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父病故速归”的电报
1968年1月2日，我调到江青办公室工作没多长时间，突然接到老家“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
我看过电报以后，归心似箭，真想请个假回去看看，亲自伺候伺候生我养我、含辛茹苦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等我冷静下来以后，心想，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到这里工作，情况还未熟悉就请假回家，实在难以开口，于是就默默地把电报放进办公桌的抽屉里，没有向任何人讲，把难过和焦急不安的心情埋在心底。
第二天，我又接到“父病故速归”的加急电报。噩耗传来，我悲痛欲绝，怎么也控制不住难过的心情。男儿有泪不轻弹，亲人离世泪满面。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阎长贵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消息以后，同情我，安慰我，并立即打电话请示汪东兴（江青还没有起床），汪东兴批准我回去料理老人的丧事。
汪东兴考虑到我调到江青处工作时间不长，还没有正式和江青接触，阎长贵还没有走，江青有什么事都由他处理，她不会找我处理什么事情，我回家的事无须再报告江青，因此，也就同意我回老家了。
汪东兴批准我回老家以后，阎长贵派人替我买了火车票，又派车把我送到火车站。我就这样急急忙忙回到了老家。到了家，我还没有顾得上环视周围的亲人，就直奔父亲居住的南屋，一进房门就看到骨瘦如柴、面色腊黄、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的老父亲。我快步跑到父亲的遗体旁，抱着他的头痛哭起来，全家人也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回去的第二天，就把父亲埋葬在我家的祖坟上。
父亲的去世，使我极度悲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患上了急性胃肠炎，上吐下泻，发高烧，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原本想，掩埋了父亲就立即回京，可是，我病得不能动弹，无法马上回京，只能躺在炕上养病。
第四天，中央办公厅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干部科的毛尚元干事到我家，催我赶快回北京，并带来汪东兴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杨银禄同志，你的岗位工作很重要，需要你马上回京，今特派毛尚元同志前去接你。”
当时，我上吐下泻还没有止住，高烧还没有退下来，身体十分虚弱。我的老母亲不愿意我马上走，想叫我再守她几天。经过我和毛干事耐心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她老人家同意我走了。她说：“在外边工作，不自由，身不由己，还是国家的事是大事，既然我把你交给国家了，忠孝就不能两全，快点回去吧，不能为了家的事，耽误国家的大事。”我听了老人的话，想马上走，可是站不稳，走不动，况且，我的家离定县火车站有45华里，我家又没有自行车，怎么到火车站呢？还是毛干事有办法，他从当地驻军三十八军要了一辆吉普车。当时，定县的群众分两派，形势比较乱，部队的领导怕我们不安全，车上一位干部腰挎手枪，一位战士手持冲锋枪，把我护送到火车站，我们便回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以后，毛干事把我送到了汪东兴的住地。
由于在火车上折腾了一天时间，我两腿发软，心发慌，一走进汪东兴的会客室就昏迷过去了。汪东兴的秘书高成堂见此状，立即叫来医生，给我吃药、打针，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醒来以后，我发现汪东兴坐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你父亲的后事处理完了吧？你父亲刚刚去世，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呢？因为你回家前，王力、关锋出了问题，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可能怀疑她身边有不可靠的人，才叫你立即回北京。你如果觉得身体好些了就赶快回钓鱼台工作，她急切地等待你回去。”
经过医生的治疗，我休息了一会儿，又出了一身大汗，感到身上轻松多了，就回到了钓鱼台。
我回到北京以后，就发生了前面提到的阎长贵被带走的事件。
江青说：你父亲去世是假的
阎长贵是1月9日被抓走的，1月10日下午2点钟左右，江青起床以后，打铃叫我。我听到铃声，就小心翼翼地走进她的办公室。
她说：“我在中南海的办公室，有一个保险柜，柜子里有一档（一格）文件，等我休息的时候，你给我取回来，那些文件都很重要，不能搞丢了，也不能搞乱了，我说的你记住了吗？”
我像在部队里那样大声地回答道：“记住了，你还有什么指示？”
我说完了，准备起身离开。江青很不高兴地说：“你讲话的声音不能小点吗？速度不能慢点吗？你讲话跟打机关枪一样，我受不了哇！对这点规矩，你必须记住！”
我小声说：“好。”
我参加工作10年，虽然远距离地见到过不少中央领导，可是，如此近的距离和如此大的人物一起谈话，还从来没有过，但我却丝毫没有幸福之感，只是感到心情十分紧张。
回到我的办公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感到内衣湿漉漉的，我脱掉外罩绒衣一看，衬衣、背心全被汗水浸透了。
1月11日，江青正在吃午饭，我听到打铃声，她叫我，我进入她的餐厅，见李讷端坐在餐桌的南边。我没有看见江青的表情，就低声慢语地问江青：“你叫我，是不是让我在你午休的时候去中南海把那些文件取回来？”
我站在她旁边大约等了一分多钟，也没有听到她说一句话。这时，我觉得有些奇怪，就注意了一下她的表情，发现她的下巴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她咬牙切齿地大声喊道：“谁叫你去取文件？我问你，你前几天回老家干什么去了？”
我说：“我父亲去世了，经请示汪东兴同意，回去料理丧事去了。”
江青听了我的回答，大声地说：“你父亲去世是假的，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是戚本禹他们把你支走的，他们好干坏事。”
我听江青这样说，就忙解释说：“别人做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父亲真的是去世了，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派人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的毛尚元同志调查，是他到我老家把我接回来的，我父亲是真去世还是假去世，他是清楚的。”
江青听了我的解释，认为有失她的威严，大声吼道：“你在撒谎！我现在就派人到你的老家把坟墓扒开，看看尸体是不是你的父亲？如果不是，看你作如何解释？如果不是你父亲，你就犯了欺君之罪！”
她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把一双筷子狠狠地往饭桌上一摔，其中一根筷子反弹起来落在地板上。她双手叉在腰间，用更高的声音狂叫：“你，你刚刚来我这里，就敢跟我顶嘴，以后还了得，你给我立即滚出去！”
我的心情紧张极了，觉得两腿在打哆嗦。这时，我盼望李讷替我说几句解围的好话。李讷只说了句：“杨秘书，不要着急，有话慢慢说。”她妈的地位那么高，权力那么大，她能说什么呢。江青下令叫我滚，我不能再说什么了。
我含着泪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躺在床上，难过极了，失声痛哭起来。
面对着洁白的天花板我想了很多很多。
我的父亲生于1894年，74岁离开人间，一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解放前，给地主扛长活，逃荒要饭，受尽统治阶级的欺压和剥削。解放以后，我家分得了土地，日子应该好过一些，可是，我有四个姐姐，其中三个姐姐先后出嫁了，但家庭负担仍很重。父母亲省吃俭用，把我哥哥、弟弟和我送进学校读书。他们盼望我们将来有个出息。当时弟弟还小，母亲身体不好，全家六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人劳动，日子过得艰难是可想而知的。平时没有好吃的，就是偶尔有一点点，也是让给年小的弟弟和多病体弱的母亲。
