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学校的往事，最早的记忆是和二三十个同学一起，大声唱赞美诗（接着又唱了首新的）。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要理解歌词中深刻的宗教意义是不可能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伊曼纽1是谁，直到了解了物种演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重新审视这段学校生活，我觉得那时候的大部分课堂时间都在学习宗教教规。那是一所小型私立学校，校长是个宗教狂热分子。值得庆幸的是，如今这样的学校越来越少。
校长当时正值中年，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他就是个老头。长着一颗秃脑袋，满脸斑白的连鬓胡子。他身材挺拔，经常找机会跟我们讲自己每天坚持在冰冷的河水里晨泳的事，说完会立刻认真地向造物主祷告。这个习惯的确使他面色红润、气宇轩昂，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可惜，他的性格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成熟稳健。他十分严厉，严重缺乏想象力。
这位“型男校长”每天带领我们唱赞美诗，以此作为当天的首课。接下来，他会花一个小时讲述一个宗教人物的故事。他经常从报纸上摘录当天的新闻，用来做课堂上的素材，然后用他的宗教信仰对新闻事件进行教条式的谴责或辩护。他使用的词语大部分来自《旧约圣经》，他的思想跟其他清教徒一样死板。他经常在课堂上引用《圣经》原文，并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在课桌上放一本《圣经》。于是，每当他开始布道，讲些无聊的、假清高的话时，我们便开始偷偷翻阅《圣经》，试图从圣书中找出一些世俗的，或与他讲诉的道理完全冲突的段落——这确实是摆脱无聊的好方法。我们会熟记这些段落，上午课间休息时，我们会用充满童真的语调相互转述这些内容。
他真的很令人讨厌，思想狭隘，无知又无聊，想把我们培养成跟他一样的伪君子。他雇佣过很多助教——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这些助教都很擅长阿谀逢迎，可惜没有一个能任职超过一个学期。这些年轻的助教都宣称自己认同校长严苛的宗教观。在一次同学“互进会”上，我总算从这些助教口中，明白了该如何解读这种“宗教观”。那天，我们花了整个晚上阅读一篇文章，文章中说整个庞培城连同里面的居民顷刻间被湮没。有关庞培城毁灭的原因，文章中给的解释是：上帝被一直以来盲目的偶像崇拜激怒了，于是他摧毁了整个庞培城，祸及到了城中的居民，但总的来说这对人类是有益的。年轻的助教解释道：“后来，仁慈的上帝命令狂风驱散了庞培城的废墟。”上帝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居民，竟然还是仁慈的。虽然我还年幼，脑袋里像白纸一样空无一物，但我实在无法从那些荒唐的描述中找出一丝证据来证明上帝跟“仁慈”二字之间的关系，他的恶行简直让人震惊。这个貌似很琐碎的小插曲，在我的脑海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因为它标志着我开始与那些不断涌来的怪诞宗教逻辑作斗争了。
刚才提到的那个“互进会”，对它的会员是有一定强制性的。我们每周都要抽出一个晚上来学校出席会议，说白了就是听某个成员朗读某篇文章。主讲人有选择文章主题的自由，不过主持人会对文章主题进行审查。朗读结束后，听众可以对主讲人进行评论或批驳——这种行为是被鼓励的。但评论的内容会受到限制，于是评定优劣的标准常常跟文章的内容是否有新意挂钩。为了提高评论文的新意，评论者必须在限定主题内想方设法攻击演讲者及其文章。“互进会”不可避免地变成了酝酿仇恨的场所。翌日，总会有精彩的打斗场面在学校旁的巷子上演。我们的校长才不理会什么法不责众，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不偏不倚，不管是参与者还是旁观者都会挨校长的鞭子。
