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弯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更是兰州的母亲河，是她，造就了兰州，哺育了兰州。她是兰州诞生、发展的摇篮，更是兰州农耕文化的摇篮。
当人们谈起兰州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遐迩闻名的“瓜果之乡”、纯天然无污染的“高原夏菜”、被誉为生命之源的“水车之都”和位居祖国地理几何中心的“陆都”等等，兰州之所以能够扬名天下，都是因为黄河，是黄河成就了兰州。
奔腾不息的黄河从雪山高原滚滚而来，一路上惊涛骇浪，呼啸间跨万重千山，过青海流经著名的刘家峡后，突然掉头折向东北，变得秀气起来，朝兰州款款而来。穿过盐锅峡，在西固区的达川乡岔路村入境与湟水河约会，然后流过八盘峡，拥庄浪河蜿蜒东下。兰州市的西固、安宁、七里河、城关，皋兰的西南和榆中的北部等地都留下它的足迹，然后拜别兰州，冲出乌金峡，流向宁夏回族自治区。
黄河这么激情澎湃，造就了兰州大地的基本地貌。她野性难驯时切穿山脉形成八盘峡、柴家峡、桑园峡、大峡、乌金峡等峡谷；她偶发脾气时形成湟水谷地、庄浪河谷地、苑川谷地和大通河谷地；她温文尔雅时形成兰州盆地、泥湾——什川盆地、青城——水川盆地等。兰州的这段黄河恰好构成了朝西北倾斜的“几”字，兰州，就横跨在这个“几”字右旁的黄河两岸流程150千米的“乙”字形广袤土地上，黄河就在这里拐了个弯，构成了“黄河九曲”之一。为什么在兰州的土地上黄河会突然间变换了一副模样呢？那是因为她被兰州人亲切地称作母亲河，作为母亲，就应该有沉甸甸的责任，大气内敛，充满母性的慈爱与包容。
兰州大地，正是黄河从少女走向成熟时的杰作，黄河两岸的河谷和盆地，正是最早养育兰州人的地方，因而也成为兰州农业文明的发源地。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自古以来就是兰州地区的农耕区。从兰州的农耕史来看，从西果园青岗岔（属半山类型）、平安土谷台（属半山——马厂类型）、青白石白道沟坪（马厂类型）等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土的粮食种子、生产工具、窖穴等实物考证，当时兰州地区以农作物生产为主，兼有渔猎、畜牧业。秦汉以来，兰州地区的农业开始发展起来，到了清末及民国，兰州形成了重要的粮食市场，同时，水烟、棉花、药材等经济作物及瓜果蔬菜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兰州农业的振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兰州人兴修水利，推广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改进使用新式农机、具，不断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形成了“依托城市、开发农村、服务城市、致富农民”的农业战略，走种（植）、养（殖）、加（工）为一体的全面发展的“城郊型”农业的路子，使兰州农业从瓶颈中走了出来，迈上了康庄的致富大道。
当我们站在皋兰山三台阁俯瞰兰州雄姿的时候，不能不由衷地感谢黄河，如果没有黄河，就不可能造就一片片冲击扇和洪积扇，如果没有这些冲击扇和洪积扇，就不可能诞生以优质瓜果蔬菜而遐迩闻名的兰州，兰州也就没有机会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所以说，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诞生兰州的摇篮，更是兰州的母亲河。
农牧并重之地
兰州位于甘肃省中部，这里四周群山环峙，沟壑纵横，黄河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将兰州劈作南北狭窄而东西颀长呈带状的南北两半。这里也正好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的交汇点，地貌复杂多变。中间为广阔的黄土丘陵，黄河及其支流冲、洪形成的河谷川台，具有盆地特征。这里属于北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干旱少雨，自然灾害多，四季分明，自产地表水少，虽外来水入境多，但利用率较低。因而，整个兰州水资源匮乏，只有河谷盆地相对丰富，有利于发展灌溉农业。
