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恩当然希望普鲁士代表一方的行动能确实给罗斯柴尔德一些影响，他让自己的一名大使随员拜仁·冯·内尔（Baron von Nell），在10日早上去拜访罗斯柴尔德，努力探知出他的态度。冯·内尔先生及时给图恩伯爵回报，说他发现罗斯柴尔德已经完全转变了自己的态度，罗斯柴尔德告诉他自己不能与普鲁士转目为敌。最后罗斯柴尔德说他要对这件事再好好考虑一下，他希望在第二天的什么时候，也就是11日，图恩伯爵能够见他一面，这样他可以当面跟他讨论这件事。图恩邀请他12点时过来。罗斯柴尔德所处的情况非常不乐观。他一点也不想得罪奥地利和普鲁士中的任何一方，并且想继续做议会的银行家，和平安稳地做他的生意；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联邦中两大重要州的冲突，并被迫必须要选择支持其中一方。
在他们1月11日的谈话中，他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给图恩伯爵说明了他现在所处的艰难困境。根据他所说的，图恩给罗斯柴尔德传达了一下要点：
“谁决定左右联邦业务有关问题？是联邦议会。官员所说的联邦议会与第三人比如你传达希望是什么意思？那是通过主持议会的代表。你接收到的要求已经完全满足了实施的必要条件。在我看来如果你说的话，普鲁士不会有任何回音：‘我一点都不知道联邦议会中发生了什么。我的合法权力在主持代表手上，他根据议会所做出的决议给我传达指令，而我是在我职责之内履行这些指令。’”图恩同时让罗斯柴尔德明白，如果他拒绝支付的话，图恩将会被迫于第二天召集另一个议会会议。议会的绝大多数根本不可能允许个人不去执行政府已通过的决议，所以只有唯一一种可能，那就是通过另一项决议，将议会的业务转交给另一家法兰克福的银行处理，而这家银行会在任何议会需要钱的时候支付。
这位年长的阿姆谢尔·梅耶对伯爵所说的感到非常震惊。他指出，为了摆脱困境，他将给奥地利账户支付六万荷兰盾。然而，图恩说他同意这么做。最终阿姆谢尔·梅耶屈服于伯爵和随同人员所施加的压力，并许诺支付。当老人离开图恩伯爵接待室时，他会见了普鲁士顾问维特兹（Wetzel），他也是来和主持代表商讨同一件事的。
图恩自己与普鲁士外交家的印象深刻的讨论描述如下：“我无法抑制要告诉他我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一开始是阐述我对普鲁士上次的行为感到多么愤慨，而在这点上我根本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根据我自己的责任观和荣辱观来看，我发现我自己从未给过第三人哪怕是一点点在议会会议上的分歧和争议上的暗示，而这让一切变得更加艰难，而且我随后在近期和罗斯柴尔德的讨论中动用了最大的自制力。我说我必须要让他不要把我所发表的观点当作是官方的。我感到我必须诚实地说，我从未想过联邦政府居然会以降格联邦权威的方式让一个银行家反对联邦通过的议案，而使得他让整个镇上，甚至是全德意志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如果普鲁士仅仅关心维护自己的原则的话，那么之前在议会会议上所提出的反对就足矣了；然而，这一意外情况的发生揭露出了普鲁士根本不在乎实现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目的，而是希望，在我看来，取得完全不合理、无法被接受的条例——比如说，普鲁士将单方违背联邦法律；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联邦的存亡就处于危险关头了，因为这些我们一直以来都努力保留在幕后的问题将会被迫提上议案，而由此所做出的决策将会导致灭亡性的后果。”
图恩还让顾问了解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让他代替普鲁士代表的位置是件相当痛苦且不可能的事。
主持代表确实对普鲁士的行为感到大为恼火。“这从未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给州长写信说道，“这将有可能，甚至是普鲁士，采取这样可鄙可耻的方式去求助于一个犹太人来对抗议会。我感到他们的行为将形势变得愈发严重，而相互的理解和和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议会自然不会接受这种情形，如果罗斯柴尔德不同意支付款额的话，我就不会为这件事再焦虑二十四小时了，这就好像一场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这次失败仅仅会让普鲁士感到屈辱她将会比以往更加急躁易怒，而我也不知道她将会怎样继续自己的政策了。”
