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在形成世界万物的总过程中，天是无限的宇宙空间，道是大气运行变化的自然过程，性是所形成的万物与人分别具有的本质，‘气’则是总根源。也就是说，宇宙的本体就是‘太虚’，它是无形的；但‘太虚即气’，它由‘气’生成，并非空虚无物的性质。所以‘太虚’为万物之源，‘气’乃万物产生的基因。用‘气’可以说明物质是第一性的。此乃载的一管之见，不知二位有何见地？”张载首先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晚生不敢苟同表叔的观点，颢以为，宇宙的本质在于‘天理’或‘理’，而非‘气’。‘穷理尽性以至于天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二程集》p15）。”程颢也如实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伯淳高见。‘学贵自悟，守旧无功’，载听后，顿觉耳目一新！”
“颢还要请教表叔的是，您把人性划分为几个层次呢？”程颢又问。
“对于人性，我将其划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层次。这就是说，只要能‘穷理尽性’、‘穷神知化’，就能‘变化气质’，返归人性本原的‘诚’。”
“表叔真乃高才也，其学更先从杂博中过来！（《二程集》p38）”
“哪里，哪里，过奖了。不知你们对人性是如何划分的？”
“侄儿与表叔的表述有所不同，窃以为，人性可划分为‘天理’、‘人欲’两个层次，且二者相辅相成，‘人欲’去，则‘天理’存；故只有通过研究事物原理，才能摒除物欲的蒙蔽，获得良知（‘格物致知’），恢复‘天理’的本来面目。”程颢回答说。
“正叔，你有何高论？”
“高论谈不上，窃以为，在人性的划分上，我们与表叔的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但实质上却是一致的。”程颐补充说。
“正叔所言极是，我们虽然在自然观、宇宙观、在认识论的‘穷理尽性’等问题上观点相左，这正如我们是亲戚一样，尽管姓氏和辈分不同，但却是一家亲，同属于理学大家庭的一分子。”
……
正是此次彻夜畅谈，彼此便亲上加亲了。程颢曾说：“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二程集》P21）
在二程看来，张载是一位谦谦君子的学者。张载指出，学习要谦虚而不自满，“人之好强者，以其所知可也。所知多则不自强满。学然后知不足；有若无，实若虚，此颜于之所以进也。”（《经学理窟·学大原下》）如果不自满，就会使自己好问求知。不懂装懂，是学习的大敌，“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故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也。”（《性理拾遗》）他曾说：“人多以老成，则不肯下问，故终身不知。”（同上）要做到不耻下问，关键在于“学者当无我”（《经学理窟·学大原下》）。“以未知为已知，未学为已学”者的毛病就在于“不知求是为心”（同上）。在张载心里，程颢不仅学问好，且颇具亲和力；而程颢则“非礼勿动”，治学严谨。所以，张载与二程不久便结为知音。
有一天，张载特地邀请二程兄弟到他的馆中讲授《周易》，张载听后，觉得二程对《周易》的理解比自己深刻。不久，张载因此“撤座，辍讲”，并对弟子们说：“我通过对二程的考察，他们从小时候起就超脱一切，只想学圣人，所以终于学到了孔子、孟子那套已经失传了的学术，而成为诸儒的先导。他们的学说就像棉布、丝绸、大豆、小米一样，人人都需要它，懂得道德的人尤其尊崇它。‘比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二程集》p436）。”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叔侄仨更是心心相印了。次年，程颢到鄠县走马上任，张载专门致函祝贺，同时，还在信中与其讨论“定性”问题。
这时的程颢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定性哲学观，所以，他在回信中着重阐明了认识论与修养论的相互关系。他说，“定”之所以能定，不在于强制本心，也不在驱逐外诱，只要随顺天理，则“时行则行，时止则止”，无分于内外动静而无所不定。而要达到这一境界，关键在于能否实下“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之工夫。学者们称，从《定性书》可窥见明道哲学之精微处。
后来，《宋元学案》云：“明道功夫醇熟，于《定性书》可见其造诣之深。宋明学者，论定性功夫，多本此篇。”国学大师章太炎也在《检论·通程》中也说，明道之学，“大端当以《定性书》为主”。
熙宁二年（1069年），张载为崇文院校书，程颢时任监察御史里行，故二人常在一起共论道要。
此时在汉州（今四川广汉）的程颐，也与张载常用书信讨论过学术问题。程颐在《答横渠先生书》、《再答书》中，既肯定了张载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指出了他们二人在修养论问题上的不同看法。程颐说：“气完则理正，理正则不私。不私之至，则神。”（《二程集》P597）
尽管二程与张载个人关系很好，且都是理学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在学术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
熙宁十年（1077年），张载因病辞官，在返乡途中经过洛阳，与在此讲学的二程进行了一次长谈，一生游学于张载、二程之间，被秦之士大夫称之为“门人之秀”苏炳将他们的谈话记录整理为“洛阳议论”。
在记录的三十五条中，他们一方面讨论如何“穷理尽性”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主要涉及有关崇礼教、化风俗、行井田、用贤才的经世治国问题。在这两方面问题的议论中，除“井田制”双方大同小异外，其他方面关、洛之间的学派分立、致思路向的分歧，表露得一清二楚：
