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谣是特意针对谣言而产生的武器，不过可惜的是，这种武器虽然人人都会使用，却往往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也就是说，用辟谣者一武器来攻击谣言，往往都是打在了弹簧上，用的力度越大，反弹回来打在自己脸上的伤就越重。雍正虽然是皇帝，不过也是个人，自然也不能避免这一武器的常规。
在辟谣不久后，发生了什么呢？
百姓不但不信他，反而认为他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按照正常思维，在这个时候，雍正绝对不能再使用辟谣这种武器了。可他偏不，他认为自己的武器没有发挥出威力，而让武器发挥出威力的方法就是派出曾静到全国各地现身说法。
结果又不甚理想，随着曾静的四处奔走宣扬雍正皇帝的圣明仁慈，有关雍正的那十大谣言越发制止不住。不但雍正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即使是曾静自己，也被百姓们唾弃。
雍正八年（1730）八月三十一日那天，曾静正在湖南长沙为雍正“辟谣”，长沙街头突然贴出了“万姓传单”，声讨曾静。六天后，一些人寻到曾静，拳脚相加，然后将其双手绑起来，丢进深水池中。幸好，随同曾静的官员驱散人群，解救了他。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曾静宣扬的雍正的话是不被人们相信的，而人们公然羞辱曾静，又反映出雍正赦免曾静，并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无疑，这就让雍正陷入了更加尴尬和被动的境地。同年十二月，刑部等衙门发出再重惩吕留良以及子孙的奏报，雍正为了消弭吕留良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制造政治舆论，特下旨令全国读书人看是否同意刑部的处理意见。结果，浙江天台县立即发生一群读书人声援吕留良，而声讨曾静的事情，与此同时，山西省也爆发了对曾静进行讨伐的匿名帖，附记写道：“曾静可杀不杀，吕留良无罪坐罪，真古今一大恨事也。”
真正的谣言
如果有个人站在你面前，指着你的鼻子大骂你不是个好东西，你会不会生气呢？但凡一个人就会生气，尤其是你发现他骂的都是正确的时候。
雍正被那些谣言折磨得肯定非常不舒服。所以，我疑心，雍正恨曾静恨得死去活来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他强忍着不杀曾静，无非是想辟另一个谣言：“好杀”。事实上，雍正一点都没有仁慈的一面。即使有，他肯定也不会施舍给曾静。从这个这个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曾静的泼妇骂街骂疼了他。他觉得自己很委屈。当然，这种委屈并不是曾静冤枉了他。而是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有不得已的苦衷。世人不理解他的苦衷，他当然觉得委屈。那么，作为一个皇帝，他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就像是一个屠夫杀了一头猪被人骂杀生一样，这个屠夫肯定要告诉骂他的人和其他人，自己也是为了生活才这样做的。
于是，雍正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的多。
但也正如张鸣先生所言，雍正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
在这种政治下生活的人们，可以凭借着想象力来断定一切事情的真实。但事情的真相是永远也不可能透露出来的。另外，中国传统政治下的官员不善于解释，确切地说，是不屑于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让这种政治下的官僚们养成了一种“任你谣言满天，我似闲庭信步”的泰然与漠视。
时间一长，大家自然对所有的事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可中国的谣言往往兴盛发达，也源于此。
当雍正将自己的那一番辩白以图书的形式推到市场上以后，人们看的并不是你如何的表白，而是看这表白是否验证了自己听来的消息。结果可想而知，这些人，特别是善于春秋笔法的中国知识分子很轻松地就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像一个孩子一样，跟天下人撒娇似的说，自己并不坏。可谁听呢？即使听了，又有几个人能信呢？所谓的内幕早在百姓脑袋里成型里，而你若真正披露内幕的时候，人们除了认为你这是假的外，还会从中找出更多的内幕。
在雍正这种适得其反的行为五年后，他死掉。两个月后，继位但尚未改元的乾隆就违背了父亲当初的旨意，下旨把曾静凌迟处死，并且命令各地将那本畅销书立即下架。或许，在这位乾隆皇帝看来，父亲的天真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愚蠢。乾隆不懂得黑箱政治，但他知道家丑绝对不可外扬，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雍正辟谣的结果可想而知，在中国几百个皇帝中，后世关于他的谣言是最多的。
据说雍正大兴文字狱，将吕留良全家杀掉，没有杀掉的就流放边远之地。后来侥幸逃脱的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为报杀祖父之仇，而杀掉了雍正拿走头颅。因没有真头所以铸了金头完尸，埋葬于泰陵地宫。此说传言甚广又很久远，雍正是否是金头之身遂构成了清史一桩疑案。
金头说是否可靠，至今没有得到肯定回答，但有几种情况可供思考。
《东华录》记载这样一件事，雍正七年四月，雍正曾传谕：“吕留良悍戾凶顽，好乱乐祸……”并以“著邪书”“立逆说”公然诅骂先帝等罪名，于雍正十年十二月将吕及其家属斩掉，并不知道此事的吕氏子孙被发配到宁古塔。但孙辈中是否有吕四娘？吕四娘是否真的杀了雍正？并没有这方面的史料。
又据《东华录》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九日，雍正要死了，召来许多大臣，又命张廷玉拿着自己的御笔亲书密旨，取出正大光明匾额后的立储诏书，宣布乾隆为皇帝，即皇帝位。二十三日，雍正死掉。
这段记载告诉我，雍正从得病到死亡共延续五天，病中又召见王大臣，安排了继位人选，如被杀割走头颅，生命必刻不容缓，便无法召见王大臣。根据此推断，雍正被杀，换金头完尸埋葬的说法并不可信。但又据可靠资料，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乾隆曾这样说道：“我突然接受皇帝之位，并无欢喜之心，因为老父亲忽遭大故，死掉。”