他接着说，他成功劝说罗斯柴尔德付款带来了几天平静日子，但是普鲁士的目的仍然是要羞辱议会。“正如我所说的，”图恩继续写道，“我确信普鲁士将不会让极端的事情发生，就是说，违反条例，如果她看看别人，那么这个顽固的决定就不会导致威胁而产生极端。在我看来，事件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顽固的态度是必须的了。”
已经屈服于图恩压力的阿姆谢尔·梅耶·罗斯柴尔德回复顾问维特兹（Wetzel）说，如果他将要顾及高层联邦议会中的分歧的话，他将会以不正当的方式扩大业务债务的范围，并且拒绝高层联邦议会通过自己的主持代表的公认渠道所要求的他来提供预付款这样一个要求。他无法去理会反对，并是被迫支付的钱。
维特兹之后报告说阿姆谢尔·梅耶无视之前的任何陈述支付了这笔钱。他说这个银行家宁愿牺牲这些钱也不愿与奥地利发生争执；对此图恩伯爵相当气恼，因为他将这个主张视为是对整个议会的侮辱，并希望解除自己普鲁士代表的身份。
图恩对于让维特兹来报道也不满，但是他直接给在柏林的普鲁士同事俾斯麦写信。在信中，他同样说自己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归属于议会的德意志政府会如此降低自己的威严和德国议会的荣誉，来让一个犹太人对抗议会的决议。“我承认，”图恩写道，“在我的一生中，我都会对此感到羞愧。在维特兹顾问给我看这份主张的那个晚上，我本该为我们共同祖国的受辱像个孩子一样哇哇大哭。”
俾斯麦的回复十分尖锐：“这并不是我们的错，如果像你说的那样，议会在与一位犹太人的谈判中陷入了泥潭；这是那些通过违反宪法的手段把议会的业务交给一个犹太人去做，而且还背离了之前约定的目的去转移现金。”
图恩试图用自己的观点反对俾斯麦的“教员般的语气”，正如他这么称呼的。当俾斯麦即将告别，说下次他准备用几天时间收拾行李时，图恩回答说他祝贺他这样注重荣誉的人能够逃离这样一个痛苦难耐、吃力不讨好的职位，因为政府对于自己之前共同代表的大会的荣耀和名誉并不在意，他们居然打算让一个犹太人来反对决议。
俾斯麦明明白白地告诉罗斯柴尔德他对他们有多气愤。他不接受他们的任何邀请，同时以一切方式表示出对他们所作所为的强烈反对。罗斯柴尔德从一开始以来所有安抚他的努力都白费了，俾斯麦并不局限于社会反抗联盟，而是气愤罗斯柴尔德将钱以议会的方式交付了，而不理会普鲁士的主张，他同时保证说他的政府将会断绝一切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业务往来。
卡尔·罗斯柴尔德，所罗门的儿子安塞姆，当然还有所罗门他自己，当时都到法兰克福进行短暂的访问，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去拜访俾斯麦，表达他们对所发生事情的悔恨。年轻的安塞姆把整件事都归到他已经七十七岁的叔叔的老糊涂上，说他是着实被图恩吓到了才会最终勉强同意付款的。
与此同时，舰队的问题以普鲁士不用再做进一步的声明，而把舰队拿去拍卖的方式解决。实际上，普鲁士之前所多支付的都由割让给她的这两艘舰队所弥补了。
很快，罗斯柴尔德和俾斯麦之间就又恢复了友好关系，对此，俾斯麦曾写道：“罗斯柴尔德家族从未真正反对过普鲁士；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起源于我们和奥地利在一年以前关于是否要给予舰队预付款这个问题的争论，而他们较我们而言更害怕奥地利。现在，由于罗斯柴尔德在图恩伯爵引发的这件事上，无法被视作为一个正直而坚定的人的勇气去反对法律所规定的，并且家族的其他成员都为拜仁·阿姆谢尔的态度表示了歉意，而拜仁也年事已高（去世于1855年），我感到，考虑到这个金融巨头所做的贡献，他们在这件事上所犯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在自己的计划中，俾斯麦接着说。他不断重复，无论是在谈话中还是在信件中，虽有去年1月发生的个别例子，但是这个家族银行一直在与普鲁士代表的经济来往中显示出意愿，他建议依据他们为政府所做的贡献，应该被授予一定的荣誉。而正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自己所说的那样，之前的错误都是由于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年事已高，被图恩伯爵所胁迫所致。