二程认为：“只穷理便是至于命。”张载却说：“亦是失于太快，此义尽有次序。须是穷理，便能尽得己之性，则推类又尽人之性；既尽得人之性，须是并万物之性一齐尽得，如此然后至於天道也。其间煞有事，岂有当下理会了？”
更使洛学难以接受的是，关学奉行“以躬行礼教为本”的宗旨。从张载到三吕（大忠、大钧、大临）、范育、苏炳，皆先“正礼文”，“学古道”，务求先王本义，使学者视听言动、出处进退先有据守，“亦如天地设位”，真正“知礼”；以期一则变化气质，修己成德，二则礼渐成俗，风化社会，最终达到经世治国，“及乎后世”之目的。关学如此重礼化俗，尤其是由蓝田吕氏制定并推行的《乡约》、《乡仪》，使关中社会风俗为之丕变的事实，不能不影响到洛学。加之，关中华阴侯可本是二程舅家，其孙侯仲良又师从二程，其间亲戚、师生往还，耳闻目睹，不能不使二程发出“洛俗恐难化于秦人”的感叹和疑问。
不过，二程十分推崇张载的道德学说。他们说，张载的《西铭》是观天之“北斗”，是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是教育人们讲仁义、尽孝道的伦理范文。《西铭》原名《订顽》，是程颐为其更名的。《西铭》本是张载书于学堂西墙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座右铭性质。由于此文立意高远，意蕴无穷，因而极受理学家们推崇。
同时，张载与二程的教育思想是相通的。张载继承了儒家孔孟的说教，就道德修养问题发挥了唯心主义的尽心，成性立论，为理学教育奠定了基石。《经学理窟》是张载的重要的理学教育著作，这部著作分“周礼”、“诗书”、“宗法”、“礼乐”、“气质”、“义理”、“学大原上”、“学大原下”等十三篇。它与张载的其他关于教育的论述，共同构成张载的教育思想体系。
张载晚年十分悲凉，他逝世后入殓的棺木，还是从长安赶来奔丧的门人凑钱买的。张身后其妻郭氏更是窘困，因生活艰辛，衣食不足，她只得携幼子同往河南，寄托在娘家为生。
获悉表叔乘鹤西去后，程颢悲痛不已，如泣如诉地吟咏了《哭子厚先生诗》一首，诗云：
叹息斯文约共修，
如何夫子便长休！
东山无复苍生望，
西土谁共后学求？
千古声名联棣萼，
二年零落去山丘。
寝门恸哭知何限，
岂独交亲念旧游。
二程与张载的这段学术交往，曾一度传为佳话。可是，张载逝世后，却出现了噪音。也许是为自己转换门庭寻找根据，也许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二程的忠心，学者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竟赫然写道：张载见二程之后“尽弃其学而学焉”。
事实上，在理学各派中，张载的思想非常有特色。其关学代表作《正蒙》成书时，洛学的《伊川易传》等还未出现，故而关学主要出于张载自得。只是张载逝世后，关中诸弟子无所从，故多转归程门，程颐亦于元丰三年（1080年）亲赴关中讲学，显露出急于收拾关学残局的心理。这位撰写《横渠先生行状》的吕大临，原本就是张载的弟子，归于程门后，一跃成为“程门四先生”之一，并将受教的二程语录编为《东见录》。
当程颐看到吕氏《横渠先生行状》歪曲历史记述后，他立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表叔（张载）平生议论，谓与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二程全书》卷三十六《外书》）。强烈要求吕氏迅速更正，恢复事实本来面目。
面对程颐的训示，吕大临不得不有所表示，不过，他没有完全删除这种说法，只是把“尽弃其学”更改为“尽弃异学”。为此，程颐非常气愤。不仅如此，还有不少知名弟子为抬高二程的身价，也以讹传讹。二程的嫡传弟子杨时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龟山集》卷二十五）。游酢也在所写《书明道先生行状后》说：“先生生而有妙质，闻道甚早，年逾冠，明诚夫子张子厚友而师之。”（《伊洛渊源录》卷三引）但王夫之却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高度赞扬张氏之学，认为“张子之学……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
尤其是在程颢身后，其《定性书》更是身价百倍，成为历代帝王将相对人民实行精神统治的理论依据。在明代嘉靖中，胡柏泉松为太宰，特地在京师向全国5000余名文武官员讲解了《定性书》，将其分作四个层次：“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无心，此是天地之定。二者，圣人之常，情顺物而无情，此是圣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学，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此是君子之定。四者，吾人第于怒时遽忘其怒，观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圣人，圣人希天地。”官吏们因此都对二程顶礼膜拜。
与《定性书》一样，《识仁篇》也是明道哲学的又一精髓。
大体而言，程颢以“仁”总摄“圣人千言万语”，学圣人之道也是为了“识仁”。而“识仁”其实只是“诚敬存之”，“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
程颢说仁是本性，心是本心，这原是自家“天然完全自足之物”，只是须要学者察识、体践，存养勿失。正因为如此，从而使宋以后的儒学发展转而以心性论为其核心，重识实践力行的存养工夫。这就是说，孔子、孟子之后，两汉经学家只重视末节小道，而二程兄弟等诸儒的崛起，才真正切入儒家成德之学的要旨，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