我父亲劳动强度大，肚子吃不饱，不到60岁，腰就挺不直了，一到冬天，气管炎复发，彻夜不停地咳嗽。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忠厚朴实，勤劳善良，再苦再累也能做到任劳任怨。他脾气特别好，即使我们做错了什么事，他也很少发脾气，更没有打骂过我们。我们对他老人家特别敬重，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很想孝敬他，但是又苦于没有经济能力。我参加工作以后，离开家乡，更没有机会孝敬他。他离开人世之前，我也没有守候在他的病床前，没有亲手喂他一口水、一口饭，也没有说上一句安慰话。他病重时，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想在断气前见我一面，但他没有如愿，想来想去，我深深感到很对不起他老人家。他的去世，使我万分悲痛。
身为中央领导人的江青，对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亲人去世，非但不表示任何同情，不予安慰，还扬言派人扒开坟墓验尸，我真感到来她这里工作是进错了门，认错了人。
我越想越感到委屈，越想越觉得气愤。于是，我从床上爬起来，打电话给汪东兴，想把心中的苦闷向他倾诉。我说：“汪主任，请你赶快来吧，我在这里干不了啦。”
汪东兴急忙问：“出了什么事啦？”
我一边哭一边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你来了以后就知道了。”
没有等多长时间，汪东兴就真的来到了11号楼。
汪东兴来了以后，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但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刚才发生的事，向他诉说了一遍。我说：“这里的工作我干不了，一是我没有能力干秘书工作；二是我不适合在她这里工作，她不信任我，没法干；三是我受不了这种窝囊气。你快点叫我回去吧。你不是说过，不适应这里工作再回警卫团吗？……再说，她不是叫我滚吗？我滚就是了。”
汪东兴听了我的诉说，脸上出现比较复杂的表情，他说：“她叫你滚出去，是叫你赶快离开她的餐厅，并没有说她不用你了，我现在还不能把你带回去。我跟她谈谈，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她是用你还是不用你，如果她的确说不用你了，我再把你带回去也不晚。”
汪东兴等江青午睡起床以后，来到她的办公室。一个小时以后，汪东兴从楼上下来，对我说：“她是怀疑我把你支回家去了，我已经跟她说清楚了。你在这里再干一段时间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她又的确表示不再用你了，你再回中央警卫团。”
我用信任的目光望着汪东兴。他又劝导说：“批评是动力嘛！要经得起批评嘛！”
“有她这样批评人的吗？太伤人的感情了。”我生气地说。
“算了算了，在她面前有什么理可讲嘛。”汪东兴显然是对江青这样的做法不满意，也不让我再说下去了。
汪东兴是我的上级，我认为他的话也有道理，于是我就轻声地说：“那就听你的，再试试吧！”
婚事带给女护士的厄运
1967年10月中旬，组织上为江青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调来一位女护士，她的名字叫周淑英，江青叫她小周。
周淑英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健康的身体，大而有神的眼睛。性格虽然不太活泼，但她爱说爱笑，笑时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她留着一头标准的军人短发，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她出身于贫民家庭，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根儿红、苗儿正，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为能调到中央机关工作而感到光荣，凭着一种光荣感和责任感，尽心尽力地工作。
江青醒着的时候，小周伺候她吃饭、吃药、喝水、吃水果、按摩、打针、洗澡、冲牙、换衣服，跟着她出去开会或活动；江青睡觉以后，小周还要为她洗衣服、熨衣服、测气温、看风向……繁重的工作和严重的睡眠不足，使得小周疲惫不堪。没有过多久，她就变得面黄肌瘦了，活泼的神情不见了。她即使是到了那个样子，还是强打精神，硬撑着坚持工作。
1968年秋冬之交，江青患感冒发高烧，小周废寝忘食地精心护理她。晚上江青睡在床上，小周就坐在地板上守候，在漆黑的屋里既不敢打瞌睡，又不敢弄出任何声音。黑天陪护，白天还照常工作。江青平时就好出汗，发烧时出汗更多，稍出一点汗，就叫小周换内衣、换被子，把换下来的被子立刻抱到外边晾晒。有时来不及晾晒就用电熨斗熨干，准备了六条被子都倒不过来。就这样，小周五天五夜没有合眼。有一次，她给江青送饭时困得睁不开眼，迈不动腿，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向前挪动。有好几次摔倒在地，昏睡过去。我们看在眼里，心疼得直掉眼泪。
有一天中午，小周到机关食堂吃完饭，骑着自行车回10号楼[?1968年下半年，江青看到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怀疑11号楼被安装了窃听器，提出搬到10号楼的要求。1969年春节前，江青搬到经过整修后的钓鱼台10号楼。
]时，由于精力和体力不支，一下子撞在一棵大树上，人跌倒在地就一动不动地睡着了，直到被别人发现后，被搀扶着回到10号楼。
1971年，小周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有一天，她对我说：“老杨，我找了一个对象，我们打算最近结婚。现在江青同志身体比较好，我想这几天抓紧时间办事，最多请五六天的假。我不敢跟江青同志说，拜托你跟她说说，她同意，我们就办，如果不同意，再拖一拖，没有关系的。”
男婚女嫁是人生的大事，小周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我想任何当领导的都会支持并表示祝贺。但是，江青这个人与常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她最嫉妒别人结婚。我想，对这位护士的结婚请求，江青同意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一天下午1时许，江青起床后，吃了麦片，到办公室办公（她睡了一大觉，起床后是一天中情绪最稳定的时刻），我去向她请示小周要求结婚的事。
没想到，江青的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说：“那好哇，这是一件好事，我同意，成人之美嘛，向她表示祝贺！”
江青放下手中的文件，又问道：“什么时候结婚？请几天假？”
我说：“你这不是同意了吗？她想最近几天就结婚，准备请五六天的假，办完了事马上回来上班，她不想过多耽误工作。”
江青说：“结婚是终身大事，多休息几天没有关系，我现在身体还可以，结婚很累人，多休息几天。”
我高兴地说：“我代她谢谢江青同志。”
江青说：“你叫她到我这来一下。”
小周来到江青的办公室，江青当面向她表示祝贺，并送给她两块布料，作为结婚礼品，小周很受感动。
可是，当小周离开钓鱼台10号楼的时候，江青突然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发脾气了。
她的下颚往前伸着，嘴唇打着哆嗦，厉声厉色地说：“这个小护士，她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我精神、身体都不好，正需要她的时候，居然离开我，结什么婚？在她的心目中，一个男人的地位和分量，比我这样一个政治局委员还重要。为了革命工作就不应该结婚，不应该生孩子！你们告诉她，她既然走了，不管我了，伺候她的男人去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守着她的男人去吧，我不想再见到她！”
那时，由于通信联络不方便，对江青后来的态度我无法告诉小周。小周后来还是没有逃得了厄运。
