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强化中央集权自武帝开其端，后继的历代统治者在这上面逐渐强化，尤其是明清，将这种政治推向了极致，自然也就推向了深渊。其所造成的结果造就了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因而两千年后，推翻清朝的革命者们想要建立民主政治难于上青天，所付出的代价也特别沉重。自然，这只是武帝致命的错误之一。他还有一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独尊儒术。
四
提到儒学，就不得不提董仲舒，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一个上继孔子下开朱熹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正是他才使中国的儒学成为统治思想，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之深远是有目共睹的。
董仲舒在汉帝国的历史上早已经不是平凡人，他在景帝时代就已经被任命为博士，以此来表彰他的博学。此人所以在景帝时代没有脱颖而出，全是因为景帝始终在执行无为思想，作为儒学中的佼佼者，董仲舒毫无施展之地。而到了武帝时代，他的机会才算到来。建元元年十月，武帝下诏让诸侯王们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敢谏的人进长安城，这自然是武帝为了日后建立中朝而提前做的热身，就是在这一次普通的帝国行为中，董仲舒被武帝从众人之中挑选出来。
武帝这个时候事实上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只是知道这个帝国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进行一系列改变。而至于怎么改变，这就是他向董仲舒所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帝国变得更加强大，如何让帝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武帝的希望无非如此。董仲舒给出的回答就是我们今天常听到的“天人三策”。
在董仲舒看来，一个帝国的领导人最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也就是说一定要让天下人知道和明白，统治他们的这个帝国的皇帝和帝国都是合法的。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要安心为这个帝国效犬马之劳，不能有别的任何想法。如何让天下人认为汉帝国具有合法性，董仲舒提出了新王改制。所谓新王改制，就是在一个王朝建立后，帝国的开国皇帝必须要改制。改制有两条内容，第一个改正间朔，也就是要修改历法；第二个内容是易服色，也就是每个王朝所崇尚的颜色，秦帝国崇尚黑色，那么汉帝国就必须要改变崇尚黑色，而选取另一种颜色。
董仲舒在帝国已经建立了60多年后才提出，实在是这个帝国的苦衷之一。开国皇帝高祖即使有这样的认识，恐怕也没有这样的时间，接下来的几位帝国皇帝，大都在执行无为国策，他们似乎对一个帝国还没有最清晰的认识，无论是改革家吕后，还是守成之君文景二帝，他们都把着眼点放在了经济建设与诸侯王的问题上。倘若董仲舒真的在60年前提出，恐怕这种想法也不会得到执政者的认可。武帝所以会认可，是因为董仲舒提出了一个帝国最致命的弱点，在60年来，匈奴人的不断骚扰和诸侯王们的潜在威胁，都或多或少地对长安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这自然无需多说，即使高祖皇帝用了7年时间把自己推到了皇帝的位置上，然而“皇帝”一词在中华大地上才出现了不到30年的时间。夏商周三代的国王制始终还萦绕在那时的人们头脑中，我们完全可以从秦始皇身上找到这种痕迹。在秦始皇的皇帝生涯中，他多次被人行刺，多次受到最恶毒的诅咒，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暴政，还因为“皇帝”不被天下人的重视。高祖皇帝在称帝后，异姓诸侯的造反风潮虽然有高祖皇帝的阴谋推动，但异姓诸侯主动造反的并不少见，英布在高祖面前就敢理直气壮地笑着说出“我也想当皇帝”的话来。吕后的被匈奴单于侮辱以及文景二帝在位时吴王与周氏父子对皇帝的大不以为然，这个帝国皇帝的合法性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挑战。武帝是不希望这种挑战的，所以，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董仲舒这一建议。但武帝所以真心实意的接受，还因为，这种“正名”方式不但可以证明帝国以及帝国皇帝合法性，还可以预防一些不安分的人的不安分想法。既然这个帝国是合法的，所有的皇帝也是合法的，任何人都不许以任何理由来推翻这一合法性。在这一问题上，董仲舒看重的是帝王的正名，而武帝看重的则是对不可知的想要对帝国挑衅的群体的预防。