据地质地理工作者考察论证，兰州在19．5亿年前，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马衔山、兴隆山沉积岩群就是当时留下的海相沉积的最好证据。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兰州的地壳随着青藏高原渐渐隆起，大地一寸寸露出水面，逐渐成为一片湖盆相连的地方。这时候的黄河像一匹脱缰之野马，咆哮东去。黄河两岸长满了茂盛的植物，一群群大象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这里。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永登中堡邢家湾一带山峦中发掘出大批古脊椎动物的骨骼和牙齿化石，居然在约一千米长的地方多达二十多吨。1975年安宁大沙沟发现的古象骨骼、牙齿化石和1984年在榆中来紫堡桑家园子发现的古象门齿化石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证据。由此可见，当时的兰州是一个风景秀丽、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茂密、动植物相互依存的好地方。
随着兰州地壳的不断抬升，地形地貌的不断变形，黄河开始肆意地向两岸侵蚀。当滔滔黄河水遭遇到坚硬岩石的抵抗时，便形成了金城关峡这样的峡谷；当流经松软脆弱的土层时，松软脆弱的土层立刻土崩瓦解，随着黄河水携带的泥沙大量沉积，天长日久，就形成了一片片宽广的冲积扇和洪积扇，新城、西固、安宁、七里河、城关区等盆地就是这样形成的。到了新石器时代，栖居在兰州大地的原始人由狩猎阶段进入驯养家禽家畜，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并由漂泊迁徙的流动状态过渡到定居生活，形成了以畜牧业和农业为基础的氏族部落。这时候，兰州的气候湿润温和，绿草如茵，南北两山的溪水潺潺不绝，流入黄河。黄河两岸避风向阳的台地上，密林中掩映着许多圆形、方形的房屋。氏族公社的成员们成群结队，领着小孩，手拿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辛勤地劳作。男社员则背着弓箭，手执石矛、石刀，集体围猎于南北两山的密林丛草中，有的背着野麻编成的鱼网，在小河里捕鱼。他们穿着野麻或兽皮做成的衣衫，吃着粟、禽肉、野果和植物的根茎，群居在雁儿湾、北道沟坪、花寨子等地。
西坡坬遗址坐落在黄峪沟陆家村南面约400米处，这里离水面和森林很近，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从这里发掘出土的遗存有磨制的石刀、石斧、石铲、石凿等，还有数量很多的牛、羊、猪、鸡、鹿等多种动物的骨骼化石。其实，这些马家窑文化遗存并不仅仅局限于七里河西坡坬，黄河两岸都发现了这种遗存。无论从黄河南岸的西柳沟大坪、牟家坪、晏家坪、崖头、青岗岔、曹家嘴、花寨子、满城、四墩坪、中山林、营盘岭、雁儿湾等，黄河北岸的沙井驿、十里店、王保保城、徐家山东大梁、白道沟坪等，还有榆中的分豁岔、湖滩、祁家山、魏家湾、白虎山，永登的大沙沟、杜家坪、团庄、蒋家坪，皋兰的蔡家河、糜地沟等地都发现了这类遗存。从这些出土的遗存看，大多是和农业有关的工具、谷物和动物化石。石斧呈长条形或长方形，横剖面呈椭圆状，形体比较规整；石铲呈扁平状，一面光滑，一面粗糙，柄部稍窄；石刀有两种，一种为长方形带孔的，一种为两侧有缺口的，通体均打磨光滑，刃部锋利。另外还发现石镰、石磨盘、陶刀和骨铲等农具，先民们拿着这些农具，用“刀耕火种”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在这些遗迹中还发现了加工木质器具的石器，主要为石锛和石凿。石锛多为扁平长方形，棱角制作很规整。石凿有单刃的，也有双刃的。单刃石凿刃部由宽面磨制而成，呈长条状。双刃石凿棱角分明，磨制精细。从这些精致的工具来看，使制作木制器具变为可能，只是所制木器时代久远，早已腐朽不复存在。从出土的陶器中发现有糜子及秸秆，还有谷物的朽灰。同时还发现较多的骨镞、石镞和石弹丸等武器。这说明先民们在主要种植谷物、碾磨谷物用作主食的同时，也通过狩猎来补充食物。从蒋家坪马厂类型墓坑内发现的4具狗、猪骨，从雁儿湾的窑穴中出土过的羊骨和羊角来看，表明家畜饲养已经在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么大规模的遗存遗址，说明兰州地区的先民们很早就从事原始农业，而且这种原始锄耕农业已经初具规模。
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铜石并用时代，兰州锄耕农业进入较高的发展阶段。但齐家文化晚期以后，锄耕农业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半农半牧或畜牧的经济方式。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兰州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同时也开始了新冰期阶段，兰州地区的气候、环境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年平均气温下降了3～4℃，降水量大幅度减少，森林南移或抬升，土地大部被草原和荒漠占据，古土壤发育缺乏，风沙活动活跃，新沙丘分布广泛，山地、山谷、冰川向前推进。这种持续数百年的寒冷期气候环境对区域内人类经济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粟类作物只能在河谷低地上维持小规模再生产，农业生产遭到彻底破坏。人们在新的环境下找到了新的经济方式——畜牧生产方式。
