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是墨子从平民立场出发，提出崭新的政治主张，包括“兼爱”、“非攻”、“尚同”、“非儒”等，反对当时存在的等级制、反对战争、反对世袭制、反对礼乐制度。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
再次就是在学术上的五次碰撞：
第一次是关于“正名”问题，墨家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家的“辩”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与名家以公孙龙为代表的诡辩术和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异同”的相对主义形成了中国哲学的三大流派。
第二次是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孟子对于性善论的最用力的论证，是通过人的心理活动来证明的。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而同为儒家学派的荀子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也就是“性恶论”。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即便是哲学思想进步发展到今天，对于这个古老的话题，学者们往往也莫衷一是，各执一端。
第三次是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最后形成了孔子的君子不言利、墨子的兴天下之大利、杨朱的维护个人利益、孟子的舍身而取义、韩非子的利用人之趋利避害之心以立赏罚等学术流派。
第四次是天人关系问题，最后产生了“顺天之道”的共识，但在如何“顺天之道”上，道、儒、墨、法各有不同，最后经过碰撞，又产生了阴阳之学、刑名之学、黄老之学等。
第五次是治国之道的问题，经过碰撞，形成了《管子》《商君书》《礼记》《荀子》《黄帝外经》《孟子》《吕氏春秋》这些著作，都各自阐述了完整的治国之道。
由此可见，“百家”的思想体系基本上都是在碰撞中构建起来的。正是由于这些智慧的碰撞，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真理的全貌。
历史给了我们机会
当人们捧着牛顿的微积分学说，热烈地庆祝人类光荣地开创了近代科学的时候，躺了两千多年的阿基米德“气急败坏”地从古希腊遗稿中蹦到了人们的视线里，原来，公元前200年左右，他就已经对微积分的理论做出了精辟的阐述，并且发明出了一种用于微积分计算的特殊工具。美国科学家感慨，如果这本遗稿早牛顿一百年发现，那么人类说不定早就登上火星了。是啊，历史给了我们早一百年登上火星的机会，可是这机会却在坟墓里沉睡了。
文艺复兴之前，上帝和佛祖打了个赌，比谁在海上跑得快，于是就有了哥伦布和麦哲伦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历史曾把东亚与西欧摆在同一条起跑线。在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欧洲的相对弱点比它的优势更为明显。
当时的欧洲资源不算丰富，人口更无法同印度和中国相比；地缘政治上，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被冰山和海水包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部构成强大威胁；政治制度上，欧洲支离破碎，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法、英、西班牙等国之间争斗不休；在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上，当时的欧洲只能算是亚洲文明的学生。可以说，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都处在相同的水平上。15世纪时的欧洲最多也只能说是像今天一样，是几个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
大航海时代却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创造了“欧洲奇迹”。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欧洲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参考历史不难发现，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明朝时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初叶，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使用的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坚固，使用的人员也更多。可以说，在这次东西方的比赛中，一开始中国具有更好的潜力。但中国没有能力把这些潜力转化成现实力量。西方的大航海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经济利益的诉求是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这种动力推动大航海运动百折不挠地进行着，同时促发了西方为从新大陆掠夺财富而必须进行的技术革新与军事改造。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还能以冷兵器加炮船击败荷兰人的火器，但当西欧人卷土重来时，船坚炮利的情况已非昔比。