当武帝正要舒出一口气的时候，董仲舒又提出了这样一条，既然大汉帝国是合法的，那么，皇帝的权力就是神授予的。而皇帝的权力不能无限大，在使用权力的时候必要照顾到天，天可以让皇帝失去合法性。这不仅仅是告诫，十足地已经成为警告。然而，董仲舒的这一提议几乎就被武帝后来所有的皇帝在行动上否定了。他们大权在握时，智者只是略略提到天，昏庸者往往把天放到了一边。确切地说，董仲舒仍旧是希望用儒家的那套神鬼思想来对皇帝的权力进行控制，可惜的是，人性中往往都希望天给的放纵，而不喜欢天给的束缚。
这一提议的不被武帝采纳还要许多年后才能被武帝用行动来证明。董仲舒紧接着所提出的策略更是让武帝心花怒放。我们这个帝国在开创时期就具备了一种让皇帝很不舒服的格局，这就是不能做到“大一统”。所谓“大一统”无非是皇帝控制着帝国的全部，而帝国近60年来的发展使得武帝不得不正视，诸侯王们的绝对的自治让这种愿望落空。董仲舒提出，整个帝国的统一，无论是领土完整还是权力的绝对，都是相当重要的。这一点自然迎合了武帝的心理，为他日后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一个理论的依据。
董仲舒在给武帝提出这几条建议后，最终还是搬出了他迫切的愿望，那就是希望武帝可以做到尊儒。尊儒有两点，第一就是尊重儒生，尊重他们的前提就是建立太学，让天下优秀的儒生都到太学里来学习。第二，让他们所学习的科目全为儒家学说，抛掉儒家以外的所有学说。
汉帝国在一甲子之前，对儒生几乎没有尊重可言。高祖皇帝曾经大肆羞辱过儒生，在武帝之前的政府部门，主掌政府事务的大都是黄老之徒，贾谊的不被认可或多或少也因为他是儒生的缘故。我们这个帝国建立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在帝国第一代领导人那里，无论是皇帝还是丞相，都不具备变革的能力。他们只能因循守旧，对于始终以一种进取姿态出现的儒生，他们始终抱以怀疑甚至是仇视的态度。在这个帝国，儒生是不被欢迎的。即使是晁错，虽然深谙《尚书》，然而其所提出的呈给景帝的各种主张都带有进取的术的特点。董仲舒的儒家却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治国之道一旦搀合了术，无疑就等于法家。而事实上，我们这个帝国即使在初期和武帝驾崩后乃至整个帝制时代，法家思想始终是最受皇帝欢迎的思想。董仲舒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给出的提议无非是希望武帝能给法家穿上一件温柔的外衣，一件让众生忽然觉得平等忽然觉得身处温柔之乡的外衣。
建立太学自然只是尊儒的一个方面，董仲舒认为，还应该把推举贤良作为帝国的一项制度，每两年要推选一次，推选天下的贤士。这一制度被武帝认可并实施后，汉帝国的人才选拔有了突出的表现，并且被后来的帝国所采纳，董仲舒与武帝仅因此项就可以列入伟大人物卷中。
尊儒，必须要尊重儒家的学说。那么，完全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在整个帝国内部实行全民读儒的政策。儒家之外的学说即使不被摈弃，也不可放到桌面上来讲。一个帝国只能有一种统治思想，作为皇帝，也只能用一种思想来统治他的子民和维持他帝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
我们这个帝国在一甲子之前，意识形态是黄老学说，其中又不可避免地夹杂了法家学说。这种意识形态在今天看来是不是正确，已有史为证。武帝的即位，这种表面看上去已趋近于懦弱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吻合现实条件。所以必须要有一种意识形态来为这个帝国重新指明一条路。当然，无论是董仲舒还是武帝，包括一些儒家的知识分子，都在很大程度认识到，无为思想容易导致帝国的分裂。这种皇帝与政府的共同不作为或者是政府对一心想要进取的皇帝的干预对于大一统思想而言，绝对不是好事。
然而武帝所以要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还有另外的原因。武帝需要开拓，并且更有开拓精神。国家的政策已经改变，那么最先改变的应该就是意识形态。即使这种意识形态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政府提出，但任何帝国的识见之士已经看到，不敢进取、忍辱负重的意识心态和行为已经不再被帝国所接受。即使不是董仲舒提出，自然也会有人在帝国的蓬勃时期提出，意识形态需要改变。
董仲舒不但是个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个改革家，在“天人三策”中，他希望帝国可以做一些改革。因为近60年来，帝国只有在经济上有所突破，而在许多方面仍旧是帝国初年的模样。这显然跟执政者的思维有关。每一届政府的领导者甚至包括皇帝在内，似乎已经习惯了帝国初年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他们不是不想改变，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想要将帝国由保守型改变成开拓进取型，最先需要改变的是政治技术与意识形态上的一切。在董仲舒看来，皇室不能改变，但政府却很容易在皇帝的铁腕下进行改变。