“互进会！主讲：朱庇特。”
我们的“型男校长”偶尔会邀请一些海外归来的传教士到学校给我们讲课。他们与土著人接触的机会有很多，但讲课内容很少涉及土著人相对浪漫的生活方式。由于可以不按课程表上课，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休息。我们不喜欢听土著人得到上帝指引后所过的生活，我们宁愿多听些茹毛饮血、同类相残的描述。
这段学校生活如闪电般在我的脑海中划过，就像德国现代电影里不停上下晃动的拼图，一些事情褪色了，但一些场景、一些同学的面孔依旧清晰：山德尔，大头孩子斯考特，表情一本正经、后脑有些凸出的汉弗莱，又黑又瘦、经常感冒流鼻涕的威康，长的很像电影《奇迹》里饰演修女情夫的那位令人生畏的助理教师，还有那个很会打架的酒馆老板的儿子——不过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了……在斯皮尔曼的长笛伴奏声中，我听到了圣歌中的歌词。歌词中反复出现鲜血，主的鲜血，羔羊的鲜血；鲜血正在流淌，用鲜血洗涤。鲜血……
恐怕我的文笔限制了我想表达的东西。目前为止，我居然对学校的实体部分只字未提。这或许也算不上什么大失误，因为前面描写的整体氛围对我年轻时的思想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
学校距我家大约一公里，由私人建筑改建而成。那所学校很有可能还在运转，由校长的家人和亲戚把持着几乎所有的教师职位。我在此尽量不透露学校的详细地址。这栋建筑底层是一个很高、很大的房间，校长把它改建成了教室。墙壁镶嵌了大约三英尺高的企口板，日久褪色，变成了令人作呕的黄褐色。墙壁上方被粉刷成了白色。我想，底层的这间教室肯定是在原来建筑的那间屋子基础上扩建出来的，因为它与原建筑突出的部分用的材质完全不一样——屋顶用的是可以采光的天窗，墙壁几乎全是玻璃结构。
教室里有个放在石质地板上的供暖设备——铁炉子。铁炉子的旁边还有一个陶瓷滤水器，滤水器上面是一个用绳子悬着的水罐。靠近火炉旁的墙上挂着一个用灯芯绒遮盖住的公告牌，公告牌上的内容十分无聊：传教士的名字、演讲主题、一大串头衔、教学大纲、互进会的朗读主题，诸如此类。房间最后面是一个通向图书室的小门，图书室里有很多书架，上面堆放了很多书，看起来杂乱不堪。小门的正对面是一个讲台，讲台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块黑板，讲台上放了一张桌子，桌子的颜色跟教室的壁板一样，同样令人作呕。贯穿整个房间、正对讲台的是一排排桌椅，大多数排列在教室的右侧。
我们大概四十人左右，平时从房间侧门进出教室，这个门连接着教室和寄存室，寄存室直接通向操场。为了弄出这个操场来，“型男校长”牺牲了他的大半个花园。操场铺上了砾石，两侧是高墙。由于我们经常在操场上玩打斗之类的暴力游戏，所以膝盖经常受伤。不过好在操场的另一端没有砾石，在那里砾石要给剩下的花园让道。花园里有大片的山莓藤和醋栗树，一个木栏用来阻挡我们闯入，我们的校长好像对醋栗特别情有独钟。夏天，在上午课间活动时，我们经常看到他头戴假牧师帽在大片醋栗树中穿梭，半蹲着身躯，就像很有耐性的印第安斗士在追踪敌人留下的脚印一样。我们对校长拥有的那片圣地是如此的敬畏，对擅入圣地可能面临的惩罚是如此的害怕（虽然校长从未讲过那到底是何种惩罚），以至于整个校园生涯期间，我从来没见过有哪位吃了豹子胆的小勇士敢去木栏那边一窥究竟。所以那个木栏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作用，尽管它连五岁的小孩都无法阻挡。
每个学生都曾想过擅自进入那片花园并亲口品尝园中的水果，但最终还是经住了考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屈服于诱惑之后会面临怎样的惩罚，就像南太平洋岛上的土著人无法理解蔑视宗教禁忌后会面临什么样的恶果一样，于是，另一个诱惑抵消了这个诱惑。学校高墙西侧还有一个花园，里面有更多果树，简直就是一个大果园。花园主人对擅自翻墙，甚至是越墙偷窥所面临的惩罚都一一做了详细地描述，但孩子们依然喜欢光顾这个花园。
