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政治权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表明了专制独裁主义的思想。
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法律与规章制度，具有“范天下不一而归于一”的功能。
韩非子则是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师从荀子，作为儒家大师的荀子在政治主张上对孟子的学说又有所发展。在尊王道、举贤能的基础上，荀子主张兼称霸力，法后王；不迷信天道鬼神而强调人的能动性，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韩非子与老师的政治思想也不尽相同，他尖锐攻击儒墨之道，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明君如天，执法公正，这是“法”；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这是“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这是“势”。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收道家思想，建立了名为法治实为人治的“以法治国”封建规章体系，将法治理论系统化，再加上对臣、子、妻对君、父、夫的从属关系的肯定，形成了较完整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
客观上讲，韩非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形成，是时代需要的产物。战国时代，封建诸侯已经建立了政权，并进行了改革。处于战国中期的孟子虽有“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但那时诸侯割据，战争频繁，旗鼓相当，谁也吞并不了谁，还没有具备统一的条件，因此，不能提出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来。只有到战国晚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国力强盛，统一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客观上有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迫切需要，因此，才有韩非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产生。
韩非子所说的君臣关系与孔、孟所讲的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区别。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还认为，国君若不行“仁政”就可以流放，甚至还认为杀昏暴之君不叫杀君，而叫“诛一夫”。这里，不存在臣对君绝对服从的问题。《韩非子·备内》认为，君臣之间，国君与其家庭成员和左右亲近之间，都充满着尖锐的矛盾。他说，群臣服从国君，并不是有骨肉之亲，而是受到国君权威的束缚，不得不如此。事实上，朝廷里如《韩非子·杨权》所说：是“上下一日百战”。“臣之所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一旦臣下羽毛丰满，条件成熟，就可能对国君取而代之。因此，要巩固国君的地位，就必须加强中央集权。《韩非子·杨权》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即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在国君一人手中，全国各地都对国君负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能独断者，故可以王天下。”韩非这种思想，在君臣关系上，是站在维护国君的绝对统治权的立场上说话的，它直接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秦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作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他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否定，打击了旧贵族的特权。这种主张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作用。同时，韩非子的思想在战国的末期适应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步伐，也有其进步意义。
韩非还提出，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必须统一人们的思想。他说：“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他甚至反对知识文化，反对藏书，主张焚书。《韩非子·喻老》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种实行思想统治的愚民政策，直接影响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秦始皇采用了韩非子的思想，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这可以说是韩非思想在历史上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主张严刑峻罚、横征暴敛毕竟太残酷，秦王朝只传了二世就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推翻了，也就宣告了韩非子思想的破产。
而且，他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权术思想，却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袭，影响极为深远。韩非子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思想，也为封建统治者沿用。明清两代更盛，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达到极点，大兴文字狱，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批判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仍是我们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儒家：智信圣仁义忠，六德传世；
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流芳
在儒学顶着“国学”的大帽子乃至背负“中华文明整合世界”重任的今天，儒家文化早已不再单纯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为宗的儒家了，在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时而如同惬意飘摇的小舟，时而被整个时代的“纤夫”拉到属于他们的社会里暂时成为“座上客”甚至VIP，随后又被丢弃搁浅，直到近十多年，儒家文化思想再次登上舞台，这次它扮演的不是一叶扁舟的小角色，而是一艘被装饰得富丽堂皇的豪华邮轮，漂洋过海地去实现国人心中那个梦——以夏变夷。如同孔子个人的仕途坎坷一样，儒学思想在不同时代的遭遇，正是人们思想变迁史的表现。
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所处的年代比较，很多人会出现一种近乎现实的错觉，“世风日下”，社会风气一天不如一天，也就是说相对而言，“以前”的风气是好的。我们不妨把眼光倒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倡“仁”的那个年代。西周时代，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确立的“家天下”国家结构，周天子是家长，而八百诸侯是儿子，卿大夫是孙子，士及以下辈分最低，这样一来，尊卑有序，伦理分明，无论横看竖看，周天子都是高高在上的王者，而普天之下的贵族都被这样一个行政管理办法牢牢地圈在了一个圈子里。虽然分上下等级，但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之间的关系并非现代职场里所说的上下级从属关系，而是伦理上的父子关系。《三字经》里“孝与亲，所当执”，“弟于长，宜先知”，也就是说，当时子弟服从亲长，这是不可违背的，具有绝对的束缚力量。