而中国的航海，则出于向世界显示中国皇帝的权威和富有，所到之处赐予当地人大量的财物，以换取当地人对中国皇帝的“臣服”。缺乏利益生长的航海，无法触动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统治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发展中国的绝好时机，因而最后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终。在全球历史展开的关键时刻，中国将力量转向内部，把无穷无尽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者。
而不久之后的文艺复兴唤醒了欧洲“人”的觉醒，人文主义使得社会力量空前增强。而同时代的我国，却成了炮灰。历史给过我们征服的机会，我们却摆着阔太太公款旅游的姿态给人以“温柔的施舍”，而把自己甩在了竞争对手的后面，还娇滴滴地大喊：“我妈喊我回家吃饭咯。”
社会的动荡让整个时代的人都很受伤，最受伤的就是那些有思想的人。诸子百家思想的迸发是身经战火纷扰后人类的感性折射。但是春秋战国时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朝代内部单纯的领导班子变换，也不是新朝代代替旧朝代的天下“易姓”，而是一个从朝代不断更迭，到政治方针时有变动，再到掌权者频繁变换，横向与纵向，外部与内部翻天覆地相互交叉进行的时代大变局。而在中国发展史上，这样的时代大变局并不多见，在此之间，仅有的一次就是从黄帝到夏启，社会结构由“小国寡民”向以天子为大家长的“家天下”的过渡时期。不难发现，这样的大变局尘埃落定之后，各个方面的进步是必然的。
我们都知道，在黄帝之前，天下是部落散居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这也是老子所宣扬的“小国寡民”时代，即后来文学中经常称道的“伏羲氏”、“葛天氏”时代。黄帝至大禹期间，技术上进入了青铜时代，农耕文明基本确立，工商业开始萌芽，经济基础完全是农耕；随着人口的增长，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有私有制出现，有贡赋的形成，部落要向部落联盟进贡，诸侯向共主进贡；组织上有天下共主与诸侯自治相结合，有了行政的大体分划，形成了“国家”的雏形，资源配置权主要掌握在诸侯（部落首领）手中；思想上形成了华夏民族、敬天宗教、人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以及设官治理的政治思想。
夏启建立夏朝之后，天下尊奉一家一姓为天子，天子则将天下分而治之，制度、军事行动则统一于王室，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夏商周三代，虽然有所变化，不过是天子易姓、王权易人而已，制度上并无大的变化，经济上仍然是农耕，科技上处于青铜时代。而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人依然崇尚集体思维，人的独立性至此还没有体现出来，没有人宣扬自己的个性，所以说，这个时代的大变局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它告诉我们，中国还需要继续变革。
两千年过去了，社会发展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历史把这样的机会摆在了中国面前。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技术上，铁器时代来临，农耕工具与兵器在技术上飞速进步，开疆辟土成为易事；人口数量的增长，又推动了开疆辟土；产业分工开始出现，农耕文明完全成熟，工商业地位初步确立。于是乎，大国崛起；大国崛起，使得王室衰落；王权旁落，又使得旧制度逐步崩溃。新旧制度的交替、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学术的繁荣，使得意识形态转向多元化，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
当世界其他角落还不知文明为何物的时候，我国已经在思想上爆发出了惊人的智慧，以致我们的泱泱大国得以实现统一，其文化的新潮及先进令海外望尘莫及。这就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社会体制的大变动让曾经严密的社会结构出现裂缝，为了弥补这个裂缝，就出现了一大批想办法的人，那就是诸子百家，他们有的倾向于研究天上，有的侧重于研究人间，但不管“天上人间”有啥差别，他们都悟出了一些道理，成为解释人与天关系的纽带，并延伸至人类世界。比如说，老子的“道”，“天人合一”等等。有人打了个比喻，说当时那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乱世是不是能够医好，怎么去医，是一个大命题。而诸子百家就是为了这个命题求解。