“这样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中（俾斯麦写道），这个金融巨头的领导者们理应得到普鲁士授予的荣誉，因为他们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个人荣誉所能媲美的。同时他们还为政府的良好关系做出努力，尤其是与那些和金融世家关系紧密的政府，这作为他们信用额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除了纯粹的业务关系，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金融交易上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看来与奥地利政府的成功合作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带来的，因为我确信，除了能从交易中赚取利润之外，皇家政府之所以能在法兰克福的犹太问题上施加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罗斯柴尔德家族。这些努力……就是奥地利在夏季所做出的解放犹太人的努力，其实都要归功于罗斯柴尔德……”
然而普鲁士财政部长却不像曼特菲尔那样如此倾向于罗斯柴尔德。
于是，在柏林展开了一场争论，一方是支持罗斯柴尔德的曼特菲尔，另一方是反对他们的财政部长，争执最终以财政部长的胜利告终。1853年2月12日，银行家梅耶·阿姆谢尔·冯·罗斯柴尔德最终以“殿下的青睐”被任命为宫廷银行家，而曼特菲尔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俾斯麦，他有理由相信俾斯麦将会很乐意第一个把消息告诉罗斯柴尔德的。
俾斯麦说他已经这么做了，并且还增加了许多他从罗斯柴尔德那儿听来的金融消息。当时罗斯柴尔德在法兰克福市场拥有一笔到期的巨额存款，并且加上萨克森政府在他那儿存的一笔一百万泰勒（旧德币），他说所支付的不能超过1.5%。
“这一大笔钱，”俾斯麦写道，“是由于罗斯柴尔德处于对现实的考虑，一方面担心战争，一方面是因为关税联盟将来的不确定因素，因为企业的精神已经不复存在，因此金钱重新流回交易而没有用于投资。罗斯柴尔德说如果能够有可能以3.5%的利率使用这笔钱的话他将会感激不尽。如果普鲁士政府在此刻与罗斯柴尔德家族进行任何交易的话，将会使罗斯柴尔德有机会展示出他们友好的个人关系，我将再次贸然诚恳地重复我的建议，那就是给予拜仁·迈尔·卡尔的皇室支持应该授予其三等红鹰勋章。在此刻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我已经再次证明了他是多么足以配的上这个荣誉，并且他本人也是多么希望能得到这个荣誉。”
一直满心以为自己会成为普鲁士宫廷银行家，并且胜过自己的老对手罗斯柴尔德的贝特曼，当听说罗斯柴尔德被任命时感到惊愕万分。他急忙赶到俾斯麦那儿，并且告诉他自己所遭受的回绝只能以授予个人荣誉来弥补。而俾斯麦的态度却并不赞成。“我不认为有这个必要，”他评论道，“而且看来他的意思仅仅就是一个托辞罢了，给予他圣约翰（St. John）的头衔已经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心了，而这也是相当合适的补偿。我不认为他是冠以此头衔的合适人选……如果，他威胁道，他要因为自己的一时气愤而从领事馆辞职的话，那么我们能找到很多想担任此职的人选。”
从那以后，这个历史悠久的银行与俾斯麦的私人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俾斯麦之后将在德意志历史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直到1859年俾斯麦的法兰克福官方职责结束为止。
在他在法兰克福任职期间，普鲁士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暂时出现的困难都没什么大的影响。在普鲁士政府中有两大反对党。一个是曼特菲尔和内阁顾问尼布尔（Niebuhr）所在的支持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派别，一个就是财政部长的反对派，波德斯切维格（Bodelschwingh）毫不掩饰自己对他们的厌恶。
当被俾斯麦相当推崇的老阿姆谢尔·梅耶去世时，俾斯麦正在法兰克福；他仍然与罗斯柴尔德家族在那里的成员保持着最好的关系。在1859年，他离开了法兰克福，前往圣彼得堡（St.Petersburg）任职，罗斯柴尔德希望他们能够赢得这个人的青睐，因为他们的直觉告诉他们，这个人将来一定会干成一番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