我记得1971年11月份，江青突然提出叫小周到中央办公厅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小周到了五七干校不久，江青又指使一位大人物把小周押送回京。
当时汪东兴劝那个大人物不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如果按照她的意见办，将来会被动的。那位大人物说：“这是首长交代的事，一定照办。”
汪东兴说：“你一定要坚持按照江青的意见办，你就给我写一个收条，说明你已按照江青的意见从中办五七学校把小周带走了。”
小周一到北京，就被送到西部某处，关进一间小房子里，窗子用木板钉死，还专门派了两位女同志“负责她的生活”，解大小便都由两位女同志跟随到厕所。可怜的小周从此就失去了人身自由。
小周被突然的打击搞得糊里糊涂，她在那间黑洞洞的屋里大声问看守：“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把我单独关在这间房子里，不能自由行动？这里是什么地方？”
那两位看管小周的女同志，其中有一位很同情小周，对小周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好好休息，保全自己，将来会搞清楚的，你千万别做傻事。”
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周仍不见什么动静，急了，大声疾呼：“这究竟是为什么？把我不明不白地关在这里？如果一个人犯了天大的罪总得审讯吧，为什么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问我。”
小周这样一闹腾，惊动了公安部的一位副部长。
他问了小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1969年6月，你跟随江青到上海，一天早晨江青起床以后，你在江青的卧室拉开了几扇窗帘？看到什么了？另一个问题是：1970年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住在哪儿？林彪住在哪儿？
小周认为这两个问题问得莫名其妙，便说：“在上海时，江青的卧室拉开几扇窗帘，要看时间的早晚、天气是晴是阴，以及江青在不在卧室而定，天气晴朗就少开几扇，天气阴就多开几扇；江青在卧室就少开几扇，不在卧室就多开几扇。多开几扇或少开几扇窗帘还会有什么问题吗？至于在庐山，毛主席住在什么地方，你去问汪东兴、张耀祠同志，我知道也不能讲，这保密。林彪住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天真无邪的小周哪里知道，问的这两个问题正是江青诬陷小周是林彪的特务的两条罪状。
这位副部长听了小周的回答，什么话也没有说就走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69年6月，在上海。一天中午，小周伺候江青起床时，按惯例顺手拉开一扇窗帘，这时有两个哨兵巡逻，从窗外走过去，小周并没有注意到那两个哨兵。江青却犯了疑，当天下午，江青叫我打电话把张春桥叫去，江青问他：今天中午有两个人从窗外走过去，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企图？查清楚立即告诉我！
第二天，张春桥到江青的住地报告江青调查结果。张春桥说：“昨天中午从你窗外走过去的那两个人是保卫你安全的两个哨兵，没有发现什么不轨行为。我已告诉他们，以后哨兵巡逻时，不要离你的窗户太近，以免影响你的休息和办公。”
当时江青相信了张春桥的调查，以后再也没有提起此事。
两年过去了，林彪叛国出逃，江青又提起那件事，硬说那天是小周和空四军联系好的（空四军是林彪集团成员王维国领导的部队），趁江青起床拉开窗帘之机企图用枪打死她。
再一件事就是1970年在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有一天，小周同两位工作人员趁江青休息时间，到离江青住地只有200多米远的小卖部买了一支牙膏和一块的确良布，来去只有十几分钟时间，不料被“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和王秀珍看见了，便向江青告密说：怀疑小周在庐山期间到林彪的住地去过，给林彪通风报信。
这两件事情原来有这样的背景，任凭小周多么聪明，绞尽脑汁也想不到这样复杂。
又过了几个月，对小周的“问题”没有人问津，小周忍不住了，又大哭大闹一顿。果然惊动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大人物。他去了以后，对小周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闹得很厉害，是怎么回事？”
小周趁这个机会诉说了自己无处诉说的心里话，她说：“我给江青当护士时，尽心尽力地为她服务，努力工作，我对党是问心无愧的，我对江青也是问心无愧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那位大人物听了以后说：“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相信党嘛，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
这时，小周看见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也在一旁，便提高了嗓门：“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对党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任何时候都应该实事求是，不冤枉任何人。”
小周故意提高声音，是想让那位大人物的警卫员听到，好让他把自己关押在什么地方的消息传出去，以唤起曾和她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的同情，替她说话，为她申冤。
我们和小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对小周的不幸遭遇愤愤不平，同时，也感到人人自危。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如果继续在江青处工作，谁也逃脱不了跟小周一样的下场。我们实在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想寻找机会发泄发泄。
终于有一天，汪东兴到钓鱼台10号楼办事，我们几位工作人员拉住他，不让他走，请他听听我们的意见。汪东兴只好坐在小会客厅耐心地听大家发言。大家纷纷问道：“小周有什么罪？为什么那样对待她？小周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也不在这里干了。”
汪东兴听了我们的意见以后，说：“小周究竟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清楚，我了解一下，你们别着急，她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
汪东兴回到中南海以后，把小周的事，向毛主席报告说：“我刚才到江青同志那里去了一下，那里的工作人员的心情不平稳，就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毛主席问：“为什么？”
汪东兴说：“江青同志原来有个护士小周，被隔离审查了，江青同志怀疑她有问题。江青同志那里的工作人员证明小周是个好同志，没有任何问题，纷纷要求把小周放出来。”
毛主席听了汪东兴的汇报，很生气，立即指出：“江青不应该无根据地对待一个孩子，从哪里抓起来的，还放回哪里去！”
1973年初夏，我们听到小周被释放的消息，十分高兴。但是，没过多久，我和江青的警卫员周金铭也被江青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了“反革命”，送到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学校劳动。
我记得到了“五七”学校以后，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大周到小周所在的连队（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小周是从五七学校抓走的，释放以后又被送回五七学校）去看她。小周看到患难与共，久别重逢的战友，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我们两位男子汉也禁不住地哭了起来。我们既为小周的获释而高兴，又为小周的不幸遭遇而难过。
