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刘志丹的那匹枣红马，也因为跟随他转战多年，而犯下滔天罪行，列为刘志丹的“反党同案犯”被扣押。
事情就是这么离奇而滑稽。
而这一切滑稽的事情都是以“党的名义”而神圣地进行着。
一天早晨，徐海东的夫人周东屏敲开刘志丹妻子的门说：“刘嫂子，刘志丹军长被拘捕在瓦窑堡了”，妻子同桂荣背着5岁的女儿刘力贞赶到瓦窑堡去看刘志丹，也被管制起来，强迫同桂荣带病在劳改队劳动。
当囚犯被押解过街时，犯人头上都套上一个布罩。有一天，刘志丹5岁女儿和她的妈妈从一队蒙着头罩的犯人旁边走过，其中一个人咳嗽了几声，她们觉得咳嗽的人就是刘志丹。
这次“肃反”凡是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部抓了起来，无一幸免，他们大搞刑讯逼供，残酷斗争，在洛河川已活埋200余名同志。
刘志丹的女儿和母亲一道去瓦窑堡城门附近看挖好的大坑，听人们说，犯人将会活埋在这里，有的则说把他们枪毙或砍头之后，这个大坑将成为他们的集体墓穴。
南梁根据地一时乌云翻滚，逆流汹涌。这期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把错误“肃反”的灾祸也推向了南梁根据地，10月初，崔风鸣（后脱离革命）、王德胜（后携枪叛逃为匪被我击毙）等人来到南梁根据地极力推行“左”倾路线，改组了华池战区，执行极“左”的土地政策，对富农、地主实行“扫地出门”，不给其家庭成员任何出路，甚至把翻身农民也作为斗争对象，以“肃反”为名陷害干部，乱捕群众，使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武生荣，文化教育委员、列宁小学教师张景文等革命干部和一些无辜群众遭到残杀。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安塞、保安、定边等地出现了“反水”现象。
同时，敌人增调兵力，完成对根据地新的“围剿”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内遭错误路线的破坏，外受强大敌人的包围，本来形势大好的革命根据地，一度陷入了岌岌可危的严重局面。
正当“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和红军陷于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1935年9月21日，中央红军和毛主席到达甘南哈达铺，在这里从国民党的邮局获得了大量的报纸，当年七、八月的《大公报》、《中央日报》、《天津益世报》、《晋阳日报》等连篇累牍登载所谓“陕乱”、“全陕北3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队者20余万，赤军者2万”、“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枪有万余”、“现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相仿佛”，“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产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威势”。这些充满贬诉的报道，等于全方位地披露了陕甘、陕北苏区和红军的消息。
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立即决定北上陕北，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途径镇原、环县、河连湾、洪德城、耿湾一带。之后兵分两路平行向东急行。一纵队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保护党中央机关从耿湾出发，在黑城岔附近击败敌骑兵，避开敌机轰炸，后经无量山、慕家油坊进入定边县和华池相交的木瓜岭，又经张塬畔、周小掌，10月16日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夜宿左崾岘，17日，18日途经刑河沟、田百户城、周小掌、铁边城等地，于19日到达吴旗。二、三纵队在彭德怀、李富春、叶剑英、邓发率领下，16日从兴隆山进入华池，当天经乔川乡的艾蒿掌、王掌子、章老庄到铁角城、陶岔、章桥一带驻扎，下午红旗插上了铁角城的城头。各部队占领主要山头和险要隘口，在当地各村庄宿营，指挥部设在铁角城东老爷岭上的药王洞里。
工农红军一纵队和党中央机关经过乔川的周小掌时，毛主席渴了，他推开警卫员劝阻的双手接过一位老乡送来的开水一饮而尽，喝完后风趣地说：“这粗瓷大碗盛的白开水又甜又香，陕北真是个好地方。”70多年过去了，至今这件事在当地还传为佳话。
10月16日下午，彭德怀和叶剑英在铁角城城头观察敌情，彭总用望远镜看后，叶剑英刚接过望远镜观看时，富有战斗经验的彭总一把将叶剑英按倒在地，刹那间，一串子弹从他们头顶呼啸而过，“好险啊！”两位将军爬起来，异口同声发出了惊叹。
红军到乔川时，受到群众的热情接待，陶岔村农民秦满库看到红军衣衫褴褛，给养粮食缺乏、人身消瘦，为红军主动捐出黄米、黑豆6石（折合1500公斤），牛4头、羊50多只。
红军经过陶岔、铁角城，地势越来越低缓，天空越来越敞亮，在山岔沟峁上不时响起一阵阵清亮悠长的信天游——山丹丹开花哟红艳艳，受苦人跟定了刘志丹……
10月19日毛泽东带着部队到达陕北吴旗镇。
吴旗镇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川道上，浑浊的洛河水，载着古老的传说匆匆流过，这个是大将吴起行营的地方。
一切都那么亲切。墙壁上，用白灰写着：打土豪，分田地。一个破窑洞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吴起镇苏维埃政府。
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这样写道：
此次毛泽东以不及万人之疲惫的徒步之师，截击与追击之者，不下数万人，如跟踪以入陕北，不但毛泽东一路将散之大半，即刘志丹之老家，亦将大受影响。然后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寥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入进退失据之苦境中。……追击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此种反攻之动作，或为“老毛不弱”的表示，而其反攻之可能，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