尽管主人经常暗中侦查果园，但那诱人之地，还是引得学校里的不法之徒对它进行了多次突袭。果园的主人是个中年人，他的身体同“型男校长”一样健壮，不过胡须更加浓密。我从未听说过他的真名，不过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施洗约翰1。我们觉得他有超乎寻常的觉察力，他总能意识到不见了的水果。我们同学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果园里的鸭梨就像长在他头上的头发，一根一根他都有数儿。一旦果园里少了水果，哪怕只是一个鸭梨，不出一个小时，“施洗约翰”便会现身学校，拜访校长，之后便是可怕的报复。
每次提起令人反感的“约翰”，我们都会在他名字前加两个字——“俗人”，比如：“那个‘俗人约翰’正在隔壁。”这是从孩子的嘴里说出的天真无邪的绰号，在对它做解释前我想说，校长嘴里经常冒出“俗人”这两个字，意指那些过分沉迷于世俗享受、不知为死后入天国做准备的人。这个词之所以能在我们之间流行起来，是因为它本身具有让人极度反感的字面意思：乱搞两性关系——这跟校长想要表达的意思不同。我们把它当作社会下层人们口中的脏话来使用。不过“俗人”同“施洗约翰”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绰号，之所以使用“俗人”，是为了表达轻蔑（或者亲切、和蔼）。另外，同下层人相比，这两个字经我们说出后有不同的效果：当挖土工人用“俗人”形容某人时，他意指这个人乱搞两性关系，至少别人会这么理解，但即便我们被别人听到脱口而出这个词，也并不会招来太多麻烦。
也许是巧合，由于长期使用的原因，对我们来说，“俗人”这个单词已经变得粗俗起来。每当校长向我们讲解宗教戒律冒出“俗人”这两个字时，我们就会变得很欢乐，就好比布道者用下流语言讲经一般。
对我来说这段校园生活很重要，重新回顾那段时光，我收获了两样东西。其一，我突然展示出了绘画才能。在一名教师的理解和鼓励下，我的绘画潜能得到了开发，他是这所学校里唯一一个给我留下清晰记忆的教师。
他叫皮尔森，是名艺术家，后来屈尊到这所学校任教。我们通常不会把他的作品挂在家中的墙壁上，因为解释或定义那种画作需要用到很多抽象的概念。有个叫桑德的同学——他父亲好像与出版界有着不错的关系——能帮我们“领悟”那些作品；通过桑德我们还知道，皮尔森老师画的都是些裸体女人。之前皮尔森老师在“罪恶之地”——圣约翰伍德和切尔西1——生活过一段时间，房间堆满了啤酒瓶，每天都有裸体女孩坐在他的大腿上。很显然，这种生活必须以强劲的收入来源作为后盾，而这又取决于裸体女人画作的市场价格。真的很难想象曾经风光一时的皮尔森先生竟会沦落到这里。有几个同学试图用风流韵事来解释这些，不过，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再转述那些近乎疯狂的猜测了。
我想型男校长对这位教员的往事应该知之甚少吧，否则他早把皮尔森老师视同为演员之类的“俗人”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在我们那个年代，对中产阶级来说，艺术家天生就是坏名声的代名词，但同这种看法相悖的是这些艺术家的收入真的很高。即便现在，我想很多人依然抱有那种旧观念吧。
美术课是学校课程表里的其中一个科目，由皮尔森老师来代课。其原因不是因为校长认为这位新来的在某方面有特殊的绘画才能（可能校长非常质疑他这方面的能力），而是因为过去一直是由校长助理把持着。之前，美术老师经常要求我们素描茶杯、石膏像、动物……（由简入难）。我们用铅笔在画板上辛苦作画，完成后必须反复拿给老师看，当他觉得我们对线条、光线的把握足够娴熟时，我们才能按要求把画板上的作品清理掉，同时，用锋利的铅笔给原来的绘画打上清晰的轮廓。这种教学方法已经使用很长时间了，校长希望皮尔森老师能把这项传统继续保留下去，似乎皮尔森老师也从未想过改变它，因为他根本没想过在这所学校里展示他的艺术才华，或者他的那份绘画热情突然冷淡了。
同其他的学生一样，为了在无聊课堂教学中找点乐趣，按照要求作完画作之后，我会拿出一张白纸放在绘画作品的边缘处（这样，老师来了可以迅速把它藏到原画下面），然后凭自己的直觉天马行空地作画。但有一次，眼疾手快的我在皮尔森老师面前马失前蹄了。
“你那里放的是什么，小卡纳克？”一个声音从我的胳膊旁边传来。