多年以后，我们知道，武帝在完全采纳了董仲舒的提议后，汉帝国由此而成为以儒家为“表”，法家学说为“里”的新儒学。这种“霸王道杂之”的理论，由于更适合了帝制时代的政治需要，所以自武帝确立为正统思想之后，垂二千年而未改。毋庸赘言，在帝制时代的思想建设上，武帝俨然就是一位开山鼻祖。
然而，无论我们用多么偏袒和华丽的言辞来为给帝国复仇的这位千古一帝歌功颂德，隐恶扬善。其由性格所制造出来的种种对帝国的伤害却是不能辩驳的。
用写史的人的话而言，武帝是个“内多欲，外施仁义”的帝王。他崇尚鬼神，花大力气想要将自己的神仙工程完工。在战争上，他不惜人力物力，四处征伐，由此而完成他“外事四夷之功”的伟业。他的宫廷生活极其腐朽，好声色犬马，四处行猎，后宫美女如云。有人在这方面曾特意指出：“古者宫室有致，宫女不过九人，……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武帝时又多娶妇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也有人说，武帝时“凡诸宫美人可有七八千，……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时无妇人”。但即使是这样的八千后宫仍不能使他满足，他经常外出猎艳，凡所知佳丽，便设法得到，淫欲至于极点。为了纵情享乐，他大兴土木，增建宫室，“宫外近则洪臣、旁皇、储胥、弩陆，远则石关、封峦、露寒、棠梨、师得，游观屈奇瑰伟，非木摩而不同、墙涂而不画。”仅在长安城和郊区，武帝就建了离馆145座。其所增建的宫苑多是雄伟壮观，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自不待言。不仅在生前纵情享乐，武帝即使是死后也要如生时一样。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就开始为自己兴建陵墓。其陵墓称为茂陵，从公元前139年开始营建，至公元前87年竣工，历时53年。《晋书·索缚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山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意思是说，汉武帝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的费用。建陵时曾从各地征调建筑工匠、艺术大师3000余人，工程规模之浩大，令人瞠目结舌。因此茂陵素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但是，虽然他有这么多缺点，给这个帝国带来这么多缺憾，可他仍旧是中国帝制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他曾平两粤、击朝鲜、伐大宛、通西域、平西南，更为重要的是他曾为这个帝国背负了60年来的仇恨一举扫除，他击溃了欺侮大汉帝国60多年来的匈奴！
他虽然给那个时代的帝国百姓带来了很多灾难，然而，大汉帝国在他手中响彻宇宙。作为一代伟大的帝王，其所最重要的任务并非是使百姓安居乐业，也不是使经济发展，这些只是历史对普通帝王的要求。一个真正伟大的帝王是需要让自己的帝国在天下有话语权，有威严，他能让其所领导的帝国不会成为其他民族和国家耻笑的话柄和在其他民族和国家那里得到懦弱的代名词。他应该懂得并可以为自己的帝国复仇，他应该把帝国的百姓的安乐暂时放在一边，他应该让这些帝国的百姓知道，倘若一个人不能为祖先复仇，那就等于是在屈辱与无尊严中活着。这样的活法倒不如去死。汉帝国的百姓是深明大义的，在武帝对匈奴作战的前期，没有任何一位帝国的造反者出现。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帝国60多年的发展，武帝和我们都深知，这个帝国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具备开拓性，其主导国家的意识形态是那样的低迷和柔和。使很多后人都感到恐慌的是，如果不是武帝的登基，汉帝国是否还需要在屈辱与祖先的哭泣中度过第二个10年，第三个10年，乃至第二个60年？
幸好是武帝，他让我们中华民族感受到了冲天而起的血性，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个民族还不是无药可救。因为大汉帝国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去复仇，更懂得如何去复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