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庸风雅又吝啬
1970年春季的一天，江青突然提出到北京市宣武区新华街荣宝斋去看看。江青说走马上就走，容不得我们事先去探路线。荣宝斋这个地方是康生告诉江青的。因为康生喜欢舞文弄墨，经常到荣宝斋看文房四宝。
荣宝斋的工作人员看见江青进去后，十分惊愕。因为“文革”期间江青名声显赫，红极一时。江青那天比较高兴，便主动自我介绍说：“我是江青，你们不要紧张，我是来看你们的文房四宝的，如果我认为需要的话还可能选几件带回去呢。”
这时，有一位工作人员赶紧叫来了他们的领导，陪同江青参观挑选。
江青看了明清时期的砚台、清朝的御墨、毛笔，高级宣纸，还有各个朝代书法家、画家的字帖、名画等。江青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看看这件舍不得放下，看看那件爱不释手。她指着这些宝物说：“这个我要，这个我也要。”
我们几个陪同人员你看我，我看你，都暗暗地自言自语：她每个月只有200多元的工资，全吃光了，没有几个存款，买得起吗？但是谁也不敢提醒她少选几件。结果她选了有10件左右装上汽车。
坐到车上以后，我壮着胆子对江青说：“你刚才选的这些文房四宝可能不少钱吧？据说这些东西挺贵的。”
她听后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我喜欢这些东西，如果我的钱不够的话，我可以向主席要嘛，主席有稿费，你这是多此一举嘛！”我无言。
第二天，江青见到我，对我说：“我中午饭后休息时，你去荣宝斋问问我昨天挑选的文房四宝需要多少钱？”
我遵江青的吩咐去了荣宝斋，看到他们已经拉了一个清单，上面写有品名、单位（数目）及价格，合计600元整。他们对我说的金额是降了价以后的价格。
那个时候买东西不砍价，卖方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况且人家说是降了价的，我不能再说什么了，立即拿回那张清单给江青看。
江青看了清单以后，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才说：“我不要了，马上给我还回去。”
她看了看我又说：“我不是买不起，是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快给我立即送回去。”
她喘了几口气说：“也太贵了嘛，就这么几件破东西，就值六七百元，他们这是敲我的竹杠，我可没有这么多钱，又不好向主席开口要钱，算了，退回去吧。”
我们很快把这些东西退了回去。荣宝斋的同志看到我们把江青挑选的宝物退还时，顿时紧张起来了。
一位老者忙说：“这件事，我们没有办好，真糟糕！”他带有歉意地问：“你们看，怎么弥补一下呢？”
我安慰他们说：“没有事儿，什么也别说，麻烦你们了，谢谢！”
有一年，坦桑尼亚的国家元首来华访问，送给江青一个精美的象牙盒，25厘米长，15厘米宽。我交给她时，她兴奋地端详了半天，说：“这东西还是蛮不错的，我特别喜欢象牙制作的艺术品，可怎样谢谢人家呢？”停顿了一下她说：“你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栋打一个电话，请他给外交部说说，叫外交部转答我的感谢之意。”
我准备按照她的意见给钱嘉栋打电话，刚刚走开几步，江青就说：“小杨，你回来，你找人给我做一个小木盒把这个象牙盒装进去，摆在大客厅，陈列起来。”
我说：“做一个小盒是可以的，钓鱼台的木工孔祥淼师傅手很巧，一定会做。但是，怕做得不精美，如果做得粗糙了摆在客厅就不好看了，好像一个漂亮的人穿了一件破衣服，还不如裸摆好看。”
江青没有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意思，问：“你说什么？什么叫裸摆？”
“我是说不做木盒，直接摆在客厅，让象牙盒裸露。”我回答。
江青说：“我明白了。对了，木盒如果做得不好，好像骨灰盒似的就糟糕了。”想了想她又说：“这样吧，把这里面一层用银子镶一镶，不就更好看了吗。”
我说：“银子很贵吧？这样大的一个象牙盒，可能用不少银子，再加上手工费，可要花不少钱呀。镶上银子的话，象牙盒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是不是不镶为好？”我这样说完完全全是出于好意。
这时，江青不高兴了，竖眉瞪眼地训斥道：“我要干什么，你都要干涉，对我的指示，不是表示‘是’，而总是表示‘不’，以后只许你说‘是’，不许你说个‘不’字。银子很便宜嘛，镶上一层银子花不了几个钱，况且又不是花你的，你怕的是哪门子，说那么多废话，岂有此理！”
我说：“江青同志，你别生气，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怕你花钱多了浪费，你坚持要镶银子，我可以马上找人去办。”
江青稍微平静了以后说：“凡是我喜欢做的高兴的事，花多少钱都不叫浪费，包括我自己的钱或者公家的钱。对党来说，我高兴了，健康地工作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用金钱买不来的。”她一挥手，说：“快去办吧。”
我把毛主席和江青的管理员吴连登从中南海请到了钓鱼台10号楼江青的住地，我根据江青的意图向他交代装饰象牙盒的事，这位管理员很快就领会了江青的意图。
我们从我办公室出来，我问他：“江青同志还有多少存款？”
他说：“基本上没有存款，大概只有二三百元吧。”
我们俩商量，决定用最少的代价装饰盒子。因为装饰费超过江青的存款就不好办了。
他说：“装饰这个东西有什么必要呢？纯粹是浪费，她的钱没有地方花了。”
我说：“你别说了，我刚才劝她不要装饰，她还批评了我一顿，好心不得好报。”
他说：“那我拿走了，装饰完了，如果她不满意的话，咱们共同承担责任。”
我说：“好，就这样。”
20天以后，管理员吴连登把装饰好的象牙盒拿了回来，送给江青看，她看后认为比较满意，问：“花了多少钱？”
我说：“花了250元。”
她立刻翻了脸：“什么？花了250元，我不相信！我的印象银子很便宜嘛，这么一个小东西，里面镶一层银片就花那么多钱，我怀疑有问题，你拿来发票我看看。”
我立即把发票拿给她，她摘下眼镜仔细看了又看，她看了小写的250元以后，吃惊地说：“你看‘25’后边这个‘0’是有人后来添上去的，依我看花25元是客观的。”
我说：“是花了250元，你看发票的下边有大写的‘贰佰伍拾元’，没有错，发票上还注有‘成本费’三个字，不会错的，值250元，这银片镶得还是蛮厚的。你用手掂一掂，挺重的嘛。”
当她细心地看了大写的“贰佰伍拾元”以后，额头上冒出了汗珠，霍地立起身来，大声说：“我没有让你花这么多钱嘛！我要是早知道花这么多钱，还不镶呢，真没有想到！你是想到了，你为什么不坚持你的意见？你当秘书的有的时候就要为领导把关嘛，你是有责任的。吴连登也有不可推的责任。”
