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初，一个统一领导甘宁青三省革命工作的党组织——中共甘青宁特委在兰州成立了，吴鸿宾任特委书记，孙作宾任特委军委书记，常黎夫为秘书长，马豫章为组织部长，李慕愚为宣传部长。为隐秘展开工作，特委确定了两个秘密地点：兰州广武门外的菜根香酱园，省政府广场西边的镶牙馆。
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逐步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同时确定特委的工作重点在甘肃。特委成立后，党中央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都有效地传达给了每一位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兰州地区的党组织和革命活动也更好地融入了全党的整体工作之中。
大革命失败后，一度瘫痪分散的党组织又凝聚成了一个坚固的一体。
在兰州，特委一经成立，就立即整顿和发展了兰州地区的党组织，两个军队支部，一个工厂支部、一个混合支部先后成立。兰州地区的党组织趋于健全，成员不断增多。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方针和中共甘宁青特委的领导，兰州的革命武装斗争也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西北抗日义勇军威震西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坚决的抗日爱国斗争，给日伪军以巨大的打击，在国内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抗战信心。
东北人民的武装起义也激发了甘肃人民的武装斗争愿望，中共甘宁青特委也把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开辟农村根据地当做了首要工作。
榆中县园子岔乡，地处山大沟深的榆中北部。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北方山村，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1933年3月，一支命名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的部队在中共甘宁青特委领导下在榆中园子岔成立，由在靖远一带颇有影响的王儒林任总指挥，李慕愚任政委，张子明任参谋长。成立时，先期招募的人数达三四百人。
义勇军队伍迅速壮大，建军伊始，就发动驻地广大贫苦农民参加抗日反蒋斗争，打土豪，分粮食，组织部分兵力奇袭园子岔小岔岭恶霸地主展迎福的庄园，没收数十石粮食，全部分给贫苦农民，深受农民拥护。他们还第一次在甘肃打出“驱逐日寇出中国”的爱国旗帜，其影响之大，震动西北。一时间，“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名字在老百姓中广为传诵。
兰州水北门兵暴
多事之秋，兰州各城门历来都有重兵把守。
兰州水北门，在今永昌路北口，原为“广源门”，因为曾是兰州内城居民从黄河汲取用水的北面的通道，故又叫了水北门。
1933年4月初的水北门城楼，由邓宝珊部驻守，楼上驻守一个排三个班，二十多名士兵。
守军排长叫柳明山，具有较进步的思想。当时在兰州警察局工作的共产党地下党员贺晋年与他私交颇深。为配合义勇军的活动，特委根据这个有利条件，指示贺晋年引导水北门城楼上的士兵举行兵变，将其人员和武器整合到西北抗日义勇军队伍中去。这是特委周详安排组织的系列兵变之一，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在敌人心脏部位发生兵变，无异于老虎掏心，流血牺牲的可能随时都有。
4月的一个夜晚，同往常一样，兰州早早沉入了宁静，月光如水，凉风习习。按约定，贺晋年、崔仰亭、李培青、石子健等人以看戏为名在剧院集合，剧院里正在上演风靡一时的秦腔《游龟山》，演员的宽音大嗓，直起直落，不时赢得满堂喝彩。
当戏演到《藏舟》一折时，贺晋年等人按约定时间离开剧院。街道黢黑，他们脚步窸窣，在贺晋年的率领下，他们到达水北门城楼，迅速登上楼梯，按事先分配，各就各位。贺晋年一脚踢开守兵的住房门，用手电筒向他们照去。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柳明山大喊：“谁在打手电！”在刺眼的电光里，柳明山认出了贺晋年。你问我答，几句简单的对话，贺晋年与早就不满国民党、同情革命的柳明山达成了默契。柳明山说：“我一定跟你们走！”
就这样，贺晋年等共产党员非常顺利地缴了柳明山排的枪。然后，又决定缴桥门楼驻军的枪械。期间，崔仰亭等被敌人发现，互相对打起来，沉静的兰州顿时枪声四起，城内一片混乱，剧院停演，城四周大门紧闭，全城很快戒严。崔仰亭、李培青来不及返回水北门，钻进桥门洞内扭断城门大锁，出城门过了黄河铁桥。贺晋年和柳明山带着二十多名士兵及枪支，沿城墙根经过桥门经黄河铁桥直奔皋兰县后长川，同西北抗日义勇军汇合。
兰州水北门兵变令国民党蒋介石大为震惊。
尽管水北门兵变是当时中共甘宁青特委准备组织的兵暴起义中惟一成功的一次，但为今后的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枪械的充实和队伍的增加，大大鼓舞了抗日义勇军的士气。
血染红砂岘
1933年，兰州水北门兵暴、西北抗日义勇军的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极大震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和甘肃军政当局。色厉内荏的蒋介石立即命令兰州国民党驻军和西北的马鸿宾、马步芳等组成甘宁青“三省联军”，对西北抗日义勇军“限期剿灭”。
