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鸿
在戏曲领域内，优秀的现代戏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和艺术性再现了现代社会生活，因而起着其他题材的剧目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戏曲领域内，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与其他题材的作品相比仍显滞后，这个问题在戏曲领域甚至相当地突出。多年以来，陇剧一直坚持编演现代戏，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一批具有思想价值和艺术水准的剧目成为陇剧的重点剧目和保留剧目。它们在全国剧坛中也占有一定的艺术地位。像《草原初春》、《天下第一鼓》、《石龙湾》等都曾多次获奖，备受全国戏剧专家的好评。本文旨在对于陇剧现代戏创作的历程进行一些思考，但愿它能对陇剧今后的创作有所帮助。
一、陇剧具有编演现代生活的传统
不少戏剧界人士认为，中国戏曲艺术不像西方戏剧那样关注现实生活和人的存在，因而它不宜表现现实题材，也正因为如此，在戏曲领域，现代戏的创作显得滞后和不足。执此论者混淆了戏曲的时代性，用停滞的眼光去看待发展变化中的戏曲。中国戏曲史是一部发展的艺术史，它的每一阶段都产生过不少具有深远社会意义的现实题材作品。历史只是相对于今人的，而在当时亦是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宋人周密《癸辛杂识》中有关“祖杰戏文”的记载，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以戏剧演出为阵地，营造社会舆论，最终迫使官府斩杀恶僧祖杰的故事。关汉卿的《窦娥冤》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意义。明代传奇《鸣凤记》更是以本朝重大政治斗争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对于奸臣严嵩的深刻批判和对于忠臣杨继盛等的热情讴歌都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意义。可以这么说，这些不同时期的现实主义剧作就是那一时期的现代戏。
纵观陇剧发展的历史，我们欣喜地看到它从创立发展之初就与现实题材紧密相连。陇剧不像京剧、秦腔等老大剧种产生于近世，每个剧种都有一二百年的岁月，它是当代的新生剧种，其前身陇东道情和皮影戏就与现代戏结下了不解之缘。解放前，老区的文艺工作者就曾广泛利用这一深受农民喜爱的艺术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形成了一个时期的创作倾向。1958年4月庆阳县秦剧团运用陇东道情声腔，在舞台实验演出的首部剧作就是现代戏《刘巧儿》，其后还有《新媳妇不见了》等。之后，环县秦剧团也于1958年7月推出陇剧现代戏《三里湾》。同年甘肃省秦剧团在五省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上也正式演出了现代戏《六斤姑娘》、《最后的钟声》等小戏。甘肃省陇剧团于成立2年之后的1960年隆重推出大型陇剧现代戏《草原初春》。1964年该剧参加全省第二届现代戏观摩演出，获剧本创作二等奖，演出一等奖。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已故著名戏剧理论家苏坤先生于1962年看完《草》剧的演出后，曾讲：如果说《枫洛池》是救活了《渔家乐》一个古代戏的死剧目，为抢救濒临危亡的传统剧目开辟了一条新生的道路，那么《草原初春》则是闯出了一条寻真探美，创作现代戏的正确途径。“文革”开始后，陇剧搬演样板戏就不必多讲了。进入新时期以后，天水地区秦剧团又成功地推出了大型陇剧《万家春》。从此之后，陇剧现代戏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可以这么说，陇剧是在不断开掘现代题材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与新出的评剧一样，现代戏是它们共同的和最具生长活力的艺术根基。
二、扎实的生活是陇剧现代戏创作的重要前提
国家领导人在指导文艺工作发展时指出，作家要下去，作品才会上来。也就是说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深入到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吸取新的创作源泉，才会有真实感人、具有一定深度的优秀作品产生。回顾这几年的戏曲舞台，每年演出的的现代戏数量不少，而总体艺术水平不是很高。戏曲在借鉴话剧、影视、歌舞方面比以前取得了较大突破。戏曲表现形式日趋完善，手法更加多样。在这世纪交替，中国大变革的时期，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应该是有可为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剧作者创作热情不高？观众对现代戏不感兴趣？作为甘肃现代戏创作排头兵的陇剧也小心翼翼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创作人员在不同程度上脱离生活，对社会发展脉搏把握不住，一味生吞活剥式地闭门造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作者浮在上面，不愿深入基层。
处在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之下的戏曲艺术家们尚未完全调整好心态，难以安心工作。生存、名利等现实问题困扰着所有的创作人员。作家没有条件和心思去了解深层生活，进行冷静思考。即便去了，也多流于走马观花的形式，得到的也仅仅是一星半点儿的皮毛。凭主观想象埋头苦干的现象极为普遍。
2．现代戏开掘层面单一。
多年来现代戏剧作者刻板地图解政治指导方针，导致现代戏所反映的生活与现实存在一定距离，说教式的内容居多。这样，现代戏的创作只有一些优秀人物的伟大平凡或革命前辈的艰苦奋斗等单层表现。无形中，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好像只能在资本主义或有关旧中国的题材上使用。这些都有违艺术创作规律，限制作家的创作空间。