“忽遭大故”一词，一可理解为暴病而亡，又可理解为仇弑身亡，如是后者则削首换头便有可能。
那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雍正死亡的情景。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做了十三年皇帝的雍正在圆明园生病，在此前，他依然照常办公，如十八日，与办理苗疆事务王大臣议事，命哈元生、张照一定清除苗患，否则唯他们是问。二十日，谕军机大臣关于北路军营驼马事务，引见宁古塔将军杜赉咨送补授协领、佐领人员。这些官员似乎都够不上见皇帝的级别，但雍正以十三年的勤奋问政还是见他们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他身体已经不好，是不会接见这一类不重要的官员的。二十一日白天，他还照常办公，但到了二十二日中午，他就感到不适，晚上，就完蛋了。完蛋前，他召见宝亲王弘历，和亲王弘昼，庄亲王允禄，礼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宣布传位弘历，二十三日故世。
他死的是很突然，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了关于他篡改诏书，或是毒死康熙的传说。但康熙之死已经是定论，只是因为年纪老又因为不注意，所以死掉的。那么，雍正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雍正死后的第三天，登基的乾隆皇帝就下旨驱逐雍正养在圆明园中的道士张太虚等人，并严令他们不许透露宫中情况的只言片字。乾隆对道士的严厉态度，令人不能不猜测其父的死亡很可能与这些道士有关。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雍正七年，这一年，雍正得了病，他命心腹大臣“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
从各种记载来看，雍正平时喜服丹药，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夸赞丹药之妙不可言。他还曾为紫阳道人重建道院，延请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人到圆明园炼丹以求延年益寿。
在《清帝外纪》中曾记载，“惟世宗（雍正）之崩，相传修炼丹饵所致，或出有因”。因此，不少史学家认为雍正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但“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然而究属推论，未可成为定谳”，确定雍正的真正死因，还需要过硬的资料。
于是，关于雍正的死就有了很多说法，其中一说就是被吕四娘所杀。但许多学者认为，吕留良案发后，吕氏一门无论男女老幼，俱已严禁，就连吕留良父子的坟墓都严加监视，吕家的女孩不可能逃脱。
还有一种说法是被宫女谋害的。
在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中记载，雍正九年，一宫女伙同太监吴首义、霍成等，趁雍正熟睡之际，用绳子将其缢杀。略懂历史的人就知道，这个逸闻很显然源自明朝嘉靖皇帝的真实故事。明嘉靖二十一年，宫女杨金英等人“伺帝熟睡，以绳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当时，其中一名宫女因害怕跑去报告了皇后。皇后赶到后，解开勒在皇帝脖子上的绳子将皇帝救活
最后一种说法更是可笑得很。居然与曹雪芹有关。在近年出版的《红楼解梦》一书中，作者根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名叫竺香玉，进宫为公主伴读，却被雍正看上了。曹雪芹哪里能忍受这样的屈辱，就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毒死了雍正。此后，曹雪芹将这段故事隐记在《红楼梦》中，而林黛玉等十二钗，就是竺香玉的化身。
或许，这一切才是真正的谣言。其实放眼天下，谣言根本就没有真假一说，真与假只不过是在于你如何对付谣言罢了。
如果我们自己分析雍正皇帝面临的十大谣言，就会发现，谣言的表达形式是以传统政治伦理的规范来衡量，颇具阴暗、暧昧、鬼祟、负面色彩的，所以，这种谣言的破坏性往往大于建设性。如何消除其对个人、社会、政治的负面影响，便成为雍正政治思想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议题。雍正没有采用严刑峻罚大概是对的，但他也没有采用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所要求的消解流言、讹言影响的心理策略。
中国传统政治智慧所要求的消解流言、讹言影响的心理策略有如下几点，首先就是抢占伦理的战略制高点，雍正在这方面虽然做了，可他只是在就事论事，没有把自己从根本上进行伦理表白。
其次，一个辟谣高手应该懂得抢占智识制高点，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居高临下地蔑视、贬低这类信息，以及相信、传播这些信息的人，令相信、传播流言、讹言者不证自明地成为愚者。雍正正好用了一个相反的方法，他与曾静是在平等对话。
第三种策略就是采取低调、回避式的态度，即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不追谣，不辟谣，等待流言、讹言自动淡出历史舞台。雍正显然没有做到，反而南辕北辙了。
这一低调策略之所以能起到效果，是因为它符合了儒家对流言类信息的信念。孔夫子认为，“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尚书·大禹谟》：“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不听、不问，流言传闻终会自动消失，而自己耳不闻为静，。“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战略有一优点，即保持耐性，留待时间作证。因为天下一切事情，都有水落石出之时。
雍正之所以忍不住，一方面，有些谣言的确说中了，另一方面，他自己无法忍受在保持耐性的那段时间里别人的议论。唾沫可以淹死人，雍正绝对不能让唾沫把自己淹死。
皇帝都不具备这样的平静心态，普通大众自然就更不能做到了。所以，面对谣言，有时候我们束手无策，有时候我们濒临疯狂。这并不怪我们，因为谣言本身就是一个针对人类弱点而又被人类研发出来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