4月下旬，春暖花开，干涸的红砂岘开始点起斑驳的新绿。这一天，正在红砂岘（今皋兰武川乡崖渠村）休整的义勇军战士不知道，国民党三省联军，以数十倍的优势兵力，正丧心病狂地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扑来。铁蹄飞奔，一场惨烈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很快，敌军潮水般围攻义勇军战士，陷于绝境的义勇军将士浴血鏖战了整整一天，拼弯了刺刀，砸断了枪托，打尽了最后一粒子弹，三百多名官兵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王儒林、孙作宾、李慕愚、郝新亚、乔侠波、孙邵堂、吕振华、武继先等在突围中被俘。贺晋年、吕成明等率60余人向东北方向突围，因不熟悉敌情，遭遇袭击，数十名战士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将吕成明的首级带回景泰一条山示众。王丕荣等率领100余名战士突围时，被敌马二虎的黑马队（当地农民对国民党骑兵的称呼）包围。义勇军战士子弹打光以后，灭绝人性的黑马队挥动马刀疯狂屠杀，义勇军战士的尸体填满了一处蓄水的涝池。当夜，义勇军参谋长张子明收集被冲散的百余名战士，突袭敌军阵地，试图抢救被俘官兵，但遭到冶成章骑兵旅和黑马队袭击，大部分战士牺牲。
红砂岘战斗结束后，敌袁福昌团押解着被俘的义勇军指战员35人向兰州进发。途中，在义勇军指战员的掩护下，王儒林、武继先脱险，其余全被押解兰州。之后，孙作宾、李慕愚由中共甘宁青特委通过多方营救获释，史悟亭、吕振华、郝新亚、崔仰亭、李培青等营救未果，被国民党当局残酷杀害。史悟亭、吕振华临刑前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于兰州。成立仅两个多月的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甘肃革命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这次伟大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和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唤起了广大民众传播革命火种、利用武装斗争进行抗日反蒋斗争的信心。
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兰州
九一八事变以后，大片国土沦丧，人民妻离子散，民族危急日益严重。国民党一次次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签订丧权辱国的协定，致使日本帝国主义更是欲壑难平。1935年5、6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又策动了“华北事变”，将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平、津、冀、察和绥远等地区。
形势危急。尚在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对此做出了积极反应。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迅猛发展。站在华北前线的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下，英勇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1935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决定成立名义上主权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第三日，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近万名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向国民党华北当局代表请愿。国民党华北当局无理拒绝了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要求，并出动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打伤学生一百多人，三十多人被捕。12月10日，北平全市学生总罢课，并发表《宣传大纲》，号召联合全国民众，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武装全国民众，扩大民族解放战争。12月16日，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组织了更为浩大的游行示威队伍，万余名学生和数万群众走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等口号，国民党迫于压力，“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野火般迅速烧遍祖国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学生和各界人民都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集会和游行示威，一致主张立即停战，集中全力打倒日寇。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了兰州，广大爱国学生立即积极行动了起来。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秘密串联，制定行动计划。各校校园内纷纷传递着印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和介绍宣传北平、天津和西安等地学生运动情况的传单。
在共产党员和广大爱国学生的积极努力下，12月下旬，甘肃学院、省立一中、省立女师和第一师范等十余所学校的千余名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以响应一二·九运动，声援北平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学生游行队伍在行进途中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并向沿途围观的市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呼吁全体兰州市民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学生游行队伍行至辕门广场省政府门前，集会示威，高呼口号，呼吁驻兰州东北军五十一军的东北军官兵调转枪口，打回老家，收复东北失地，并强烈要求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公开宣布甘肃省率先对日宣战。广大青年学生高唱《松花江上》，使守卫省政府的东北军士兵凄然泪下，面罩愧色。国民党甘肃省政府采取闭门敷衍的办法，并派出大批军警在学生游行示威路线沿途设岗，准备“弹压”现场，以防“滋生其他事端”。与此同时，国民党省党部派出特务分子，对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进行阻拦和破坏，并寻机闹事，以便为公开镇压提供口实。但由于青年学生示威游行队伍秩序井然，防备严密，担任“弹压”任务的东北军士兵同情游行示威学生，自觉维护围观群众秩序，才使得国民党右派的险恶阴谋没有得逞。