她已经后悔了，我也不能再说什么了。
江青的锁骨断了
1971年7月29日，邬吉成和我为要到青岛休息的江青打前站，听当地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的前妻贺子珍也在青岛避暑疗养。
我们知道，江青特别忌讳和贺子珍同时在一个城市居住，更怕碰面。我们感到这个问题很棘手。如果把贺子珍住在青岛的事告诉江青，江青会把贺子珍赶走的，这样会惹出麻烦。如果瞒着江青，到了青岛以后，万一江青知道了贺子珍也在青岛，问题就更大了，她非给我扣上“欺君之罪”的帽子不可。回到北京以后，经过反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我向周总理请示报告，听听总理的意见。
我叫通了总理的电话，简明扼要地把我们到青岛给江青打前站的情况以及贺子珍在青岛休养的事向总理作了汇报。
总理听完我的汇报之后说：“贺子珍同志在青岛休息是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这件事不能瞒着江青同志，必须叫她知道，她去不去她自己决定。此事你就不用管了，让我跟她说。”总理把这件难办的事，主动揽了过去，我们从内心对总理非常感激。
然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当江青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休息的消息以后，对我说：“一个姓贺的在青岛怕什么？她休息她的，我休息我的，井水不犯河水。就是偶然碰了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然啰，尽量避开就是了，我告诉你们：谁也不能阻止我想要去的地方。”
江青既然表示了坚决去青岛的态度，我们只好积极作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但是，有一件东西需要作详细说明，因为它和本题有关。
江青有一把特制的能移动的专门外出用的马桶椅子。其形状似一把靠背扶手椅，在坐板中间挖了一个椭圆形的洞，在洞下25厘米处钉有木板，木板上放上便盆，便盆的外面用三合板包起来。为了防止歪倒，四条腿的底部钉了一块金属片，每块金属片各打了两个眼，用螺钉固定在地板上（江青住的房子地板大都是木制的）。江青每次到外地，这把不起眼的马桶椅子是必带之物。不知为什么，这次外出，江青特意提出不让带它。护士赵柳恩再三请求，江青坚持不让带。她说：“我觉得我现在身体不错，有劲儿，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用你担心。”
江青白天开心地游玩，时间过得很快，可是，晚上的时间过得就慢了，最难办的是她上床前的大小便。第一天晚上就遇到了这个困难，她在痰盂上蹲了不到一分钟就坚持不住了，于是，就直接坐到了痰盂上，坐了一分钟，就喊叫屁股硌得疼，叫护士找了一个小游泳圈放在痰盂上，屁股坐在小游泳圈上。由于游泳圈是充了气的，所以，坐上去特别不稳，前后左右摇晃，护士左扶右扶，好不容易帮助她解完了这次大小便。
第二天，我们给她找了一个小方凳，方凳的面是用藤条编织的，我们把藤面剪掉，改成了一个便凳，周围靠上软沙发，江青看了比较满意。前几天晚上，她坐在便凳上注意保持平衡，没有出什么事，时间一长思想就麻痹了。
8月12日晚上，江青上床前，三次安眠药下肚，由护士搀扶着解大小便也算顺利。当她睡了一觉，自己从床上起来，迷迷糊糊地坐在便凳上解小便时，一不小心歪倒了，左锁骨撞在便凳上，疼痛不已。
13日，她起床以后，打铃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一进门，就看见她在沙发上，披头散发，两眼无神，右手托着左臂。
她见我进去，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小杨啊，我估计我的锁骨坏啦，疼呀！我觉得这里有鬼，没有安全感呀！你赶快给总理打电话，说我想马上回北京，在这里再也不能待下去了，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14日，总理回电话，同意江青回京。并派了吴阶平大夫到达青岛。
16日，江青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催我们赶快给她请骨科医生检查锁骨是不是骨折了。当时，我们请了北京最有名的骨科专家，把诊断医疗器械搬到钓鱼台17号楼。经过反复拍片，检查分析，诊断为锁骨轻微骨折。
江青在青岛时，锁骨是不是骨折尚不清楚，她的精神并不怎么紧张，当她听说真的骨折了，顿时变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坐卧不宁起来，此时，她想发火，但是又不敢发大火。她很清楚，发脾气会影响治疗，会影响愈合，虽然心里烦躁，没完没了地唠唠叨叨，心中有火也发不出来。
几十天过去了，摔伤的部位基本上好了，也不用治疗和锻炼了。
江青的锁骨完全愈合后，有一天，她把我叫到大客厅，她正在看一册线装本《红楼梦》，见我进去，她把那册书狠狠摔在地上，质问我：“你明明知道贺子珍在青岛，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报告，还叫我到那个鬼地方？我到那个鬼地方以后，为什么不把她给我赶走？叫我们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个城市里，这不是有意捉弄我，出我的洋相吗？你居心何在？贺子珍是什么东西，她有什么资格在青岛休息？我是政治局委员，一直在文化大革命中冲锋陷阵，叫她和我平起平坐，是你杨银禄有意安排的吧？你在这里面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她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她可能觉得这样说我有点过分，又补充说：“当然啰，你安排我们两个同时住在一个城市里没有这种能力，我怀疑这种巧妙的安排是一个大人物搞的鬼。”
江青虽然自己解释说我没有能力安排她和贺子珍同时住在一个城市里，但是为发泄她的不满情绪，还是追问道：“你难道不知道我和姓贺的是什么关系吗？我再问你一次，她在那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样做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难道不是想出我的丑吗？这件事被外国记者知道了，会被当成丑闻传播的，你知道吗？”
面对江青突如其来的一连串的质问，我一时没有想好如何回答，闷着不说话。
