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儿童之所以总被并列提出，是因为她们都是弱者，于是，“诱奸妇女”的谣言内容诞生。当然，这还与中国的传统有关。中国妇女在封建时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但有些妇女入教后，就要出头露面，这俨然与中国“男女之大防”的观念大相径庭，当时的舆论就常加以指责传教士与妇女之关系。甚至连湖南巡抚陈宝箴这样的官员都认为传道即是“每令妇女诵经侍坐密室”。既然是“密室”当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古代中国，有许多和尚道士常以治病的名义与妇女独处一室，结果妇女后来被奸污。中国民众由此联想到了教会可能也是如此。所以，因妇女问题引发的教案在数量上仅次于迷拐幼孩。
谣言的一大特征就是污蔑，这不但是一种情绪发泄，也是一种对对手的攻击。“教民为匪、传教士藏匪”的谣言由此诞生。这类谣言事实上是有“真实”因素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的确有相当一部分教民是以“匪”的身份加入基督教的，由于官府不敢与教会对抗，所以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许多匪都加入教会，以寻求保护。如你所知，这是最容易成为反教的借口。同治八年（1869年），江西南康县教民被人诬为斋匪，谣言顿时四起，许多人冲击教堂，导致流血事件。即使是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阿索拉巡检侯其昌，不愿法国教士赴其地传教，于是捏造谣言，称该教士等统匪至阿，串通绅士罗玉廷等，藉词保卫地方，鸣锣调集汉夷民团，啸聚千人，将教民李银山擅押毙命。
中国古代的某些和尚道士往往都有“迷药”，以次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比如光绪四年，“粤东省城内外及附近各处，哄传有匪徒施送药丸，名曰神仙粉，混称时疫将行，预服此药可免除疾病。又有匿名揭帖，声言此药系洋人雇人施放，欲图引诱入教，众口沸腾”
教士既然有“迷药”，那么肯定就有毒药，所以，“投毒”就成了谣言的内容。当时的百姓一致认为，时疫、或井中、河中有异物都是传教士所为。那么，是谁制造的这些谣言呢？是一些匪徒或痞辊所造，他们的目的是趁火打劫，收敛钱财。而教士就成了替罪羊。在同治十年十月十五日，很晚的时候，福建古田一农民渡河回家，见有一种小虫密浮水面，这种现象以前很少见，所以，当这个农民回到家把这个消息说了后，一些流氓无赖立即传播谣言，“各怀惊疑，一时传播有疑教堂所致”。
故地地将信息扭曲，比如“冒充官员名义发布的反教告示”也成了谣言的内容之一。光绪二年（1876），四川士绅冒充四川学政张之洞张贴了一份《张之洞奏稿》，该文章痛诋基督教“造淫词以惑众，持妖术以笼人……朝廷令各督抚各烧其教堂，率黎庶齐除其恶族。此诚兴败之关，不可失之机会也”。在此文的煽动下，四川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教运动，杀毙教民二十余命，抢毁二百余家。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争时有谣言说法军将攻打广东，当时的钦差大臣彭玉麟号召人民共起抵制法人，他发表声明说每逮捕一个敌军或一艘敌船赏额五千。可百姓觉得这样不够刺激，立即就把这个声明改成了“每杀一个外国人给一百，中国教徒给五十”，随着谣言的迅速流传，教案也频频发生，据统计，该年广东士民毁抢教堂二十件、焚堂五十所、教民二千多家、二十多人被杀。
作为大清王朝子民的象征物，辫子可是许多百姓视为性命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剪辫的谣言。光绪二年（1876），湖南巡抚王文韶向朝廷报告政事，里面就有衡州匪徒剪取民人发辫，与教堂为难的报告，同年，两江总督沈葆桢又在报告中提到安徽巢县、庐州、池州、英山、霍山、建德等府县抓获多名剪辫匪徒。不久，波及扬州、镇江、常州等处渐至苏州。这本来是中国百姓所为，但谣言传播出去的内容却是，教会所指示，至于到底什么目的不得而知。于是，教案频发。
在与教会的冲突中，许多人都发现，教会居然还有枪支。有时候，教会方面的确会准备几支枪来自卫，这事实上并不算什么。但这种行为在大清百姓眼中却是违法的，至少是不该发生的。所以，“教堂藏匿军火”的谣言就应运而生。光绪二年（1876年），浙江温州谣传天主教私藏军火，企图造反。这当然是许多人不想看到的，于是，当地士绅率团民包围了教堂。教会方面立即接受调查，结果是一个曾参加过太平军的人的个人行为，“在温州双隔田地暗访侍王，又恐易于破案，故于上年投入天主教，可望地方不加查究，以作护符”。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吉林长春土匪头目刘永起事，民间谣传莲花山屯教堂，有暗运枪炮接济情事，人们纷纷聚集教堂，围困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贵州汉民与苗民发生身体冲突，当地人就造谣说“洋人助给苗贼枪炮”，教士与百姓发生冲突，法国教士二人被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江西方面的几位官员居然造谣说，教堂运藏炮火，并率士兵搜查，许多百姓借势焚烧并抢劫了教堂。