小周后来流着眼泪对我们说：“关押我的时候，有两个女同志，其中一个对我态度比较好，另一个对我态度不好。她经常对我说：‘你要老实交待问题，不要走向党的反面。’我对她说：‘我没有问题，你叫我交待什么？我这个人永远也不会走向党的反面。我始终是忠于党，忠于党中央，忠于毛主席的。’当时，我觉得太冤枉了，太难过了，真的不想活了。我结婚时，江青送给我两块布料，一块蓝的一块灰的。我看到这两块布就气得不得了。我用一条蓝头巾包得好好地给江青退了回去，凡是她的痕迹我一点也不留。不知道为什么，我退给江青的布料、头巾，又给我退了回来。当我看见又把东西退了回来，一气之下，拿起剪刀把布料剪了个粉碎。”
我向小周解释了那些东西退回来的原因：当时，汪东兴对我说：“小周退给江青的东西如果江青收到了，非更加激怒了江青不可，江青一定会往死里整小周不可。”所以，我又把东西退给了小周，这也是为了保护小周，免受更加残酷的迫害。
小周说：“当时我是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呀！我真的想一死了之。我的情绪坏到了厌世的程度了。我房里有绳子，不想再活在世上了。后来我又想，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相信党组织，相信党中央，如果我死了，真的就说不清了，我终于活下来了。”
小狗引发的冤案
有一段时间江青对养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先是养了一只大狼狗，起名大黄，后来又养了一只小黄狗，起名叫小黄。那段时间江青真是爱狗如命，玩狗入魔，命令工作人员定期为小狗洗澡、梳毛、洒香水。“小黄”的名字只能她一个人叫，不准别人叫，怕小狗对她疏远，对她没有感情。但洗澡、洒香水的任务却交给了她身边的工作人员。
1972年一个傍晚，江青吃完饭，告诉护士赵柳恩，把她特意给小狗留下的饭菜用碗装好，放在楼门外，等她从大会堂开会回来喂狗。
小赵遵照江青的吩咐，把狗食装在一个碗里，并用菜碟把碗盖好，放在楼门外。
小赵是广西柳州市人，当时只有23岁，长方脸，高个头，大眼睛，白皙的皮肤，说话细声慢语，微笑时脸上出现两个小酒窝，口中露出两个小虎牙。她的动作文雅而得体，显现出一个典型的南方姑娘的温柔。可是，她到江青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神经高度紧张，工作劳累，生活无规律，休息、吃饭无定时，青春活力很快就不见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那天晚上11点，江青开会回来，一进门就要喂狗。小赵赶忙去取狗食，走出楼门，一看，不好了，狗食没有了，小碟子在一边，碗倒在另一边。
原来是江青开会时间较长，回来的时间晚了，小狗实在太饿了，循着饭菜的香味找到了装狗食的碗，便把小碟子拱掉，不客气地把碗里的饭菜吃了个精光。
心情十分紧张的小赵，把狗食失踪的情况如实报告了江青。江青听了以后表面上没有什么反应，心中却已经充满怒气。她故意假装心情平静，把工作人员叫到楼门厅，叫大家围成一个圆圈。秘书、警卫、司机、护士、厨师、服务员等，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个个都十分紧张，不知道江青又要借题发挥，做些什么无理的事情。
过了一会儿，江青抱着小狗出了大门，然后把小狗放在地上，看小狗有什么反应。一开始大家莫名其妙，不明白江青的这一举动是什么意思，可是一刹那间，都醒悟过来了。原来江青是利用狗和人之间的感情来“破案”。她把小狗抛出去，狗奔向谁，此人就是喂狗的“罪魁祸首”（江青特别忌恨别人喂她的狗，因为别人喂她的狗，会破坏狗和她的感情），亏她想得出。此时，只要小狗奔向哪位工作人员，他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大家紧张得心快要跳到嗓子眼儿了，生怕小狗奔向自己。
江青刚刚把小狗抛出去，懂人性的小狗就立即转身奔向江青。她又把小狗抱起来，转了两圈（自认为植物神经衰弱的江青转了两个圈，也不喊叫头晕了），把小狗第二次抛出去，小狗又转身奔向江青的身边。
江青的拙劣表演，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弄巧成拙，便恼羞成怒地、恶狠狠地对小赵说：“喂狗的就是你。”
天哪，小赵的确没有喂狗，于是摇了摇头，为自己申辩了几句，江青见小赵竟敢当着众人的面“顶撞”她，便咬牙切齿地拉着长音骂道：“你不是喜欢狗吗？你就和狗一块滚吧！”
当即命令我把小赵和狗一起连夜送到中央警卫团在半壁店的农场去。
同志们对江青的这种卑劣做法感到很气愤。可是，她手中又掌有置人于死地的权力，大家敢怒不敢言，只得委婉地替受冤屈的小赵求情。
有人说：“今天是星期六，天又这样晚了，在农场的都是男同志，一个女同志去了没有地方住，今天就让小赵在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作安排吧。”
江青大声喊叫道：“不行，我说出的话是从来不会收回来的，赶快叫她走，她不是喜欢狗吗？让她和狗一起睡觉吧！”
当天晚上，我们不忍心把小赵送到一个陌生的农场去，就瞒着江青把她安排在钓鱼台17号楼二层一个房间休息。
把小赵安排好以后，同志们轮流给她送饭、送水，不让她下楼，以避免她和江青碰面。我们还告诉钓鱼台管理处的领导和在17号楼做服务工作的同志，千万为小赵保密，谁也别说小赵在17号楼住。管理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也非常同情小赵的处境，共同保护了一个无辜的好同志。
小赵在17号楼躲了一个星期，委屈难过地痛哭了一个星期。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两眼红肿，面色憔悴，精神恍惚，眼泪哭干了，嗓子哭哑了，在极度难过的时候，就默默地站在毛主席像前，小声说：“我可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江青的事情，小狗不是我喂的，我是冤枉的呀！你老人家洞察一切，请你老人家快点救救我吧！”
江青红运当头，脾气古怪，同志们有多大的委屈，都是深深地埋在心底，谁敢向毛主席报告呢？即使是毛主席知道江青做了坏事，批评了江青，江青也会寻找报复的机会的。无奈，我们对小赵只能表示同情，耐心地去劝导和安慰，请她想开点，历史会证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我们知道江青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因此，我们几位工作人员商量着做了第二手准备。江青叫别人伺候惯了，别看她在恼羞成怒之时，把小赵赶走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又要叫小赵回来，因为小赵聪明、勤快、文静。我们想：如果江青叫小赵回去工作的话，问起小赵有关农场的情况，小赵肯定回答不出来，露了馅就更糟糕了。于是，我亲自开着汽车拉着小赵到中央警卫团半壁店农场看了一看，并叫小赵记住该农场有多少人，种了多少棵树，养了几头猪，等等。
果然不出所料，小赵离开10号楼以后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江青觉得一个护士不够用，又命令小赵回10号楼工作。小赵一听要回到江青身边，立即毛骨悚然，执意不回。我又做小赵的思想工作，对她说：“咱们拗不过她，好汉还不吃眼下亏呢！你回去的本身就说明你是无辜的。”小赵是个善解人意的人，一经劝说，也就想通了。
小赵回到10号楼之后，江青果真问起了农场的情况，小赵从容地一一作了回答，没有什么漏洞，这使我心中的石头掉下来了。
我想，江青在处理小赵的问题上似乎是觉得自己错了，她叫小赵和狗一块走，又叫小赵回去工作，这似乎表示了一种姿态。但是，她这个人从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尤其是在工作人员面前，说你错，你就错，不错也错，不认错，就更错。叫你走，你就走，不走不行；叫你回，你就回，不回也不行。
江青召开的组织生活会
刚到江青那里工作时，我的组织关系是属于毛主席办公室党支部（也就是一组党支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是党支部书记，江青办公室是该支部的一个党小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从中南海搬到了钓鱼台，那个时候，在江青处工作的共产党员到中南海参加一次支部大会很困难。党的九大以后，经上级党委批准，江青处单独成立了一个党支部，这样过组织生活就比较方便了。当时，江青处支部共有党员11名，其中包括江青，同志们选举我为这个支部的支部书记。