到了春秋时的东周，诸侯各国混战，兼并之事时有发生，这已经违背了“王”封“诸侯”的制度。还有“诸侯不亲”，诸侯国不孝敬周天子已经很普遍，而最令儒家难过的是，发展到“挟天子令诸侯”的地步，各诸侯都力图称霸。“礼崩乐坏”，当时的社会风气是一片混乱，无法无天了。如果能够恢复到西周周公所创造的那个年代多好啊！在这样的秩序混乱之际，儒家学派诞生了，但在当时，儒家思想是不被重视的，说白了，诸侯们都犹如下山猛虎，让雄心勃勃、称霸之心膨胀的他们再回到那个“笼子”里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所说的：孔子的政治主张在当时为诸侯“不受待见”。那么，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是什么呢？我们来看。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
在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核心思想是“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通过复兴周朝的礼乐官学传播王道教化。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孔子重视六经是因为看到了六经中蕴涵的先王之道。诗书礼乐之道是春秋时期贵族子弟的共同学习科目，“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贵族教育“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而平民教育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分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在教育上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尊重知识，“朝闻道，昔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君子远庖厨”推己及人的思想，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在国际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华夷之辨”。华夷之辨在古代促进了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近代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儒家有一个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孔子编订《尚书》以尧为起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解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政治。一方面，孔子主张仁政，一方面主张明德慎罚，以刑佐教。孔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六官就是《周礼》中的治国政的冢宰、管教育的司徒、司礼（礼法、祭典）的宗伯、司兵（军政）的司马、主刑（诉讼、刑罚）的司寇、主土木的司空。此外，孔子“志在春秋”，并认为《周易》中有“古之遗言”。孔子编修《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且也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称之为“微言大义”。由于历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编年史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
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孟子，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政论家和散文家，孔子第四代弟子，继承并发扬孔子的思想。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
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孟子的经历和孔子差不多，都是周游列国，去宣传自己的思想，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但是因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这条建议不被大部分的君王所接受，这样的状况保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主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他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秦焚书坑儒之后，除《易经》外，儒书基本绝迹，靠儒生的记忆背诵才流传下来。汉朝时，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以汉隶书写，称今文经学。但后来在孔子故居发现隐藏了一部分儒经，以孔子时代的蝌蚪文记载，刘歆做了很大整理，称古文经学。两者在流传文本和经典解读方法上均有差异，但其后经学家郑玄基本统一了今古文，今古之争渐息，儒经在文本上的争议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对《大学》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后明朝的王阳明所反对，并推崇古本《大学》，于是又开始流传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对《孟子》进行删节，但因遭到臣属以死要挟的强烈反对而放弃。直至清末，时局动荡，人心思变，疑古之风日盛，今古文之争又起。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但又被其后的学者所驳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经，大多源自汉儒的流传，而解读上，则承袭了宋明儒的思想。
儒家在先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后，在秦代和汉初，又遭统治者排斥，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面对西学的压力，清代儒家开明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张。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致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儒学内部龚自珍、魏源等，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成为近代儒学中的异端。之后，又有三次对儒家思想的较大冲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草根阶层对儒学的冲击。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时代，变法派思想家对儒学的冲击。第三次是民国成立之后的五四运动，各类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的冲击。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历经两千五百年依然传承在华夏并多次引起“热议”的思想学派，也就是儒家了。抛却那些不同时代赋予的政治色彩，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就是：智信圣仁义忠，孝友睦姻任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