党中央、毛主席来到吴旗后，就立即打听刘志丹在哪里，这时，陕甘边独立营正在吴旗附近活动。吴旗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景泉（刘志丹的堂弟）立即找到独立营长马福吉、政委龚逢春、党委书记张明科，带领他们去见谢觉哉，汇报了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被诬蒙冤、身陷囹圄的问题。谢觉哉立即领着张明科、龚逢春、马福吉三人，去见毛主席、周副主席，详细报告了“左”倾路线执行者乱捕乱杀根据地党、政、军干部的情况，一直谈到深夜。
红军长征到陕北，到处都听见老百姓唱这样一支歌：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上队伍上呀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这支歌很好听，长征过来的红军很快就学会了，觉得刘志丹在红军内部有着相当高的威望，陕北人民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就是见不上刘志丹本人，还听说被关了禁闭。
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到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后，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刀下留人”，并派王首道任西北保卫局局长，与刘向山、贾拓夫等同志带着他的亲笔书写的手令，代表党中央，前去陕甘晋省委所在地和拘押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的瓦窑堡，接管“左”倾路线执行者控制的保卫局，执行党中央的指示。
临行前，毛泽东语重心长的对他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能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这真是千钧一发之际。保卫局已经派人挖好了一个大坑，准备将刘志丹和一批高级将领活埋。王首道等人纵马冲入现场，高喊“刀下留人”，才使刘志丹等人幸免遇难。
接着，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沿洛河川顺流而下，到达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所在地夏寺湾。在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周副主席又向聂鸿钧、朱理治询问了这次“肃反”的详细情况，毛主席当即指示说：“把刘志丹都逮捕了？要慎重！考虑一下吧！”
同时，党中央决定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同志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经过以董必武为首、李维汉等同志参加的5人小组审查，很快于11月7日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百余名幸存者，恢复了他们的工作。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王首道等中央领导同志，立即接见了刘志丹同志，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释放了！”陕北根据地得救了！中央红军的同志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也搞掉，中央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11月下旬，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进驻瓦窑堡后，又立即亲切地接见了刘志丹。
周恩来在接见刘志丹时，第一句就说：“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建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刘志丹心情很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副主席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周恩来和刘志丹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高兴地对刘志丹说：“我是来投奔你的”，还亲切地安慰刘志丹：“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情都好办了！”他同毛主席、周副主席在窑洞的火炉旁，十分亲切地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周恩来也赶到瓦窑堡亲自过问并辨清这一冤案后，当面怒斥那个保卫局长：“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
毛主席还严厉批评铸成这次错误“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撤销了保卫局长戴季英等人的职务。并给予党纪处分，正确地处理了这次严重的错误“肃反”事件。
这一道道喜讯传来，根据地的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正如一首信天游唱的：
毛泽东一到乌云散，
南梁大地重见了天……
刘志丹出狱后，就告诉刚挨过整而情绪激愤的陕北干部：“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全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忍受政治上未彻底平反，职务上安排不公的现状，仍然勤恳工作。从而使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这三个“山头”集合到一起的干部很快能打成一片，共同壮大陕甘边根据地。