除了江青以外的其他10名共产党员，都是经过组织上严格审查，认真挑选去的，除一名特级厨师程汝明同志外，都是部队中的年轻干部。大家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组织纪律观念都比较强，都能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党章的规定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组织生活的内容大都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汇报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江青虽然是我们支部的一名党员，但是，从来不参加我们支部的组织生活会。因为她是一名特殊党员，每次召开组织生活会，也不敢通知她。
有一天，江青突然决定要召开组织生活会，并告诉我她要亲自参加。江青的反常举动，使我摸不到头脑。后来才知道，护士小周被江青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以后，她的“罪行”材料还没有找到。江青明白，只靠上海市那两名亲信提供的情况和自己捕风捉影捏造的材料把小周打成“反革命”证据不足。如果小周的问题被毛主席知道了，问起来，她无法解释。
于是，江青挖空心思想出一个办法，决定以组织的名义搞一份小周的“罪行材料”。当天晚上8点许，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开始。江青以特殊党员的身份，坐在大家的面前。她提高嗓门说：“今天的会议由我来主持，我有重要的话要说，你们都要注意听。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我以前之所以没有参加过你们的组织生活会，是因为我的组织生活是在中央政治局过的，我参加的是高层次的组织生活会，可以讨论重大问题，决定重大问题，和你们的组织生活会远远不是一个层次。我今天参加你们的生活会，你们应该感到光荣和自豪。以上是我要解释的一个问题。”
江青接着说：“我今天参加你们的生活会，主要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修反修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你们要知道，我是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有人说我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我的确是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阶级敌人对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陷害我。你们的责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我，忠实地为我服务。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们别糊涂，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不好好为我服务，就是对党未尽到责任。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对我不忠，就是对党不忠。对我的态度问题，不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个感情问题，立场问题。对我的态度问题要提高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我是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林彪等人对我恨之入骨，可把我给害苦了。你们如果对我是忠诚的，听我的话，就要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林彪及其死党、爪牙们的罪行。”
江青停顿了片刻继续说：“你们如果揭发问题有功，我就犒赏三军。”说到这里，江青拿起一块小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然后将小毛巾狠狠地用力往茶几上一摔，说：“如果有人知情不报，有意包庇坏人，后果你们是清楚的。”
接着，她顺手抄起一块大毛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水说：“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主要要说的话，就是那个小周的问题。你们不要为她表面老实的假象所迷惑，她可是林彪、邱会作派到我身边的坐探。你们在座的同志对党要忠诚老实和无限热爱，对林彪及其死党要无限地仇恨。一个‘爱’字，一个‘恨’字，这一字之差就清清楚楚地表现出了一个立场问题。如果要证明你们的立场是对的，是坚定不移的，你们就毫不犹豫地、勇敢地、认真地揭发那个小周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我是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人。你们企图对我耍什么花招，想对我隐瞒什么，休想！在我出生入死对敌作斗争的时候还没有你们呢？论年龄，我可以生出你们来。”她看了一眼程汝明老厨师，又说，“老程师傅除外。我再强调一下，你们如果不揭发小周的问题，今天晚上谁也别休息，谁也过不了关。我现在到办公室看文件，等着看你们写的揭发材料。你们可以大家发言，一个人作记录，然后进行整理成文嘛。”说完，江青就拂袖而去了。
江青走了以后，由我主持会议，请刘真同志作记录。大家相视而坐，心情沉重，一个个发着愣，谁也不开口说话，我觉得空气快要凝结了。大家都在想：今天晚上如果对小周不搞出几个“问题”来送给江青的话，肯定过不了这一关。可是，小周除了天真、纯洁、老实、勤奋、任劳任怨以外，还能有什么呢？她的品质和实际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谁能忍心往洁白无瑕的纸上抹墨呢？
就在大家紧张地思考问题的时候，江青接二连三地打铃催要揭发材料，给本来紧张的气氛又增添了几许恐怖。我们10位共产党员，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来自不同的单位，都受过党的严格训练，都富有正义感和一颗善良的心。大家一致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绝对不能昧着良心，违背党的原则，去陷害一位纯洁无瑕的好人。但是，如果我们给江青一个字不写，就过不了今天晚上这一关。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凑了个材料。现在回忆起来大概的意思是：小周同志为人忠诚老实，能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工作不怕苦累，爱学习，肯钻研，有一定的护理工作经验……缺点主要是性格比较脆弱（这句话的意思是小周受的委屈太多，有时哭鼻子，掉眼泪）。
当时大家委托小刘归纳同志们的意见，整理好以后，念给大家听。念完以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对，就是应该对小周有这样一种评价。”
我是支部书记，这份材料应该由我交给江青。我拿起那份材料一看，斗大的字还没有写满一张16开的纸。其内容又和江青想象的根本不一致，她看了以后肯定通不过。但是它毕竟是以党支部的名义写成的材料，我硬着头皮也得交给江青。
我来到江青的办公室，看到她的脸仍是有些阴沉，便把材料递给江青。
江青接过材料，仔细看过以后，阴沉的脸更加难看了：“这写的是什么东西！这哪是揭发材料？这不是给她评功摆好吗？我看你们是包庇她，合起伙来对付我呀！”说着说着用力把材料摔在地上。
我一脸尴尬，出现这种情形是我预料之中的，但当时还是感到很难堪。我没有作声，准备挨剋，如果作声，她会说我顶撞她，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引火烧身，保持沉默是自我保护、等待过关的唯一办法。我知道，她的精力是有限的，她在会上大讲了半个多小时的话，又等了两个多小时的材料，精神气很快就会消耗尽了。她也明白，虚张声势地吓唬了那么长时间，才看到了这样一份材料，再想向我们榨取她所需要的东西是很困难的。