我很不情愿的拿出了放在画板下面的那张纸，把它交给了皮尔森老师。按照学校的规定，我的这幅画算是一张乱七八糟的素描。在认真看过这幅画后，皮尔森老师沉默了一会儿，把它折叠起来并装进口袋。他对我说“下课后到我房间”，然后朝另外一个学生走去。
去找老师之前，我脑袋中闪过很多画面：在皮尔森老师的房间里站着被他请来的校长大人，他同皮尔森老师一起训斥我的画作，他们一致认为这种行为不可原谅。这些猜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我看来皮尔森老师只是“型男校长”的代课人，他没有理由不讨好校长。放学后我去找皮尔森老师，他想把这件事当作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处理，我才意识到刚才的想法只是虚惊一场。见他时我表现得十分卑微，他主动跟我打招呼，我不知该怎么形容他当时的态度，如果非得用语言来描述，我认为那是：令人愉快的严肃表情。
“你知道吗？卡纳克，你不能在课堂上画这些东西。”说完他从口袋中摸出画作，又重新检查了一遍。
“我知道，先生，我以后不会这样做……”我随声附和。
“这画的是校长的肖像吧，根本就不太像嘛……”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画中的人物会被他认出，“不，他不是校长，先生。”我急忙辩解。
他露齿笑道：“虽然……嗯，不过也不能说完全失败。”
听他这么说，我脸上伪装出的忏悔表情稍微放松了一下。
“你之前经常画画吗？”他问道，举起了那副素描。
“不，没有，没有。”我急忙向他保证。经常作画来戏弄校长——承认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我是说，你之前是否经常练习素描？”皮尔森先生解释道。
“是的，先生。”我回答。
“好吧，如果我是你我会坚持下去，”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还想看看你的其他作品，说不定我还能给你提供点建议。只是你不能再继续画校长的头像了，其实你可以画我的头像，记得画完之后拿给我看。好了，现在我们还是把这张给烧了吧。”说完他走向火炉，把那张素描丢了进去。这时，我意识到原来皮尔森先生不仅想忽略掉“犯罪证据”，他还要做“毁尸灭迹”的帮凶。
尽管我离开时的总体感觉是刚刚敷衍过了一个蠢蛋，但那次谈话的确让我受益匪浅。从新回顾当时的场景，如果皮尔森老师和那位一直给我们上美术课的助理校长一样，是一个思想狭隘、阿谀逢迎的家伙，如果他用传统的方式——以维持纪律之名——来惩罚我，可能埋藏在我身上的绘画天分（如果天分这个词是恰当的话）在当时就已经被扼杀掉了。他并没有被学校狭隘的规章制度所左右，他在我身上发现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绘画潜力，并用他的智慧来鼓励我发掘这种潜能。
我会感激皮尔森先生一辈子，感谢那次谈话，它使我开始努力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培养了绘画兴趣，还让我发展了批判事物的能力。不幸的是，不久之后，我享有皮尔森先生鼓励的机会被剥夺了。在学校举行的一次颁奖会上，他自愿去协助音乐会的举办事项。不知是谁提了一个很不明智的建议，而皮尔森先生居然照做了：音乐会上，他用非常滑稽的方式模仿了一位坐在化妆台前的女人，想以此给台下的学生和家长增添点娱乐。不过，他的表演天赋毁了他在校长心中的形象，因为在校长的眼里，演员可以归为“俗人”一类。虽然皮尔森先生是名教师，但其在绘声绘色的表演中展示出的过于世俗化的动作同那些不圣洁的杂耍没什么区别。显然，在校长眼里，他很有资格被归为演员，但其代价是必须放弃教师资格，他已不再适合管理这群可塑性极强的、天真无邪的学生了。最终，他被校长解雇了。
多年后，我再次见到了皮尔森先生。当时，他面容消瘦，头发苍白，坐在伦敦西区的街边，背靠护栏，身旁放了一堆滑板，我认出了他——不过他已经对我没了印象。那天晚上，我跟一个女人走在一起，我尽量掏出了多余的钱，放进他身前的帽子里。第二天，我重新返回原地，但他已不在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