江青见我不回答她的质问就急了：“你怎么不说话？哑巴啦？说到你的心里了吧！”
我看江青如此逼迫我，不说话已经不行了，也只有实话实说了。我说：“贺子珍在青岛的事，我们从青岛打前站回来就报告了总理，总理说此事由他向你说明，去不去青岛由你决定。”
江青更加生气地说：“总理跟我说是说了，当时我是表示过姓贺的在那里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你当秘书的为什么不提醒我，劝阻我不要到那个鬼地方去？你的责任可大啦。此事如果传出去，当成特大新闻传到国外，不仅有损于我，也有损于主席呀！这里的利害关系你懂不懂？”
“你当时想到青岛去休息的心情比较急切，我不好劝阻你，怕扫你的兴。考虑你在北京住久了，换一个环境，到外地松弛一下，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解释说。
“这件事说轻了你是帮倒忙，说重了是有意制造矛盾。你还解释什么？你越想说清楚，越说不清楚。我看你心里的确是有鬼，究竟有什么鬼，你自己清楚！”
江青越说越有气，从沙发上猛地站起来，就往外走，头也不回地说：“你再想想，此事我还要问你，你要彻底交待清楚。”她走出门又说：“今天我累了，这件事不算完，我不能叫你随便说说就善罢甘休！”
我心想，江青又要借题发挥整人了。每当这个时候，我们越解释后果越糟，她想怎样说就怎么去说吧，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实在不行了我再报告总理。
江青节外生枝的第二个问题就更没有道理了。
有一天，她质问我们说：“你们明明知道我晚上吃了安眠药以后站不稳，大小便时坐不稳，我去青岛，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带上马桶？你们是合计好了把我摔伤的呀！”她质问护士小赵：“把游泳圈放在痰盂上的办法是那个周淑英教你这样做的吧？”
我听了以后实在憋不住，忍不下去了，就解释说：“你到青岛之前，你说你觉得身体不错，有劲了，解大小便能蹲得住，不叫我们带马桶。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才没有坚持带上它，结果你被摔了，我们也后悔没有带上马桶，今后，我们一定会接受教训。”
江青用手推了一下镜框说：“接受教训？你倒说得轻松。教训，这可是血的教训啊！我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谁来赔偿？这是一件政治事件。不是你们如何接受教训的问题，而是要把这次事件的后台揪出来的问题。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周，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有后台指挥的呀！既有现场指挥，又有遥控指挥，里应外合配合得不错呀！我看在青岛是有人把你们给收买了。”
我们说：“你被摔伤的事，绝对没有什么现场和后台作指挥，是我们的工作想得不周到，不细致，今后一定把工作做到周到、细致。”
江青的锁骨摔坏了的问题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不让我们带马桶是她的意见，在痰盂上放游泳圈是她出的主意。她为了整人，不顾事实，寻找借口，三番五次地逼迫我们说出所谓的“幕后指挥者”。
关于查出幕后指挥者的问题，她对所有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讲遍了，但是，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同意她的说法，他们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她看没有人同情、支持她的说法，也就冷了下来，以后一遇机会，又旧话重提。
“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一天，江青把我叫去，对我说：“我总觉得我在青岛摔坏锁骨有问题。你小杨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又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的秘书，你的政治立场可要站稳呀，在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不要迷失方向，放走一个坏人。我问你，我被摔坏锁骨的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的时候，李作鹏是不是到我住的那栋楼里去了？”
“他是去了。”我实事求是地回答。
“他在那个时候干什么去了？”江青进一步追问。
“他那天早晨问我：江青同志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们好作准备。”我说。
“不对吧，哪有那么巧合？我刚刚被摔坏，他就跑去了，他显然知道那天晚上我要出事，我怀疑是他亲自指挥你们把我摔坏的，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肯定有内奸和特务，我要把他们揪出来！这件事，我要请总理出面调查清楚。你知道内情不说也没有关系，等我调查清楚了连你一锅端。要么你是直接参与者，要么你是知情不报。在我身边的人员中，无论哪一位有问题，你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青狠狠地说。
“九一三”事件以后，李作鹏已经变成了死老虎，再怎么打也没有什么意义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的用心，不仅要揪出“内奸”，更要揪出李作鹏背后的那个所谓的遥控者，来个一箭双雕。
在这件事上，江青对我采取了引诱、逼迫和恫吓的手段。我是任你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对江青的质问，除了实事求是地简单作一点点回答以外，不发表任何看法，因为我对她太了解了，如果表示同意她的看法，她会对我的话如获至宝，立即命令我写出证明材料，可我没有证据，不能陷害任何人，缺德的事我不能干，害人必害己。如果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她会说对她不忠，骂你个狗血淋头，甚至说你包庇坏人，怀疑和谁谁有什么关系，后果不堪设想。最好的办法是保持沉默。
江青看我对她的说法没有反应，就大声质问：“你对我的话为什么不表示意见？我看你是有顾虑，有难言之隐，我说得对不对？你说，你说呀！”