回顾老一辈现代戏剧作者的创作，他们的成功无一不是建在深入群众、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陇剧《草原初春》的创作就是现代戏最为突出的一例。剧作者们从1960年起开始创作，三下草原，历时七载，前后修改十七稿之多。该剧作者之一的陈文鼐先生曾深有感触地讲：“编剧之难，难就难在《草》剧一部现代戏……。如果说创作历史剧必须有历史的远见卓识，那么创作现代戏更需要体验生活，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剧作家在李贡生前工作过多年的甘南草原欧拉部落深入生活，遍访李贡的战友，及其被救的藏族同胞。特别是从以后成为剧中卡加和卓玛的人物原型身上掌握了很多真实动人的第一手材料。剧作者在探访过程中被李贡那平易近人、爱憎分明、沉着冷静、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所深深打动。一个艺术化的李贡的形象已然在作家心中形成。当他们又进一步访问了李贡的妻子和同学，询其言行之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更有了把握。把这位献皮疗伤、舍身平叛的英雄再现于舞台，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剧作成功与否在于观众是否认同。《草》剧赢得了观众，真实感人的英雄事迹产生了巨大的艺术魅力。陈先生曾自豪地谈起该剧在草原演出时的空前轰动，至今令他难以忘却。70年代，《草》剧京剧本在欧拉部落草原露天演出时，牧民不顾路途艰辛，从四南八方赶来观看他们心中已经成为神医的李贡。当大喇嘛巴拉一声佛旨要烧气息奄奄的病女卡加时，台下牧民无不低头哀泣，不忍观看。就在李贡出场一声怒喝“住手”之时，台下顿呼“李曼巴”，观众涌向台前，热泪盈盈，争献哈达致使演出中断。该剧在藏区的演出能造成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非常值得今天的剧作家深思。
戏曲诞生于民间，成长于乡土。现代戏创作中语言、唱词的生活化尤为重要。《草》剧真实质朴的语言来自于藏区，来自于牧民口中。像“草原上宝贝有三样，河流牧草太阳光。没有阳光草不长，没有水草难养羊。牧肥了牛羊奶汁旺，谁拿过奶子叫我尝……”等词句，若没有深入过藏区的人是绝难描绘出来的。每一句，每一比喻都经过精雕细琢，充满了生活内涵。
三、深刻理解生活。揭示生活本质，是陇剧现代戏创作争取观众的惟一途径
熟悉生活，了解生活，作为现代戏的创作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目前，戏曲现代戏缺少观众，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许多现代戏缺少对生活本质的揭示，缺少对观众所思所想的热点和焦点问题的捕捉，背离了审美热点，现代戏就很难吸引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创作者还缺少对生活的深度思考，不能准确而又客观地揭示生活中矛盾的本质和特点，从而远离了观众。就甘肃的戏剧队伍而言，应该讲大部分人都长期处在基层现实生活之中，对一般性的生活素材比较熟悉，而且运用一些特色性的细节、语言，也可渭手到擒来，但对于他们而言，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不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不平凡的素材，发现细小矛盾中所包含的戏剧冲突，所以只好热衷于搞重大题材，从而钻进历史剧的巢穴中去。这个问题带有共性，陇剧的创作也不例外。
艺术的出路在于艺术本身，陇剧中成功的剧目无疑都是作者积极思考生活、深刻理解生活的结果，所以也就有了较为广泛的观众面。《石龙湾》无论从背景和要表达的主题都不是很新鲜的，但作者以宗法、家规的角度构成审美坐标，并用这个特定的坐标来塑造人物、区分人物，并以这个坐标解决矛盾，角度独特。正是有了这一独特的视角，才使得戏剧冲突更为强烈，人物的性格在矛盾推进中得到展示和升华，既扣人心弦，又耐人寻味。
四、陇剧现代戏艺术表现形式的改革创新
没有多少年历史的陇剧，“家底”可算是新兴剧种中比较薄的了，无论编剧和表演、音乐，还是舞美，可资借鉴和承继发扬的都很少。虽不能说陇剧的艺术形式完全不受传统戏曲的束缚，但至少比起京剧等大剧种来说，要宽松得多，这也为陇剧现代戏的开拓减少了很多阻碍。多年来，陇剧形成了不少创新和革新的宝贵经验。
1．陇剧程式运用化解自如，巧妙革新。
这与陇剧最早引入导演有关密不可分的关系。以现代戏《草原初春》为例，医生李贡的出场就很有特色。在病女卡加处在生死关头，极其危难之际，一阵快马急蹄由远渐近，在一阵“急急风”中，但见身着工作服的李贡急步台中，丁字步亮相，右手弃鞭叉腰，左手立掌前推，大喝“住手！”。“急急风”的锣鼓套用于京剧音乐程式，李贡的丁字步亮相来源于戏曲亮相与话剧人物出场动作的结合。这些作用体现了陇剧现代戏博采众长、不受局限的特征。
2．大制作方能出精品。
陇剧现代戏在大型剧目的创作中，走了一条大协作、大制作、高投入的创作道路。《草原初春》的剧本是以陈文鼐、刘万仁、康尚义为主创作的集体创造成果。在编写过程中曲子贞、谢宠、范克俊、黎群参加了部分修改工作。该剧创作的过程是先有话剧、歌剧，然后才有陇剧，后又由陇剧改编为越剧、京剧。并在南方移植为锡剧、扬剧。除了这些一流的编剧集思广义、群策群力外，导演、乐队、舞美也都集中了当时全省最优秀的业务骨干，在客观上保证了该剧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总之，陇剧在现代戏题材的创作上已经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特色，只要继续坚持知难而进的艺术实践和探索道路，进一步提高陇剧现代戏的发掘深度，一定会排演出一批雅俗共赏的佳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有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