如果说，上面的许多谣言的替罪羊教会方面还带有明显不友好特征的话，那么，“因教堂大门紧闭起疑”而发生的谣言就非常滑稽了。
天津教案中，就有谣言说，紧闭的大门内就着肮脏的勾当。同治元年，一位政府官员奏报南昌教发生的原因时，这样说道：“（教士们）自抵江（西）传教以来，扃闭大门，由屋后小门出入，时有他处收买幼女带进，堂内若非素习伊教，无许进内观看，是以如何传教外人不能深悉”。事实上，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就很难理解关闭大门也能产生谣言。但在中国古代，关门一事的确是一件大事。古代中国人是没有隐私观念的。这当然跟当时的生活资源匮乏，需要互动才能获致必要的生存信息有关。如果真如老子所言，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中国古代人很可能早就灭亡了。中国古代人是很善于往来的，在往来过程中，白天不关门不但成为一种习惯，还成了一种美德。但这种美德的成型原因却非常卑鄙。原因就是，中国统治者对社会控制的需要。任何一个统治集团在希望长治久安的情况下，都采取了保甲连坐法，而告密盛行。保甲连坐法的思想就是：“欲治府州，先治县；欲治县，先治族。盖族之为地近，近则耳目易周；族之为谊亲，亲则语言易入。父诏其子、兄勉其弟、长上训诫其卑幼，使之日改过迁善而族治矣。族治则县治、县治则府州治，此治国之所以必先齐其家也”。同时，“无论城乡村庄，附近数里至十里者，每月朔望，各段落保证、牌长、甲长互相邀集，或在庙宇及宽绰处所彼此会晤一次，随意预备茶点以供消法，久之乡人互相认识”。
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只能将门户洞开以示自己的清白，不要给人以告密的借口。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就对中国人的不关门现象做了如下分析：“中国人从来没被教导过要注重个人隐私，只有富人才想拥有一所完全归自己所有的房子，即使是这样，他也得和几个对房子有某些所有权的近亲一起合住。普通人根本承受不起独享一所房子的这份奢华。因此，房子在建造时就是为了能容纳更多的家庭的。在一所合住的大房子里，可能就住有六七户人家，看上去他们彼此之间并不隐瞒自家的隐私。有些事情我们要在仔细环顾左右、确认没人偷听时才能关起门来谈论，而他们却当作邻居的面大声谈论，让默默地站在一旁的邻居听得一字不漏。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中国再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中国的家庭整天开着门，街上的每一点声响、隔壁邻居的声音都会传进屋来”。
所以，当教堂每天都紧闭大门的时候，由于传统习惯导致传统思维，中国人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紧闭的大门内必有肮脏的事情发生，谣言通过猜测最终成型。
另外，“教士刨挖坟墓，家中藏有死尸”的谣言也很盛行，同治七年（1868年），一位英国教士在台湾置买住房传教。当地官员居然默许绅民粘贴字帖，声称传教士专好杀人，还刨挖中国人的坟墓，房中且藏有死尸等谣言，谣言大兴之下，许多民众涌至教堂，哄抢财物。既然有以冒充中国官方制造的谣言，当然就有以西方政府或驻华公使名义发布的激动众怒的谣言（假告示）。同治十二年（1873），四川黔江县十七名绅士冒法国公使之名，发布如下告示：
大法国使臣示：照得天下，原属公器，并非一朝之私业也。兹以天下纷纷，英雄共兴义举，清朝薄德已失各省。我国奉天承命，分遣使臣承时图治。清朝再三讲和，请其先行传教，随后择吉禅位。我国王以仁义治天下，不肯受争夺之名，于是准所请。是以王畿重地，已让我国使臣驻守。矧在外各省，尚敢逆天行事，与我国争此土哉。不料黔邑绅民，愚顽已极，不识时务，敢与我国抗衡，召集廖廖乡团，竟欲驱逐我国在黔差员出境。是该孩童气习，若卵与石斗，自取灭亡耳，何其无知已极。如此孟浪，何不将上年酉阳一带设立教堂后，被白号打毁，殃及酉阳官绅偿命赔银一事。尔等不思之极，酉阳官绅与黔邑比较，勇敢智谋高出万倍，尚且贴耳降服。尔黔邑官民，木形土偶，何不安分守己？本欲调动洋兵，扫平顽梗，不忍不教是惩。尔官民其再三思可也。特示。
这实在是不怀好意，已经属于犯罪了。而此告示张贴之后，该县几百余人来到法国传教士的寓所，将二人扭至河边殴打至死。
最后一类谣言实际上占导致教案发生谣言的比例是最大的，这类谣言均以“匿名揭帖”、“造谣煽动”、“藉谣言闹事”或“愚民无知传布谣言”等语出现。