“你今天说的话，我认真地听了，但是，我没有掌握任何证据，确实表示不出什么看法，这件事可以请组织上调查。”我平心静气地解释。
“那好吧，我会请组织上派人调查的，我也相信会调查清楚的。如果经过调查，真的发现有问题，有人把你或者在我身边的什么人供出来，你到那个时候吃不了兜着走，你去吧。”江青又推了推鼻梁上的镜片生气地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悻悻地走出门外。
所谓栈桥事件、照相事件和高炮事件
江青是1971年8月5日下午到达青岛的，入住青岛市委接待处9号楼。第二天一早，她就提出要到鲁迅公园、栈桥和浴场游玩。我们工作人员再三劝说：“现在你最好不要到这些地方去，因为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万一出了安全问题，我们不好交代。”江青根本不听劝阻，执意非去不可。
到了鲁迅公园，游览的人不是很多，人们也没有发现江青。我们进入园内碰到从中央警卫团调到青岛警备区工作的老战友任吉臣，我们俩多年没有见过了，能在这个地方见了面，心里高兴，但不敢当着江青的面走近握握手。因为江青的怀疑心颇大，江青不认识他，他如果和我握手，江青一定会怀疑我与他有什么问题，麻烦就大了。任吉臣做警卫工作很有经验，江青在公园内散步半个小时，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到了栈桥，有几个群众发现了江青，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毛主席万岁！”等口号。群众听到口号声，团团将江青围住。
江青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会儿招手，一会儿问好，并拉着长长的声音：“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江青的这些举动使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造成了交通堵塞。警备区的领导怕出问题，调来数百名解放军战士搭成人墙，好不容易才把江青从人山人海之中弄了出来。
回到住地，江青兴奋地问我：“今天这么多群众，是有组织的，还是自发的？”
我说：“今天你到栈桥，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群众可能是自发的吧。”
江青说：“那好，那好，今天我最高兴了，就喜欢这种场面，有两年多没有见到这样的场面了！”
离北京很远的青岛市人民群众，对江青并不太了解，他们是怀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才喊口号的，有更多的群众是围观看热闹，而江青则自认为群众是对她个人的热爱、拥护而来的，心里感到美滋滋的。
8月7日上午，江青在吴法宪、李作鹏的陪同下，在海上照相。为了拍照军舰，一会儿要舰艇排成这个队形，一会儿又要排成那个队形，使旗语兵忙得满头大汗，舰艇被指挥得穿梭忙碌，吴、李二人有劲使不上，急得直冒汗珠。
江青扬扬得意地拍照，玩得很高兴，不怕海风吹，不怕骄阳晒，照相机的快门咔嚓咔嚓按个不停。
照完相，江青十分感谢吴、李的陪同，感谢舰艇上的官兵，并叫旗语手用旗语告诉参加今天拍照的全体指战员说：“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8月7日中午，江青要求到薛家岛上去看看那里的民兵和海岛风景。
江青下了军舰，坐上吉普车爬山。路坎坷不平，弯弯曲曲，很难走，她坐在车里东摇西晃，跟摇煤球一样。我问她：“怎么样？能不能坚持？”她笑着说：“不要紧，挺好玩的。”
上岛以后，江青与那里的解放军官兵和民兵有说有笑，在岛上吃了西瓜、照了相。我们很少看到她那种高兴劲儿。
在回来的路上，为了显示她“愿意接近群众”，一会儿又叫打石头的人和正在田地里劳动的人们来照相，有的群众没有来得及放下劳动工具，拿着镰刀、锄头、锤子跑过来。江青看到这些汗淋淋满手泥土的农民们，又是握手，又是问好，又是拍照，忙得不亦乐乎。
这一天，江青叫我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请杨司令把济南军区的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叫来，江青说：“我有话跟保卫部的部长说，我找他有什么事不需要你知道。”等了不到10分钟，那位部长来了。他向我自我介绍说：“我叫晋国强，是济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的部长，江青首长找我？”我说：“是”。我把他领进去，就退出来了。
晋国强出来以后，当着我的面小声对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说：“江青同志叫我到她的老家山东诸城去看看，看样子她想回老家去看看，你们看怎么办呢？”邬吉成说：“你先照她的意思办，去诸城了解一下情况，不要透露她要去的任何消息，然后，按你所了解的实际情况向她汇报就行了，别的不要说。去不去，由她自己决定。因为江青同志给你单独交代的任务，我们不好说什么。你也不要向江青同志透露我们知道这件事，她原来就不想叫我知道这件事。”邬吉成问我：“老杨，你说呢？你还有什么意见？”我说：“老邬讲得好，就这样办。”
晋国强去了诸城了解情况回来以后，向江青作了汇报，但是，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可能是她一时心血来潮，过后也就忘记了。晋国强给江青带回了她家乡的两盒煎饼。煎饼烙得薄薄的，酥酥的，叠成长方形，好吃又好看。江青吃了一块，说：“我又吃到家乡的美食啦。”其余的叫我们从北京来的工作人员吃了。
8日，江青下海游泳，她游完泳，洗完澡，换了衣服，坐在沙滩一块礁石上，往事涌上心来，她说：“我小的时候，家境不好，父亲是个木匠，脾气很坏，母亲和我都经常受他的气，挨他的打。后来，我到济南读书，离开济南后，就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时候，我经常来到这里，到这块礁石上玩。再后来，我又去了上海，就是从这里走的。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是我走向革命的发源地，我很喜欢这里，我这次来青岛是故地重游，所以，我很高兴。”
9日，江青还是高高兴兴地下海游泳、作沙浴。
10日，江青要去参观太平角100毫米高炮阵地。事先听说那里正在施工，请济南军区保卫部部长晋国强去仔细检查，认真布置，命令他们停止施工打炮，把渣土清理干净，要做到安全万无一失。
