一个极端自私、自负的丈夫和父亲，一个金钱和物质至上的传统商贩，一个摧残儿童心灵的刽子手，等等。这种评价自然有正确的一面，但卡夫卡心目中的父亲远没这么简单，或者说没这么单一，如此单薄，他既然花了如此多的精力和篇幅来写这封长信，控诉和质问父亲，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在父亲身上，与其他人一样，尤其是与其他做父亲的男人一样，都有着两面性，或双重性格的特点。现代心理学家普遍都认真研讨过人的组合性格，即通常意义上的“性格组合论”，简单说来，就是人的性格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复合的。今天，现实中的人们则更喜欢将一个人的行为和性格特征用非常通俗的词汇来概括，那就是每个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统一体。显然，赫尔曼·卡夫卡的身上，同样具备了这样多重的性格特点，即：作为父亲——家庭之长——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有一般男人或父亲的特点，那自然是能被人们，也能被卡夫卡接受的一面；作为中产阶级剥削者的代言人的一面，也是我们很多评论家所说的人性“异化”的一面，或者说是非正常人格或非人性化的那一层次，这恰好是卡夫卡在《致父亲》中着力刻画的形象，着力控诉和质问的一个重要方面。
赫尔曼的能干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丈夫，他可以说是卡夫卡母亲的舵手和守护者，尽管后者同样显示了一个母亲的坚韧的性格和能干的特点。他们彼此相爱，从没因为家庭的诸多不快而分离。作为父亲，他显然十分称职。他通过自己的打拼，为家庭挣来了不错的物质财富，而且慢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的资本家，有可以供他差遣和谩骂甚至侮辱的雇佣者，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他的聪慧和能干，才使卡夫卡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而且他始终如一地奋斗着，因为他是卡夫卡家族的传人，而且是十分得力和聪慧的传人。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承担着教育子女的重担，尤其是对儿子卡夫卡的家庭教育，尽管他的这种教育方式在儿子身上全部失败，在至少在他看来，却并非如此，他以为自己不仅在家庭教育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即使在面对儿子连珠炮的质问和审判时，他也不以为然。虽然他多少也受到了儿子委屈和愤怒的影响，但最终他仍然没有改变干涉儿子事业，尤其是婚姻大事和管教儿子的初衷。如果我们站在他的角度而不是儿子的角度，从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层面去看，我们未必就会以为做父亲的错了，做儿子是正确的。家庭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学校教育复杂和难得多，这和国家矛盾好解决，家庭矛盾的解决难上加难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赫尔曼固然存在着教育方式的问题，但他的出发点不一定就有问题，相信很多家长是较能认同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学校教育来看，也是这样，教师有教师的道理，学生有学生的理由，做官的有做官的法则，结果还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么？倘若以做官的法则为准绳，加之将学生的理由为辅助参考法则，那教师纵使使出万千本事，大抵也是徒劳的，因为经济因素，因为对教育的认识模糊，因为功利主义泛滥，因为没有基本的人性保障，甚至是法律保障，甚至是人生安全保障等等，施教和管理的一方，如教师，如家长，前者是对学生，后者是对子女，往往会被被施教者和被管理者反感，厌恶，如果他们的教育和管理方式出了一点点纰漏，那自然就被当成卡夫卡眼中的父亲，甚至更严重，我们当今的教育其实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但就是没几个人进行过反思，即使有人反思，也因个体力量的薄弱而毫无意义。好在卡夫卡并不是只看一面的人，他的父亲当然还有另外一面让他去认识和研究。作为卡夫卡家族的一个男人，父亲赫尔曼极为充分地摆出了一个社会强者的姿态：健康、壮实、顽强、聪明、勤劳、精力旺盛、胃口极佳、声音洪亮、能言善辩、沉着冷静、自视甚高，不仅善于处理多变的商业事宜，而且通晓人情世故，待人接物圆滑机巧，不失分寸，敢说敢做，性子直接，豪爽大气，但是身为中产阶级的资本家，他又自私，专制，粗鲁，狭隘，性情暴烈，自以为是，唯我独尊。不过，即使他是如何如何专制和残暴地对待儿子，但他仍然不时地表现出一个父亲应有的情感来。卡夫卡自己也在信中说，他父亲几乎从来没有认真打过他，并承认是事实。这说明了什么呢？其实很容易回答，那就是，父亲，毕竟是父亲，他的心不是石头而是肉做的。
“所幸还有例外的时候，这多半是，当你默默无言地忍受着痛苦，用爱和善良的力量来战胜一切对立现象，并立即产生了感人的力量之时。这种时候是罕见的，但确实是美妙的。比如，当我以前在炎夏天正午时分饭后在店里看到你疲倦地打瞌睡时，你那胳膊肘支着台子的样子；或者当你星期天风风火火地赶到避暑地来看我们；或者当母亲一次重病时你紧紧抓住书橱，全身都在抽泣中发抖；或者当我最近那次生病时，你蹑手蹑脚地走到奥特拉的房间来看我，站在门槛上，只探进脖子来，看看躺在床上的我，因怕打扰我而只用手势向我问候。在这种时候，人们就会扑在床上，幸福得哭起来，而且现在我写到这里也禁不住又哭了起来。”