始于1891年3月底4月初的长江教案可谓是反教谣言的大杂烩，长江教案是由民间秘密社团哥老会挑起的。这年三月底，哥老会突然向长江沿岸各大城市的天主教堂发起了攻击。从3月底扬州闹事开始，整个4月安徽芜湖，江苏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湖北武穴等城市教堂都遭到了攻击。而这些攻击教堂的案发原因皆是谣言所致。哥老会宣称教堂里的洋人没有干好事，在发起攻击前，就四处张贴告示，说洋人“采生折割”、“诱奸妇女”、“包藏匪类”、“给人下迷药”、“向井里投毒”，甚至还有些传教士光天化日之下“刨挖中国人的坟墓”。这些告示很快就起到作用，跟随哥老会参加攻打焚烧教堂的民众日益增多。政府对这突如其来的反教，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遂使得形势急转直下，无法收拾。直到5月份，清政府与洋人合作，武力镇压了这次暴乱。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谣言出现，教会方面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些教士在中华大地上横行不法导致了天怒人怨。但是，如台湾学者吕实强所言的那样，反教谣言的制造者都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能制造出这么多谣言就足以证明并非泛泛之辈。据他所总结的那样，将晚清士大夫的反教言论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拒斥教士入境与使其不能居留”；第二类是“禁止国人信奉”；第三类是“彻底驱除清除”。这些知识分子屡屡宣称对付洋教要“以舌锋攻之，笔尖杀之”，同时“设法激励乡绅，设法激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对教民则将其下“油锅、捞其筋骨、剥其四肢、抽筋碎脑”。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要制造一些具有煽动性的谣言，引发众怒，以迫使传教士放弃传教。所以，晚清教案持续四十载，遍及全国。参加的人数少则数十人、数百人，多则几千人，甚至几万人。谣言作为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对一些重大教案的发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些“挖眼剖心”、“迷拐幼孩”、“诱奸妇女”的谣言永远都是“激励民众”最好的引爆器。近代历史上最大的几个教案如扬州教案（1868年）、天津教案（1870年）、芜湖教案（1891年）、丹阳教案、无锡教案、武穴教案、宜昌教案和1895年的成都教案等，都是因谣言所致。
但是，效果如何呢？一位教案研究者这样总结说：“生命财产的损失，精神意志的挫耗，更不可以数计。率至不仅未能达成其预期的目标，反而教士、教堂与教民愈来愈多，且因反教而引发的内乱，招致的外患，使国家危及益趋深重。知识分子筹议策划的不当，自为主要因素”。
这种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未必是客观的，因为谣言的频繁出现，直接导致了大清王朝的一场大运动，它就是义和团运动。
谣言盛宴
从义和团诞生的那一刻起，“刀枪不入”、“神功护体”的壮自己声威的谣言就开始了。有很多谣言仿佛就是子弹，愤怒地射向了洋人与教民。比如，有人传言说，义和团的某个大师兄一天晚上没有睡觉，早上起来时，他从外面走进来，浑身是汗。大家问他做什么去了，他说晚上在神仙的帮助下斩杀了几百个洋人。还有关于黄莲圣母的谣言，说这位女性可以来去自如，如同飞天一样，无翅自飞。但事实却是，这个谣言传播不久后，黄莲圣母就别八国联军活捉了。洋人们在之前也相信那个谣言，所以，特意组织了参观活动。一批一批的联军士兵走进拘禁这位圣母的小屋，联军的热情很高，但被参观的人却表露出了极度的冷漠。一个法国人曾记载过圣母对待前来观看她笑话的洋人的情景：“当时有一位她的同志和她一起关在屋子里，我们进去时，她们只是看了我们一眼，就没有任何动作、任何表情了。……我觉得这位女士有一种尊贵的风度，使人不意地会感到肃然……我们是想说一句话也找不出来，忽然，想着了，我们掏出几块银元来，作为赠品似的扔到她们简陋的床上去，她们却坐在床沿上，绝不曾看过我们一眼的那一位，马上拾起来扔在地上。”然后，“像玩把戏那样的想逗趣一番的心情而来的我们，只好瞠着眼，哑着口，走了。”甚至还有义和团骑着板凳用树枝将西方军队击败的谣言。这些谣言见诸很多时人的笔记，几乎占据了义和团历史的一半。
在义和团围攻北京的西什库大教堂（北堂）时，谣言更是数不胜数，甚至许多朝中大员都相信了谣言。西什库大教堂位于北京城西安门内北侧，是西方天主教设在中国北方教区的总堂，主教是法国传教士——中文名为樊国梁的一个人。
北堂建成于光绪十四年，由于天主教花了足够的金钱，所以建成后的北堂即使在今天来看，也仍旧是一座精美高大坚固的建筑物。
1900年6月15日晚，大批义和团在刚毅的指示下聚集到西安门，并将西安门吆喝开，直趋入北堂。在西什库大街前，义和团先将某家的棚铺点着了，顿时火光冲天，风借火势，义和团也借着这火势，在北堂前大喊“杀”。这可能是义和团登场前的一个必备程序。不过，义和团虽然折腾了一晚上，但没有向北堂发动进攻。
此时的北堂已经是孤独无助岌岌可危了，首先是北京城里的其他教堂都已被义和团焚毁，其次，北堂内的情况相当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