一切工作做好以后，江青要休息，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去。施工队伍吃了晚饭以后，认为天已经晚了，又刚刚下过雨，江青不会来了。为了第二天不耽误施工任务，他们就又开始放炮修工事。炮声响过以后，江青由李作鹏、杨得志、袁升平陪同，浩浩荡荡地乘坐汽车来到了高炮阵地参观。当江青刚刚从车上下来，施工区域突然发出两声巨响，爆炸崩起的碎石有三四十米高，许多石粉落在离江青的汽车不远的地方。后查明爆炸是两个哑炮造成的。
警卫人员赶紧跑过去保护江青。李作鹏吓了一大跳，忙向江青作检讨。他被吓得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检讨说：“江青同志，我们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保护措施不力，惊吓你了，对不起，对不起，请江青同志批评，我们一定要接受教训。”
当时，江青并没有受到惊吓，还一直说：“没有事，没有事，不必惊慌，不要大惊小怪的，怕什么。出门玩，哪还不遇到一点事儿，我这不是好好的嘛。不要作什么检讨，没有大不了的一点事。不是我被惊吓了，而是你们被惊吓了。亏你还是打过仗的将军！”
11日晚上，北海舰队司令员马忠全、政治部主任孙训，在总督府设宴招待江青。李作鹏、杨得志、袁升平等作陪。江青很高兴，她端着香槟酒给主人们频频敬酒。她还高声对我们说：“从北京来的，我身边的同志们，你们跟我几年了，我从来没有和你们一起喝过酒，今天开戒啦，干杯！”说完一饮而尽。我还从未见过她这样高兴。
一个月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了表示和他们划清界限，她把游览栈桥时群众围观说成是林彪指使人精心策划，妄图在人多的时候谋害她，是什么“栈桥事件”；把薛家岛给农民照相，说成是林彪的干将组织坏人手持作案凶器企图谋害她，是什么“照相事件”；把观看高炮阵地，说成是林彪“已实现了的阴谋”的什么“高炮事件”。在审查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伤害了不少无辜的人，有的还丢掉了性命。
对邓小平复出的态度
1972年8月22日，江青到达广州，住在珠岛宾馆，准备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长谈[?关于江青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事情将专章叙述。
]。江青从25日一直谈到31日，共谈了7天，60个小时。在此期间，有一天，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谈话之前，叫我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小杨，你看看这份文件。”我拿在手上一看，文件上有毛主席的批示。因为她坐在沙发上，我站在她旁边，她觉得紧张，受不了，于是就说：“小杨，主席的批示比较长，你要是仔细看，看的时间就长，你站在那儿我紧张得受不了啊。”她拍着一个沙发说：“你坐在那儿看好不好。”
我说：“好好好。”
我坐在沙发上仔细一看，是8月3日邓小平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批判了林彪。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写了一段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是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
我认认真真会看完以后，转过身去对江青说：“江青同志我看完了。”
江青这时严肃地说：“我今天违反了保密纪律，叫你看了这样重要的文件。让你看，主要是想听听你对主席批示的看法，你说说。”
我说：“我看了还没消化，不敢说，怕说错了。我想听听江青同志的意见。”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大声说：“你听我说，还叫你看什么？你说！说错了没有关系，不会定你什么罪，大胆说，不要有任何顾虑，你说吧。”
她非叫我说，我就说：“第一，从主席的批示上看，邓小平同志（邓小平被打倒以后，就从未称呼他‘同志’二字，主席在此次批示上称呼他同志了，我也随即称他为同志）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第二，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是肯定的。就这两点看法。”
江青问：“你估计今后如何对待邓呢？”
当时，我想这可能是江青叫我看文件的主要目的，也是江青问我的中心话题。我就大胆地说：“可能主席准备要解放他，起用他吧。”
江青说：“第一点，第二点不用你说，主席批示讲得很清楚了。第三点，你分析得有一定道理，算你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预测性。”她不满意地说：“我看主席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重新使用他了，主席下了决心，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有服从了，下级服从上级嘛。我是主席的学生，学生听老师的，拥护和执行老师的决定。我相信主席的决定总是英明的。据说邓的信是汪东兴同志亲自送给主席的。汪和邓的关系很密切嘛。”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谭震林：“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他们两个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江青看完这份中央文件以后，指着文件对我说：“看来你在广州跟我讲的‘主席要起用邓小平’的话是对的，你看这不是开始起用了嘛，官复原职呀！以后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呢？！我了解主席，疑则不用，用则不疑，主席将来很有可能叫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因为总理的身体不太好了。无论怎么使用，我还是拥护主席的决定。”
从江青的表情看，从江青的语调听，她口头上讲拥护主席的决定，但是，从她的骨子里很不愿意叫邓小平出来工作，很害怕邓小平出来工作，表里很不一致。