二程兄弟以阐明儒道、重振斯文为己任，致力于理学思想的构建与传播。程颢自诩于“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二程集》P638）。强调“人皆可以至圣人，而君子之学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二程集》P318）。二程兄弟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后，受到各地士人的尊崇，纷纷拜师于其门下。二人不仅竭尽全力为之传道授业，并在此间开创了自己的学派——“洛学”。
“洛学”之所以盛行，首先在学风上开风气之先。
二程极力反对两汉以来的儒生只埋头于对儒家经典的训诂考释的倾向，而是着眼于穷其根本，追寻其精神实质，着重于对儒学经典之精妙奥义的探索与发掘，抓住关键，“直睹堂奥”，从而达到了“一天地之理，尽事物之变”的目的。
被世人称为一代儒学宗师的学问、道德风貌和师表范式的程颢，居洛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程颢曾经说：“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后学，随人才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伊洛渊源录》卷二）
同程颢一样，程颐认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二程集》P577）。他认为，学圣人之道，如果“只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二程集》P671）
读书就是为了穷理、致用，如果仅仅“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同上P1187）。二程在提倡学以致用时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为也。学而无用，学将何也？”（同上P1189）二程以为，求学治道，在于实用，就像工匠制造用具一样，如果无用，工匠就不造它，学而无用等于白学。然而二程所讲的致用，主要是指把孔孟之道的“义理”及其所体现的封建道德、纲常伦理用之于修身治国。
值得一提的是，二程终生精思神虑，阐发儒经之义理，又吸取佛、道学说中的一些思想成果，及其思维方法于理学之中，用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并使之更具有理论思维的色彩，从而大大增强了儒学对读书人的吸引力。当时“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其中著名人物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中、吕大均、吕大临、邵伯温、苏昞、张绎等人。
宋明理学之所以能长期独尊于百家之上，不仅仅是靠统治者的青睐与强力推行，而是它本身具备了征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
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理学家和佛家治学的路数不相同。佛家认为人生就是苦，所以，它以真实世界为虚幻，教人从世俗世界中解脱出来，本质上是出世的宗教。而理学家不但不否定现存的社会规范，相反是神化它，同汉儒一样将它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天道”来尊奉；而与汉儒不同的是，汉儒之天是外在的惩诫神力，而理学家则从宇宙演化的角度将此天道注入人心，再用心统情性的方法，教人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礼、分、名相合，故而是一种入世的心性教义。这样的教义，与佛家比，其优越性在于入世；与汉儒比，在于以教育的方法来提高每一个人的人格，因而文明程度较高，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和生存价值，当然才有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不可否认，理学也造成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先验的天理与认识天道之格物致知方法的对立。正是这一对立，最后导致了程朱理学的解体——一方面，导致精明的人逐步离开先验的路，来革理学本体论的命；另一方面，由于它提倡每事必“格”它一番，没有豁然开朗之人，其学就失去了宗旨。所以，它也会慢慢地失去自己的阵地。
“以民为本”，推理断案震古今
有人说，程颢是学品与人品俱佳的思想家与哲学家，也是一位忠实地坚持并发扬儒家“仁者，爱人”、“以民为本”思想与行为的政治活动家。
也有人说，从程颢的学品中，虽然也能窥见其人品的影子，但那仅仅能看到程颢人品的影子而不是他的人品本身。
是的。在程颢的一生中，早年就举进士，后相继在县（鄠县、上元、晋城、扶沟）、州（澶州）和京师（开封）做过官。他从嘉祐三年到元丰八年（即公元1058年——1085年）的从政生涯，在程颢的生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最能集中地看出他的人品。在他从政的道德中，即他据守的“官箴”中，儒家以民为本的思想与言行十分突出。
在程颢的视域里，“民惟邦本”是通过“民”之历史作用体现出来的。首先，他认为“民”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所以程颢在从政的过程中将儒家“爱民”、“保民”的传统概括为“视民如伤”四个字，并努力实践自己的理念。《程氏外书》（卷一二）记载道：“明道先生治县，凡坐处皆书‘视民如伤’四字，常叹息曰：‘颢常愧对此四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