这样的文字，在卡夫卡的创作生涯中，并不多见。卡夫卡能从片刻前还在质问父亲的语境中跳出来，确实让人不胜感叹。父亲的形象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的，他同样懂得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同样有在劳作疲倦时分打盹的可笑又可亲的样子。这使对自己极不自信，在社会和家庭的漩涡里漂着的卡夫卡一时间被这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洪流包围着，并因为这种弥足珍贵的感觉而再次哭了起来。是啊，世上有哪对父子生来就是冤家，是死对头呢？
“你也有一种特别美的，但很罕见的微笑方式，这是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许的微笑，它能使它的接受者深感幸福。”
只是这种由衷的幸福感觉太短暂了，从童年的孤独和恐惧走到成年的卡夫卡，依旧无法从这短暂的幸福中脱身，他说：
“再说从长远看这种亲切的印象只能造成这样的后果：我的负罪意识扩大了，世界在我眼中变得更不可理解了。”
卡夫卡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态面对世界和他的父亲的：
“最近我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我从小就被父亲战胜了，现在只是出于好奇心而离不开战场。年复一年，始终如此，尽管我不断地被战胜。”（见《卡夫卡集》1910-1923年日记，1921年12月2日 上海远东出版社）
但在同年，即1921年5月6日的一则日记中，卡夫卡描述了他做过的一个梦：
“当我终于走上了台阶时，父亲已经从大楼里走出来，他朝我飞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吻我，紧紧地抱着我。”
从这则日记中，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卡夫卡之所以如此花费时间写这封长信，如此迫不及待地要从各个方面审判他的父亲，其实他骨子里是爱父亲爱得很深的，正是因为对父亲的恐惧，使他自己这方面造成了父爱的某种缺失，同时，也由于父亲的专制和野蛮，从另外一个层面使儿子获得的父爱不多，即使做儿子的有心怨恨父亲，但毕竟是父子，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不过，即使做儿子的有心如此爱戴父亲，将父亲不多的温情画面展示出来，可这个神经质异常严重的懦弱男人，却因为对父亲幸福回忆的感受而感到负罪感的扩大，这是多么的耐人寻味啊。
更耐人寻味的是，命中注定卡夫卡的人生是悲剧性的，也可以说从整个卡夫卡家族在到了赫尔曼或弗兰茨这一代的时候，悲剧性更加突出。卡夫卡并没有将父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想法，他和父亲之间的怨恨终究不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卡夫卡完全可以抛弃作为中产阶级的父亲角色，同生活中，也就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父亲形象讲和，妥协，再回到家庭中去。在《致父亲》中，尤其是信的最后部分，卡夫卡明显地表示了这样的愿望。他写这封长信的目的既明确，又模糊，明确的是，他必须面对和“讨伐”他从小就恐惧的暴君和魔鬼——父亲，模糊的是，他毕竟不能将父亲看成是永恒的阶级对立的一个角色，父亲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其实也并不完全被卡夫卡所否认，甚至资产阶级的某些理念，卡夫卡也并不反对，他需要的不是那个父亲，而是作为个体的，家庭一分子的父亲，他渴望父亲的爱、理解、尊重和支持，重新回到生命中的“童年”去，与那个在自己心目中永远高大、健壮和伟大的父亲生活在一起。这是人之常情，《致父亲》最终回到了这个主题上来，一切恩怨都可以化为乌有。但本可以作为这封长信的第一受众的父亲赫尔曼却没有能看到。卡夫卡完成此信后，请母亲转交给父亲，但见证了父子恩怨的女人担心这封信被丈夫看到，会加重父子之间久化不开的矛盾，因而并没有按照儿子说的去做，而是将信留了下来。这是一个巧合，一个偶然，它进一步加重了卡夫卡父子之间的隔阂。但这又是一个必然，性格，信仰，年龄，气质，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严重差异而造成的更深层次的隔阂，乃至到了卡夫卡死去的时候，做父亲的依旧是那个父亲，即使在墓地里，都不理睬深爱自己的儿子、扑在墓上痛哭的女子。还有什么能比这情形更让人感到遗憾呢？卡夫卡也许到死的那一天，就认定父亲是读到了那封信的，父亲兴许会因为那封信和自己的死，能改变对自己的某些看法，但父亲一如既往的专制、冷漠和霸道，让本心同父亲和解的卡夫卡一定伤心透了，甚至绝望了，也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无法进行的父子间的对话，间接地要了卡夫卡的命。这也许是卡夫卡家族的悲剧，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共同悲剧。
在这封信而末尾，卡夫卡写道：
“在现实中，事物间的关系当然不会像我的信中所证明的那样，生活并非仅仅是磨砺耐心的游戏；但这段插话对此作了一些矫正，这一矫正我既不能、也不愿详加阐释了，我认为这一矫正，情况已表达得非常接近事实了，使我们俩都能得到一些安慰，使我们的生与死都变得轻松起来。”
但事情并非如此，他们都无法真正轻松起来。尽管卡夫卡最后也像法官一样告诉父亲，他们都是无罪的。但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辰里，卡夫卡依旧在沉重的生命压力和恐惧中捱着，他的父亲依旧是那个跋扈、豪强和聪慧的中产阶级资本家和一个不折不扣的家长。悲剧继续上演，即使在卡夫卡撒手人寰的时候，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