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并恢复了他的副总理职务以后，江青很不高兴，烦躁不安。有一天，江青把邓小平叫到她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江青对邓小平不太尊重，既没有请他到办公室，又没有请他到客厅去谈话，而是叫他在门厅，又没有说叫他坐下。江青一个人坐在椅子上，邓小平站在江青面前，静静地听江青讲话。江青说：“邓小平同志，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主席对犯了错误的人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主席对你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把你与刘少奇严格加以区别，叫你重新出来工作，并把你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你应该感谢主席，你要一边工作一边改正错误。人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改了就好。”
邓小平听了以后，只是说：“感谢毛主席，也感谢江青同志的提醒。”
在批判“二月逆流”中的作用
1967年“一月风暴”后，毛主席要进行新的战略部署，指示周总理开会研究讨论。2月14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北侧会议室主持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日常工作会议和中央文革成员的联席碰头会。出席会议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康生、陈伯达、王力、张春桥、姚文元等。会上以中央军委、国务院的领导人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另一方，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派性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对“中央文革小组”企图搞乱军队的做法极为不满。徐向前用大量事实批评了把刘志坚定为叛徒的问题。叶剑英对未经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讨论，就把上海市改为上海公社以及各单位没有了党的基层领导等极不正常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他参加了长征，后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文革”中，刘志坚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月风暴”中，随着“中央第四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被打倒，刘志坚也成了打倒的对象。1月3日，“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元帅，叶剑英让刘志坚去平息。1月4日，周总理、刘志坚在人民大会堂跟学生代表谈话。刘志坚说：陈毅同志对军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康生咆哮起来，说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从此，刘志坚被批斗，最后被定为“叛徒”。
在2月16日的会议上，谭震林勇敢地批评“中央文革小组”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地打掉……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掉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谭震林说完起身就要走。
陈毅接着谭震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也就“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正确的做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还对延安整风时，抢救运动中对老干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提出了批评。
2月16日的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这一方被搞得很狼狈。他们明的不行来暗的，当天夜里，康生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按照他们需要“集体核对”了碰头会记录材料。然后，由江青带领他们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并有意夸大谭震林要离开会场的情形，说谭震林说了：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他们还说，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了十分不满。他们一伙这样断章取义，夸大其词地向毛主席汇报，目的就是激起毛主席对老帅们的不满。
2月18日晚上，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对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表现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尤其是江青觉得时机到了，开始向老帅们进行攻击。从25日开始，连续召开了七次所谓的生活会。会上江青一伙气急败坏地大喊大叫，说什么几位老帅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说：“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反对毛主席”，“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走资派，保护叛徒、内奸、特务。”说他们“反对毛主席，其目的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江青的高级军师康生还把碰头会说成是“一种政变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生活会”结束后，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也就此取消了，由“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政治局，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江青一伙的权力从此更大了起来，江青也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打击反对他们的人。