这次错误“肃反”，党中央十分重视，相隔7年之后，1942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决定》，指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蔑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与此同时，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在“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一鼓作气攻克了张村驿和四个敌军据点，全歼守敌，缴获了大批武器和粮食，扫除了敌人楔入南梁根据地南大门的反动据点。
此时，南梁根据地内“左”倾错误“肃反”的乌云迷雾，被一扫而光。当年，他们把刘志丹称为“清官”，深情地传唱颂扬；此刻，他们把党中央、毛主席比喻为“救星”，欢乐地唱道：
千里雷声万里的闪，
中央红军到了陕甘；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
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苏区一片火红，蒋介石却极度惊慌。
蒋介石在峨眉山上听说红军主力到了陕甘边，一面心情忧郁哀叹，“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一面驱动东北军对陕甘边发动进攻，不甘心“未竟全功”，仍想“竟全功”而“亡毛”。
在西安成立了所谓“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东路一个师沿洛川、富县大道北上，西路四个师由庆阳、合水沿葫芦河方向前进，企图夹击刚在张村驿会师的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了直罗镇战斗。决定先吃掉东路的第五十七军的一○九师，牛元峰部。
直罗镇距南梁根据地仅数十多里，位于由南梁二将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发源的葫芦河畔，与南梁山水相连，早已是南梁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这是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铺在镇子中间，穿镇而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寨的寨墙都大部完好，镇子的外面，有一条小河缓慢地流过。
这是打伏击十分理想的一个地方。
为了防止敌人利用东头那个废寨子作据点，红十五军团派出一个营，连夜将寨墙拆毁。
毛泽东在下寺湾召开军事会议，进行战役部署。他援引《水浒传》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打洪教头的故事，形象地说，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
红军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牛元峰上钩。
11月20日下午，敌东北军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带领部队，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长驱直入，钻进了红军的“口袋阵”。
21日拂晓，一颗信号弹升上洁净无尘的天空。枪声炒豆般的响起来。牛元峰从被窝里爬起来，慌忙组织部队向南突围，正好遇上迎面而来的红十五军团，只好退向北面。又遇上无坚不摧的红二师王开湘、杨成武的第四团。来回逃窜，十分狼狈。不到两个小时，一。九师大部分被歼，牛元峰带着一些人，龟缩进了被拆毁的寨子。
太阳渐渐的升高，牛元峰满脸虚汗，接连向他的军长董黄斌发电求救。
救兵虽然派出，但到不了直罗镇，在半途就被红军击溃，在黑水寺，一○六师被歼了一个团。
夜幕降临时，牛元峰嗓子也喊哑了，知道待援无望。想趁黑夜带残部逃跑。他似乎忘了，夜晚本来就是红军的天下。
距直罗镇西南不到20里的一座小山老牛湾，成为牛元峰的生命最后归宿。
直罗镇战役，敌一○九师全军覆灭，师长牛元峰被我活捉。歼灭敌人1个师又1个团，俘敌5300多人，毙敌1000多人，缴获枪支3000多枝，机枪170多挺，迫击炮8门。其余敌人闻风丧胆，当即纷纷撤退，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动派对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的辉煌胜利，毛泽东评价极高：“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1月30日，在富县东村召开的军营干部会上，毛泽东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分析了这次战役取得胜利的四条原因，最首要、最基本的是“团结”。
他说：“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兄弟般的亲密团结，是取得这次胜利的基本原因”。
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是这时候唱响的。
这首歌的歌词，是程坦写的。程坦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秘书长时，就了解了一些有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便依照“布告”内容，逐条编写成歌词。当时，刘华清任团政治部宣传科长，他帮助程坦将歌词填人流行于鄂豫皖苏区的《土地革命歌》曲调中，发表在《红旗报》上，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了。
4．两省两区一分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