兰州的上古农耕文明是锄耕与畜牧相互交替或同时并存或畜牧为主，这与中原从锄耕向灌溉农业发展是不同的，而且这一特色一直持续到明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都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区域文化，这是人们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因此，地域和部族是不同生产形式的关键因素。
进入阶级社会后，朝代更替，沧桑变迁剧烈，兰州的农业生产或显或隐，兴衰交替。
商周时期，兰州地区为羌、戎地，先民主要从事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生产活动。
秦是由畜牧业起家、以发达的农业富国强兵而兼并天下的。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大将蒙恬北伐匈奴，攻占“河南地”，“因河为塞”，筑44县，在今兰州市黄河以南置榆中县（今东岗镇一带）“移民实边”，西迁的中原农民将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传到兰州，极大地促进了兰州地区的农业发展。
兰州是较早实行郡县制度的地区。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首置金城郡，辖13县，其中：金城、榆中、枝阳、令居、浩亹、允街6县在今兰州市境内。西汉实行“衣食皆仰给县官”的移民政策和军垦、民垦并举的“屯田”制度，使兰州地区的农业人口大增，耕地面积急速扩大。金城濒黄河两岸，北至北（白）塔山，南至五泉山，西扼金城关，东阻桑园峡，附近为一河谷平原，水土肥美。据说汉宣帝初年，金城的每斛谷价值仅8钱，这在当时的市场粮价之低，实属罕见。可见当时兰州地区的农业移民“屯田”发展之快，民间积蓄之殷实。
始于西汉且持续两千年的军垦是封建军事政治的重要经济支柱，也是兰州古代经济的一大特色，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为历史所仅有。其最初创办的动机是抵御匈奴和羌族的侵扰。
文帝从晁错之言，募民徙燕、代、上郡、陇西等地塞下，且耕且守，以御匈奴。将军赵充国屯田湟中，与羌族保持了良好的关系，维持了河湟地区的稳定。后来历代均实行军屯，直到清末。历代政府的屯田对经营和开发西北、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苏则初任金城郡太守时，兰州满目荒凉，苏则采取“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与民分粮而食”的“恤民”政策，金城居民骤增至数千户。同时采取生产自救措施，发展农业，推广中原的农耕技术——代田法，“其岁大丰收”。
隋朝统一中国后，兰州地区的农业得以迅速恢复，金城以勤稼穑，多畜牧而闻名天下；唐朝是兰州农业较为辉煌的时期，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出使逻些（今拉萨），路过兰州时，看到兰州人开渠引水，种植水稻，栽培桃李。他们引城南五泉山、红泥沟的泉水，自流灌溉。这里种植水稻历史自唐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今五泉山下周家拐子长虹电焊条厂一带，小地名为稻园子，就是证据之一。唐代宗光德元年（763年）至北宋初，吐蕃占据兰州，部分农田变成牧地，自耕农变为牧民。元代到明初，兰州地区以畜牧业经济占主要地位，这与当时的统治民族——蒙古族本身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也与当时战乱动荡的社会背景有关。
元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再现统一的局面，但兰州地区的民族矛盾和斗争还相当尖锐复杂，经济开发仍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兰州经济开发的思路、措施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也格外显著。畜牧业逐渐向农耕业过渡，商贸经济开始兴起。元明清是兰州农业的重要发展时期，相继出台了鼓励农业的政策，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令“民间马牛羊，百取其一，羊不满百者亦取之，唯色目人及数乃取”（1）。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诏令各州郡人民，凡因战乱遗弃之田土，谁开垦成熟者归谁所有，业主已把附近荒地交给官府的，如数退还，其余荒地允许百姓开垦为个人产业，免除三年公差劳役；洪武十三年（1380年）诏（1）《元史》卷19《成宗纪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