有一天，江青找戚本禹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造反派头头密谋，他们认为“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第二天，北京市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后来，北京市十几个造反组织召开了“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北师大造反派头头带领千余人高喊：“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
在江青的煽动下，反“二月逆流”的运动越搞越大，声浪越来越高。3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十万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喊“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
3月24日，北京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4月1日，外事口成立“批判陈毅联络站”。4月5日，国家计委、工交、基建口各部委等成立“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络会”等组织。在这些联络会组织的带动、影响下，批谭、批陈、批余、批谷的运动，在北京及全国的一些大城市一浪高过一浪。
在制造、批判“二月逆流”的运动中，江青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本节前述史料据阎长贵：《大闹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真相》，载《同舟共进》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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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夏季，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从1971年9月13日林彪逃跑摔死以后，毛主席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存在的问题进行冷静的思考，对一些错误的做法开始纠正。
1971年10月13日，毛主席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14日，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同志）‘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江青得知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一是感到惊讶，二是感到不安。
10月15日下午2时，江青叫我打电话请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10号楼。她吩咐我打电话以后，就到大客厅等候他们。接到电话他们很快就来了，我把他们引进大客厅就出来了。
大约3时，总理来电话找江青，我到大客厅门外敲门（这是规矩，她的门不能随便让你进去，有事要进必须先敲门，她应声允许进才能进去，否则，就会大祸临头），我听到江青说“进来”，我才蹑手蹑脚地开门进去。
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商量问题时，见我们工作人员进去，怕我们听到他们所谈问题，都不说话了，这次可能是江青太激动了，见我进去，却一反常态，并没有住口，她说：“对‘二月逆流’怎么能一风吹呢？找机会我要跟主席说说。”
老谋深算的康生说：“主席也没有责怪我们，何必引火烧身呢？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嘛（康生当时说话的语气是讽刺性的），不要再说什么了，你应该了解主席的脾气。”
张春桥说：“康老讲得有道理，如果找主席说这件事，就好似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问题。”
姚文元瞪着大眼睛，没有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康生、张春桥的意见。
我进去以后，站在他们对面，江青也不问我有什么事？她谈话的兴趣正浓，我又不敢向她报告，她不叫我出去我也不敢走，这使得我很尴尬。
当他们稍微停顿了一下，我有意向前迈了一步，江青问我：“小杨有什么事？”
我说：“总理请你接电话。”
江青站起来向大门口走了几步，又回头对他们三位说：“是不是他（指总理）影响了主席呢？为什么‘二月逆流’的问题说吹掉就吹掉了呢？”
江青的话他们听了没有任何表示。江青出了大客厅门口，问：“总理的电话在哪里？”
我回答：“在你的办公室。”
江青接完电话，从办公室出来，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
他们走了以后，江青把我叫去，问：“我们刚才的谈话你听到了吧？快跟你的主子报告去吧！老娘不怕你告状！”
江青怕我将他们谈话的内容报告给周总理，但又不愿意正面对我说，而是故意拿着主人对仆人讲话的架势与口气吓唬人。
我说：“我不明白江青同志说的是什么意思？向谁告什么状？”