果然，过了一会儿，江青无精打采地说：“唉，材料就这样吧，这也有用。”于是，她自己没有趣儿地弯下身去，把材料捡起来，锁进了她自己的铁皮柜内。
我走出江青的办公室，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我看到天空中有几颗星星在眨巴着眼睛。
私设公堂惊动八位政治局委员
1972年3月4日午夜，江青和往常一样，服了第三次安眠药以后，进入卧室准备睡觉。护士小赵按照医嘱和江青的要求，把另一份安眠药放在床头柜上，以备江青万一睡不着时顺手就可以拿到自己服用。小赵按工作顺序一切做完以后，即回到护士值班室准备休息，此时已是5日凌晨4点钟了。
一个小时以后，江青突然打铃叫小赵。小赵赶紧进入江青的卧室。江青躺在床上阴沉着脸说：“今天晚上你为什么不给我放备份药？我只睡了一小时就再也睡不着了，想吃备份药，结果没有找到，你给我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小赵用肯定的语气说：“江青同志，那备份药我给你摆上了，是不是你吃了以后，忘记了。”
江青没有想到小赵会那样回答她，立刻火冒三丈，她说：“我肯定地说，是你忘记给我放了，我根本就没有吃，你竟敢撒谎说给我摆了，难道我一个政治局委员还诬赖你一个小护士吗？别解释了，快点把那份药给我拿来，否则我今天晚上睡不好觉你要负责。”
小赵是一个护士，只能按照医生的嘱咐按时按量伺候江青服药，不可以擅自给她增加药量，要是出一点问题她也负不了责任。
小赵委婉地说：“我去问问大夫，看能不能再增加药量，如果可以增加的话，增加多少合适？”
江青一听火气就更大了，瞪圆眼睛吼道：“你一个小小的护士是听我的还是听大夫的？这根本就不是增加药量的问题，而是少我一份备份药，是叫你给我补上。”
小赵非常为难，不听江青的不行，不请示大夫出了问题又负不起责任。她赶紧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请示大夫，经大夫同意，又适当增加了一点药量，然后服侍江青服下，江青才平静下来。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了，实际上却没那么简单。江青由于长期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有了很强的抗药力，她的睡眠是靠服用超剂量的安眠药而维持的。她服一次安眠药的剂量，足够没有服过安眠药习惯的人睡上一两天的。物极必反，那天晚上江青连续服了五次安眠药，不但没有入睡，精神反而兴奋起来。出现了这种情况，感觉自然是不舒服的。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各种疑问涌上心来，想来想去，她开始怀疑小赵是受了小周的指使给她吃了毒药。
江青在床上实在躺不住了，就打铃起床。与往常一样，小赵给她穿好了衣服，帮助她吃了麦片，洗漱完了，江青走到办公室，横眉竖眼地问小赵：“我问你，你是从什么地方调来的？”
小赵说：“是从三○五医院调来的。”
江青又问：“在三○五医院以前你在哪里？”
小赵说：“在广州军区。”
江青听小赵说以前在广州军区，就捕风捉影地说小赵是黄永胜的人（因为黄永胜任过广州军区司令员），于是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吼叫：“原来你是从广州军区来的，是黄永胜把你派到我这里来的吧？”说着伸手就把小赵领章帽徽撕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并大声说：“你不配戴这些！”不过，江青立刻觉得这样做过分了，说：“这可是宝贝。”弯下腰去，把领章帽徽捡起来，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江青折腾小赵到晚上9点钟，把我叫去，命令我立即打电话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马上到17号楼开会。江青总是这样，利用她是毛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经常惊动除毛主席和林彪以外的所有在京政治局委员。
3月初北京的夜晚春寒料峭。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先后赶到钓鱼台17号楼。已经七十多岁的周总理和叶剑英老帅也来了，一共来了八位政治局委员。
17号楼大厅的北侧摆着一排长条会议桌，政治局委员顺着长条会议桌一字排开坐下。周总理、江青坐在中间。
他们都坐定以后，江青突然把目光盯向我，并大声叫唤：“小杨、大周、小赵给我过来！”我们走过来按照江青的指令坐在他们的对面。
除江青以外的八位政治局委员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江青要干什么。
等我们坐下以后，江青大声对我质问道：“姓杨的你站起来，我问你，你要老实回答，林彪的坐探小周是怎么调来的？你说！”
我站起来回答道：“工作人员的调动是上级组织的事，小周是怎么调来的我不清楚。”
“你给我坐下！”江青命令道。
然后江青又指向大周，“大周，你给我站起来，你说，她们为什么让我吃这么多安眠药？你说，你说！”
大周解释说：“给你服的药量大小是医生和你商量决定的，我不了解这个问题。”
江青碰了两次软钉子以后，开始把矛头指向小赵：“小赵，你给我站起来，我问你，你给我吃这样大剂量的安眠药，是不是小周指使你干的？你今天给我老实回答，不许隐瞒事实。”
小赵毫不含糊地说：“确实不是小周指使的，吃多少药是医生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你商量定的。”
小赵刚回答完，江青又大吼：“你，你给我坐下！”
江青对我们三个人发难了一遍，没有问出她需要的东西，火气越来越大，一下子站起来，不知又要审问什么。
这时表情严肃的周总理看到江青这样飞扬跋扈地对待工作人员，实在忍不住了，很气愤地对江青说：“你不能对工作人员态度好一点吗？你用这样的态度问话怎么让人家讲话？我都紧张了，他们都是孩子能不紧张？听说你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撕掉了，我都替你难过。”周总理说着转过头去说：“张大夫（总理的保健大夫叫张佐良）快给我一点药吃，我的心情太紧张了。”
张大夫忙从药箱里取出药给总理服下。
叶剑英同志见出现了这种情况，想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也想将江青一军，他忙把江青经常服用的安眠药单子拿过去看了看说：“你服的安眠药确实是‘毒药’，药的剂量也的确太大，你今后不吃不行吗？”
“不吃睡不着觉。”江青说。
“那少吃点行不行？”叶剑英同志又问。
“少吃也不行，因为我长期服安眠药，有了很大的抗药力了。”江青摇头摆手地说。
叶剑英同志听江青说安眠药不吃不行，少吃也不行，全都明白了。他站起来，走到一旁，坐在东边的沙发上，头往沙发靠背上一靠，合上眼睛，呼呼地睡觉去了。
经常和江青一拍即合的张春桥、姚文元，见周总理批评了江青，又见叶剑英同志将了江青的军，也不敢给江青帮腔了。
江青见没有人同情她、支持她，感到很尴尬，想挽回面子，于是就说：“你们都知道我有病呀，我现在该吃药了。”
她指着刚刚被审讯的小赵说：“快给我药吃。”
江青吃完药，悻悻地离开17号楼大厅到礼堂看电影去了。
周总理见江青走了，把叶剑英、汪东兴叫到17号楼的小客厅商量如何处理今天发生的事情。
总理说：“今天江青把我们这么多政治局的同志叫来，对几位工作人员兴师问罪，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应尽快报告毛主席，不报告不好。”
汪东兴说：“我赞成总理的意见，今天晚上发生的事，确实是一件大事，如果不报告毛主席，万一出了更大的问题，我们不好交代，请总理在方便的时候报告主席。”
总理沉思了一下说：“主席工作和休息的时间我不好掌握，东兴同志每天都在主席那里，还是请东兴同志报告主席比较方便。”
叶剑英也说：“还是东兴同志报告主席好。”
汪东兴说：“尊重周总理和叶帅的意见，同意由我向毛主席报告。”
周总理对汪东兴叮嘱：“请你报告主席越快越好。”
汪东兴说：“那好吧。”
第二天，周总理又给汪东兴打电话，催促他赶快报告毛主席。
汪东兴根据周总理和叶剑英的意见及时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了汇报以后，非常气愤，他说：“江青私设公堂，要拿她问罪。”