于是，为了寻求不同的“治国方略”，不少有思想的人、学者们开始从感性到理性的思考。首先有老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孔孟倡导的“仁政”，墨子的“兼爱，非攻”，到商鞅韩非子的“法治”，再有稍有侧重的“兵家”提出用兵之道，“农家”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名家”着重于理性思考，研究逻辑学及哲学，小说家开创民声平台，最后就是集各家思想之优势为一体的“杂家”。这些不同立场、不同认识、不同见解、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不同答案，并且而有争议的派别却背负着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摆脱乱世的现状。他们做到了。
互相抨击交流，四处游说，著书立传，他们的付出不仅让统治阶级，同时也让天下人们的目光聚集到个人的身上，人们开始重视人自身的价值与体现。有人说，这得归功于一个人，那就是鲁国一位名叫叔孙豹的大贵族。他在春秋时期的半个世纪谈到人生的意义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叫“三不朽”。意思就是说：人世间只有三样伟大的事业，可以使人生不朽，分别是“立德”、“立功”、“立言”。
何谓“立德”？就是根据天地间的根本法则、自然之理，设计出人间的理想秩序、人类的行为规范。按道家的说法，黄帝就是“立德”之人，因为黄帝设计的治理秩序，完全是顺天之道；按儒家的说法，周公就是“立德”之人，因为周公建立了理想的礼乐制度；按墨家的说法，大禹就是“立德”之人，因为大禹治水，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人类的根本大道；按法家的说法，则他们自己就是“立德”之人，因为他们当政所实施的新法，就是顺从天道、应时代而建立的人间的理想秩序、人类的行为规范。
何谓“立功”？就是顺天道、因人事、按照那些“德”的要求在人间建功立业。按道家的说法，无为就是立功；按儒家的说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立功；按墨家的说法，为他人谋利益就是立功；按法家的说法，为国家富强而尽力就是立功。
何谓“立言”，就是既没有立德、也没有立功，但说了一些话，影响了天下人去立德、立功。道家认为，什么也不说，就是立言；儒、墨、法三家认为，教授弟子、著书立说就是立言。
不管是不是这个思想的引导，总之，我们曾经握有这么一大笔思想财富。我们至此都该感到骄傲和自豪。如果能够把他们的思想加以传承，那么，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杂家发展到今天，大多数就得改名为哲学家、科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农学家、数学家等等。那么，那个开启一代物理学纪年的苹果或许会先长成于我国的土地上，那个绕过除数为零的尴尬引入极限概念并创立微积分学说的或许出自公孙家或者张家李家……
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可是，我们不禁想到一个故事。
古代有个笑话，说一家大人要出门，给自己的孩子烙了一张大饼挂在脖子上，估计孩子绝不会饿着，然后就出门了。而当这家大人返回家中的时候，这个孩子却被活活饿死了。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就是那个孩子，至今脖子上都挂着先人们给烙的“饼”。可是，我们不是没有转动那个饼，而是已经无数次地转动，并且已经啃得差不多了，饿得哇哇直叫。
自春秋战国之后，除了一部部对于诸子百家的编纂雷同作品，能够超越诸子百家的几乎没有。而对于那些蒙尘灰暗的思想，我们更是绕进了古人的圈子里，甚至难以解释和猜测那些“古语”的深意和所指。当我们发现脖子上的“饼”已经不够吃或者不好吃的时候，“比萨”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我们的视线，他们光鲜的外表和谄媚的姿势让我们垂涎欲滴，于是，我们开始吃那些源源不断的“比萨”。吃着吃着却忽然发现，咦，这造型，这味道跟我们的“饼”是多么相似啊，除了“馅”露在外面，花样比我们丰富之外，其本质就是一个“饼”嘛。
于是，一代代的人开始翻老祖宗的“百宝箱”研究与这“饼”相关的渊源，从发明史到工艺改进翻来覆去地研究，一手拿着“比萨”，一手拿着“饼”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地把相异之处列了个甲乙丙丁的单子，而且还公开宣布，我们的祖宗做“饼”的时代早于你们“比萨”，可是得到的回答却是：那你们干脆不要吃“比萨”，吃“饼”去啊！可是，“比萨”依旧大行其道。
我们能够红遍全球，让自己登上世界第一的机会就在两千多年前，我们能够唤醒人们沉睡的思想的机会就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可以在科学技术造诣上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机会也在两千多年前，可是，我们的“饼”还是一股土味，既没有新的造型，也没有新的口味，很多人宁愿啃“比萨”。这是我们国人的悲哀，也是古人的悲哀，追根究底，更是思想智慧的“星星”之光没有发展成“燎原”之势的悲哀……此刻，历史或许已经把我们正在感慨的这一页翻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