兰州青年的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所进行的爱国抗日学潮是继兰州近郊西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活动的又一声势浩大的活动，它揭开了兰州民众爱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序幕。有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推动了兰州爱国抗日运动高潮的到来。
一次鲜为人知的事变——兰州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这个震惊中外的事变在中国命运最为危急的时刻扭转了时局，因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载入了史册。但鲜为人知的是，与此同时，为配合这次行动，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在西北重镇兰州也秘密发动了一场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甘肃地位愈加重要。随着红军一方面军西征，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及西路军鏖战河西，大量国民党中央军及东北军相继进入甘肃。西北地区骤然成为当时抗战与内战的斗争焦点。
1936年11月的一天，张学良秘密飞抵兰州，同驻兰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进行了密谈，在这场事关大局的密谈中，于学忠对张学良准备对蒋介石进行“兵谏”的决定表示赞同。
12月12日，在“西安事变”发动的同时，一封张学良亲署的特急密电发到兰州，命令驻甘肃的东北军五十一军立即采取行动，配合“西安事变”。随后，五十一军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密谋发动事变。
12日，“西安事变”的当天下午4时，在兰州水北门一带驻防的东北军某部，向黄河北岸的中央军开了火，在城内的东北军先后包围了朱绍良的办公地——西北绥靖公署及公安局、军警督察处、中央军第二十四师留守处等机关。
晚7时许，东北军驻兰州的五十一军军部却是另一番景象：席上灯火通明，桌上摆满美酒佳肴，被宴请的是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真是宾客满座，觥筹交错。他们不知道，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鸿门宴”。
不久，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突然冲进军部，将一时摸不着头脑的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等高级军政官员全部扣押。与此同时，兰州城内炮声四起，枪声大作，驻兰东北军迅速占领绥靖公署，向中央军各兵营、机场、银行、报馆及特务、警察机关发起进攻。当夜，枪声彻夜未绝，遭到突然袭击的中央军各部和特务、警察机构来不及进行有效抵抗，大多被当场缴枪。
13日凌晨，城内枪声逐渐停止，军事行动顺利完成。五十一军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并以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市内张贴布告，解释原委、安定民心。
事变发生后，省内主要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及各单位负责人都对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示理解和支持。为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民众的拥护，五十一军以省政府名义下令停止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活动，强令省党部控制下的《甘肃民国日报》登载张、杨的“八项主张”，并派人员到各大、中学进行抗日演讲，散发爱国传单，讲解国家面临的危急，宣传事变的意义。一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遍兰州的大街小巷。
12月25日，五十一军忽接西安总部电报，称蒋介石已全部答应张、杨条件，已由张学良亲自护送返回南京。第二日，接到张学良亲笔信的影印件，要求东北军服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团结一致，共济艰危”。鉴于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会议决定释放被扣人员，发还收缴的武器装备，中央驻军各单位恢复常态，“兰州事变”遂告完满结束。
“兰州事变”在省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天津《大公报》等报刊报道了“兰州事变”始末，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和关注。作为西安事变一部分的兰州事变，对西安事变起到了积极的响应和配合的作用，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同时也推动了兰州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五十一军也因发动了兰州事变这一壮举而载入了抗日爱国的史册。
安定门外的一次大行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