江青疯狂地折腾了一天一夜，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弄得她非常尴尬和狼狈。午夜时分，她由张春桥、姚文元陪同到礼堂看了一部电影，又和往常一样，服了三次安眠药以后回到10号楼休息去了。
江青进入卧室以后，我给她准备好了第二天要看的文件，回到我的宿舍。
我躺在床上，深深地出了一口气，回忆当天江青的表演，心中又气愤，又高兴。为什么气愤？毋庸赘述。高兴的是，江青平时虐待、折磨工作人员的情景，中央领导可能听说过，并没有亲眼见过，今天这么多政治局委员看到了江青是怎样对待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的，知道了我们在她那里工作是多么的不容易。周总理和叶帅当着众人的面严肃地批评了江青，给我们撑了腰，出了气，给了我们精神上极大安慰。想着想着，激动的泪水顺着眼角流到了枕头上。今天的一切就这样过去了，明天是凶是吉，难以预料。
第二天上午11时左右，江青在卧室打了一下电铃，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江青起床时先叫护士，护士进去以后帮江青穿衣服和鞋袜、洗漱、吃东西。而今天起床为什么只打了一下铃？都认为是她打错了铃。护士就端着江青起床要用的洗漱和要吃的东西进了江青的卧室，没有多大一会儿，护士出来对我说：“老杨，江青是叫你的，你快进去吧。”
“江青起床了没有？”我问护士。
“她还没有起床。”小赵回答。
“她现在叫我进去干什么？真奇怪。”我是问小赵又是问自己。
“我哪知道，叫你去你就去吧，你还得快点去，看样子她还很着急。”小赵说。
“我现在进去不方便，请你跟我一起进去吧。”我恳求小赵。
“那好吧。”小赵爽快地同意了。
小赵走在前，我走在后。进入江青的卧室，我看到她穿着睡袍半躺半靠在床上。她看见我进去，突然坐起来，双手向我伸过来，看上去面色很疲倦，情绪很激动，头发很乱，脸上的肌肤在颤抖，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种样子，把我吓了一大跳，往后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她做着手势，连声说：“你过来，你过来，离我近点。”
我看她那种异样的动作和表情，还是不敢靠近她。
她又说：“没有事，你过来呀！”
我想：现在有护士在场，不怕她乱咬人，看她还要耍什么花招，我一个男子汉，她不敢对我下毒手吧？走近点就近点。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她一下子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我昨天晚上惊吓了你们啦，惊吓了你们啦！”
我见此情形，一下子愣住了，江青今天的态度和昨天判若两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个晚上就能使她良心发现，改变了态度？我在江青那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对她还是了解的，江青不可能是这样子，她一定又有什么花招，她或许只是换了一个手法。一招不行又来一招。
这时小赵看没有她的事了想离开江青的卧室，我忙给她使了一个眼色，不让她离开，她心领神会，没有离开。
江青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想给主席写封信，可是我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了，我说你写。”
江青这么一说我完全明白了，她是假装给我们道歉，实际上是为了叫我代笔给毛主席写信。
江青眯缝着眼睛说：“主席：我长期遭受林彪一伙的迫害，他们指使在我这里的坐探叫我服了大量的毒药，使我植物神经严重失调。我现在嘴唇青紫，手脚发麻，头发脱落，好似干柴……请主席为我作主……”
我写完以后，江青拿过去改了几个字，又叫我抄了一遍，她签上名，写上年月日，又叫我拿了一个大信封，她在信封上写上：即送主席、总理、剑英、先念、春桥、文元、登奎、吴德、东兴同志亲启。
江青写完以后，亲自用密封笺封好，叫我立即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马上派通信员来取，并请他们由专人于当天传到中央领导同志手中。
江青写这封信的目的很明确，是想请毛主席表态，用毛主席的威望和影响把秘书、警卫员、护士等工作人员打成现行“反革命”，向中央领导同志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
由于毛主席已经知道了江青私设公堂向工作人员发难的情况，所以江青的信送到主席那里，主席看过以后连圈都没有画。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接到信以后，见主席没有画圈，看过以后也都没有画圈。
信转了一大圈，退回江青，她显然看到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看过信以后都没有画圈，遭到了冷遇，有些不高兴，但她还是把它当作宝贝一样，锁进她自己的保险柜里。
后来有一天，汪东兴和我一起回忆起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私设公堂审讯工作人员时，汪东兴说：“那天江青打电话通知总理、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张春桥、姚文元和我，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17号楼，总理打电话给我，问：‘江青同志叫我们去有什么事，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们去了以后，江青说：‘杨银禄、周金铭、赵柳恩有问题，我一是要对他们进行审讯，二是叫公安部把他们抓走。’总理说：‘你认为工作人员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能对他们进行审讯，而应该叫谈话。’江青不同意叫谈话，应该审讯。我说：‘你的工作人员是由我代表组织经过精心挑选、严格审查派来的，平时由我负责领导，你如果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应该交给我，由组织调查处理，不能一下子交给公安部，等我们谈了话以后，再由组织酌情处理。’江青还是坚持不同意叫谈话，而叫审讯。那天，江青当着我们八位政治局委员的面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审了一个又一个，我认为那是私设公堂，侵犯人权。她表面上是对工作人员的，实际上是对准我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嘛。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场问了江青几个问题，江青回答：‘不吃睡不着，少吃也不行，因为我长期服药，有了很大的抗药力了。’叶剑英同志听了江青的回答，不再说话了，头往沙发上一靠睡觉了，还打出了鼾声。我小声问叶帅，这样紧张的气氛，你怎睡着了？叶帅小声说：‘我没有睡着，我是装睡着了。她这样闹，我们不该来。’我说，我们事先不知道她叫我们来有什么事，总理也不知道。叶帅说：‘真糟糕！这不是为江青助威嘛。’叶帅说得对，是为江青胡闹起了助威作用，但是，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坚持了原则，才使江青的阴谋没有得逞。”
江青的相面术
有一段时间江青对我们说，她研究过面相学、骨相学，会给人相面。
那段时间，我发现江青老是盯着工作人员的脸，全神贯注，有时一看就是好几分钟，弄得工作人员浑身不自在，后来我才知道江青在给人相面，她想通过工作人员的各种表情判断他们是不是“特务”、“内奸”、“坐探”，等等。
江青使用相面术或不使用相面术是有时机的，她高兴的时候不给人相面，不高兴的时候主动给人相面。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很少，不高兴的时候极多，因此，无辜的好人吃江青相面术之苦的也就多了。
1968年11月间，江青患病，感冒发烧，护士忙不过来，江青提议调一名女服务员帮助护士工作。组织上经过认真挑选，严格的政治审查，从人民大会堂选了一位忠诚老实、工作踏实、任劳任怨、为人热情的女服务员，叫龚茂香。