“你一个聪明人装什么糊涂？我说的是刚才我和康老、春桥、文元同志谈对‘二月逆流’的事，向你的主子汇报去吧！”
我说：“我根本没有听清你们谈的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的任务是报告你总理来电话，请你去接电话，并没有注意你们在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你所说的我的主子是谁。”
“杨银禄，你今天比以前长胆量了，你敢对我顶嘴了，竟敢向我质问了，你不得了了，这样发展下去，你知道将会有什么后果？”江青恼羞成怒后极不耐烦地对我说，“你出去！你在这儿我感到紧张！”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等待她发落。但是，我又很坦然，我没有做什么错事，当时我想：如果江青对我采取什么管制措施，一定要想办法向总理报告问题的真相。
江青对为“二月逆流”平反问题看得很重，所以对我的“顶嘴”、“质问”放到一边了。她吃过晚饭，打铃叫我，对我说：“你给主席那儿打个电话，如果主席精神好的话，我想去看看主席。”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江青到主席那里去非常困难，这一次不知为什么，主席很快回复：“请江青来吧。”那个时候路上的汽车还不多，不堵车，大约15分钟就从钓鱼台到了中南海。
江青进入主席的住处40多分钟就出来了。只见她紧皱眉头，脸色发青，从神情上可以看出，这次谈话是不愉快的。
江青为“二月逆流”平反的问题去找主席，引火烧身了，据知情的人对我说：主席对江青阻挠为“二月逆流”平反很不高兴。主席对江青说，老帅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也是反对你的。主席指了指江青说，你去查一查，是谁最先提出了“二月逆流”这个词的？你不是对为“二月逆流”平反很看重吗？你查清楚最先提出这个词的人，告诉我。
江青从中南海回到钓鱼台以后，火气可就大了，她质问我：“关于我们谈到‘二月逆流’的问题你是不是向总理报告了？不然，我跟主席谈到对‘二月逆流’平反问题时，主席那样不高兴。你老实回答我，是不是你报告总理了，你说清楚了没有事，我可以保护你，你不说，如果叫我查出来，你就没有好下场了！你好好掂量掂量，哪头重，哪头轻？”
尽管江青如此咆哮，但我心里是坦然的，我心想，不管来自何方的压力，没有干的事，刀子搁在脖子上也不能承认。如果昧着良心说报告了总理，我的下场会更惨。一方面她可以给我扣上“挑拨政治局委员之间关系”的罪名；另一方面她还可以找到总理向毛主席告状的根据。
于是，我坦然地对江青说：“我保证绝对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你们谈话的事。一是我没有听清楚你们所谈的内容是什么；二是我们有严格的保密纪律，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守口如瓶。”
她说：“那好吧。你给我查一查我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场合讲过‘二月逆流’的定义？我没有讲过嘛！查清了告诉我。”
我一听她让我查她讲“二月逆流”的出处，一下子紧张起来了。我想这问题可是一个大问题、难问题、不敢处理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我答应给她查，查清楚并不难，难就难在查清楚以后怎么办？如果如实报告，江青肯定会倒打一耙，说我整她的黑材料；如果不如实报告，她就会把提出“二月逆流”的口号推给别人，她就洗得一干二净。她是想借我的嘴堵别人的嘴。
我对她说：“江青同志，反对‘二月逆流’是1967年2—3月份的事，那时我还没有到你这里来工作，不了解情况。况且中办送给你的文件、讲话资料，两个月一退，那个时候的文件、资料你这里早就没有了，这里查不到，到别的单位查恐怕不方便。你这里工作多，如果我到处去查材料会影响为你服务，是否通过组织查一查？”
聪明的江青一听我这样说，就马上意识到我不愿意给她查，不肯帮她的忙。于是，就不高兴地说：“算了算了，不用你查了，我叫别人查吧。”
我想她不会通过组织查的，如果通过组织查，查清楚了会通过组织报告她，或报告中央，这样她就全暴露了。
过了几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江青突然走出会议室，大声叫：“小杨！小杨呢？”
我听江青叫我，我就立即从屏风后面出来。
她说：“小杨，你进去一下。”
她没有说叫我进去干什么，我也不敢问，就跟着她进了会议室。我看出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面部都较严肃，我就猜到了八九分。
江青双手叉腰，大声问我：“小杨，你当着大家的面说说‘二月逆流’的口号最早是我提出来的吗？我不是叫你查了吗？”
我对江青的问话，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好，足足停了10秒钟左右没有说话。
江青声色俱厉地说：“你哑巴啦？快说呀！”在她的催促下，我来不及多想什么了，脱口而出：“我还没有时间查哩。”
江青十分不满意地说：“不对吧，我告诉你好几天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查呢？我看你是查清了不敢说，说！快说！”
总理看到我如此为难的样子，站起来为我解围地说：“银禄同志不是说了吗，他还没有抽出时间查，不要逼问嘛！”他摆手说：“请银禄同志出去吧。”
江青把我叫进会议室是想叫我当着众位领导人的面讲假话，说江青没讲过“二月逆流”的话，我出于一个人的良心当然不能说谎话。
江青回到钓鱼台，把我叫进她的办公室，摔掉她的文件包，声嘶力竭地说：“你小小的芝麻官，眼睛里没有我这个政治局委员。你在政治局会上为什么不按我的意思回答问题？你还挺坚持原则的，坚持到我这里来了，你是不是想换个地方住一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无论怎么解释都是无济于事的，只能保持沉默。
江青的精力是有限的，她已经在会上闹了一通，回到住地又闹，也就精疲力竭了，于是她说：“等着看吧！你出去！我休息一会儿。”
我转身要走，她喊叫：“你站住，我告诉你，这件事没有完，我从来是用听我话的人，不听我的话都没有好下场，这你是知道的！如果不听话，现在阎长贵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我可不是吓唬你，你要想好。”她又一次对我发出了可怕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