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江青脾气古怪、难以伺候，均怕和江青接触，尽量躲着她，江青在大会堂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寂静。小龚调到江青处以后，好心的老同志告诉她：江青在楼房内怕见生人，一见到生人就心情紧张，出虚汗。你见到江青能避开就避一避，实在躲不开了就大大方方地站在原地，别紧张，更不能跑开。她不问话，你千万不要吭声。你为了避免或减少和江青碰面，在她到户外活动的时候再到她的办公室和卧室打扫卫生、收拾换下来的衣服，平时在附属房间洗熨衣服，打打零杂。
开始一周的时间小龚注意得不错，没有和江青碰上面，可是同在一个屋檐下哪能永远避得开，时间长了也就难免和江青碰面了。
江青的病好了，有一天下午，她到户外散步，小龚立即到江青的卧室、办公室打扫卫生。她怕江青散步回来碰上面，搞完卫生赶紧往楼下走。真是无巧不成书，因为那天户外有一点风，江青刚到外边就喊有风，走了没有几步，就往回走。小龚正在往楼下走，江青恰巧从户外散步回来上楼，一边走一边埋怨警卫员向她报告的风向不准确，散步时被风吹着了。她走着走着，抬头一看，一个陌生人站在楼梯的左侧，这时，江青显得神情紧张，用眼睛斜瞅了小龚一眼，她没有吭声，继续上楼。小龚也没有说话，等江青走过去，才蹑手蹑脚走下楼。
小龚走下楼来，吓得脸都发白了，捂着胸口，小声对我说：“吓死我了。”
江青刚刚回到办公室就打铃叫我。
我一进她的办公室，她就厉声厉色地问我：“小杨，刚才我在楼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是谁？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边问，一边拿起一块大毛巾使劲擦头上和脖子上的汗水。
“你刚才碰见的那位女同志姓龚，叫龚茂香，是组织上根据你的意见从人民大会堂选调来的，为你服务的。她调来之前，我曾经向你报告过她的情况，你工作忙可能想不起来了。”我赶紧向江青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会相面，我看这个人肯定不是好人，肯定是个坐探，不然为什么那样紧张？作贼心虚嘛！”
我听了江青对小龚下的结论，吓了一身冷汗，极力向江青解释说：“据组织上介绍，这位同志对党忠诚老实，政治可靠，是党的九大代表，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她年纪小，又是从农村来的，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才紧张的。”
江青还没有听完我的解释就大发起火来，她说：“你还解释什么，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会相面，凭我几十年的斗争经验和灵感，我的基本看法是不会错的，绝对不会错。你说她不是坐探是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你为什么袒护她，为她说好话？你和她是什么关系？你再为她解释什么，我就说你和她是一伙的！你和她一起滚蛋！”江青沉思了一下，又说：“今天叫她立即滚蛋，我要派人对她进行调查，如果她和你有什么关系，就连你一块端！”
看来越解释越糟糕，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叫小龚回大会堂了。经报告组织同意，小龚又回了大会堂。
我想，小龚回到大会堂也就万事大吉了，可事实不是这样，这时江青让她的亲信，当时的国务院文化组的一位副组长，进行调查。江青的这名亲信，对江青的指示心领神会，为了讨好效忠江青，不顾别人的死活，不顾事实，整理了一份黑材料，他个人证明小龚“的确是一个坐探”。那份材料送到江青那里以后没有几天，人们在人民大会堂再也见不到小龚了。
后来我听说小龚被赶到山东省她的原籍去了。
1971年夏天，有一天，江青对我说：“小杨，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在青岛休息的时候，有一天，从海上游泳上岸以后，正在海滩上晒阳光，发现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他长得很黑，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神情不定，鬼鬼祟祟，很可疑。我会相面，我发现那个人是在监视我，时刻在窥探我在青岛的行动；他肯定是个坏人，是搞特工的。请总理查处，并将查处的情况告我。”
我把江青的原话用电话转告总理以后，总理问：“她到青岛又发现了什么？她说人家是坏人有什么根据吗？用相面的办法来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没有什么把握吧！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总理要我谈看法，我也就直说了，我说：“江青在青岛休息期间，当地的党、政、军各部门对江青的安全保卫、服务等工作非常重视，特别是警卫部署十分严密，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现象，我认为是不会有什么特务潜伏到江青身边的。我的看法是一种分析，供总理考虑，也可能我的分析不对。”
总理说：“银禄同志，你的看法可能是对的，但是，你能向她解释清楚吗？这样吧，我派人查一查，由我负责向她解释，你告诉她，我组织人调查，她说的那个人的情况会搞清楚的。”
过了两三天以后，总理打电话给我，总理说：“请你转告江青同志，她指的海滩上的那位军人，我查到了并了解了那位同志的情况，那位同志是搞警卫工作的，他是专门负责江青安全的，当地驻军的政治部门证明他政治上是可靠的，没有任何问题，请江青同志放心。”
我把总理来电话的记录递给江青看，她看了以后说：“哼，难道我相面会相错了？我的直觉那个人就是坏人，既然总理保证那个人没有问题，暂时就这样算了，将来发现那个人真的有问题该由谁负责，谁负责就是了。”
江青给别人相面的另一个时机是在中央内部出了问题，疑心之盛的时候。
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垮台以后，有一天晚上，中央领导在钓鱼台17号楼开会，会议结束的时候，江青对总理说：“总理呀，我建议今天晚上就把洪民、曹家信、杨洪喜抓起来，我会相面，他们的问题可不小。”
洪民、曹家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一医院的著名牙科医生，给江青治疗过牙齿。林彪反革命集团倒台以后，江青认为三○一医院是总后勤部原部长邱会作领导的，认定“三○一，一定有妖”。她说：“洪民、曹家信给我治牙时，我觉得疼痛，他们是奉了邱会作的旨意，利用给我治牙的机会有意害我，他们俩就是三○一的‘妖’。他们给我治牙的时候，精神紧张，手发抖。我会相面，他们是作贼心虚呀！”
杨洪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九医院的政治处主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颐和园支左。江青到颐和园游玩时，杨洪喜负责江青的接待和警卫工作。江青认为，三○九医院也是邱会作领导的，怀疑杨洪喜也是邱会作的人。江青说：“我第一次到颐和园的时候，杨洪喜表现很拘谨；第二次去，他表现不在乎；最后一次去，他表现精神紧张。为什么对我熟了，反而紧张了，很不正常。我会相面，这个人肯定有问题。”
江青总是把人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看成是个人关系，把个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看成是不正常关系。
江青对周总理说今天晚上就把洪民、曹家信、杨洪喜抓起来，但是，她并没有讲为什么抓人，说完站起来拂袖而去了。江青走了以后，总理把我叫过去，耐心地问我：“银禄同志，刚才江青同志提到的洪民、曹家信、杨洪喜三个人，你认识吗？”
我说：“认识，洪民、曹家信是三○一医院的牙科医生，杨洪喜是颐和园的负责人。”
“江青同志说要把他们抓起来，你晓得不晓得她有什么证据？你听没有听过江青对他们有什么说法，也就是说江青说他们有什么问题吗？”总理很严肃地问我。
“江青同志有没有关于他们所谓问题的材料，我不清楚，反正我没有看到过。江青同志对我说过三○一医院和三○九医院是邱会作领导的，三○一有‘妖’，洪民、曹家信奉了邱会作的旨意有意害她，怀疑杨洪喜是邱会作的人。她是凭相面想出来的。她觉得他们见到她的时候精神紧张，就感觉他们有问题。”
总理听了我的解释以后，很生气地说：“没有证据凭什么抓人，这还有党纪国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