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内尔和迪斯雷利分属自由党和保守党的事实也毫不影响这两人之间的友谊。这位银行家和部长都充分了解对方，在有关解放犹太民族的问题上，两人不约而同地持有相同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迪斯雷利甚至不惜反对他自己的党派。很显然，罗斯柴尔德家族并没有因这层和英国首相之间亲密的关系而遭遇不幸，反而使法国政府和英国从这层关系上获得了不少好处。这尤其体现在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默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之孙赫迪夫·伊斯梅尔·帕沙（Khedive Ismail Pasha）自1863年起统治埃及直至1879年，他在任期间欠下了巨额债务。他使埃及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他同时也将埃及的债务从约3亿增加到了截止1875年的约200亿，而他极尽奢华的私生活是导致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最后，埃及政府和赫迪夫家族不堪债务的重负，统治者被迫卖掉他所有的苏伊士运河的177602股份，以此来偿还那些催讨得最紧迫的债务。
对于赫迪夫而言，立刻得到现金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联系了法国的财阀。奥本海姆（Heinrich Oppenheim）听说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他作为银行家，经常借钱给赫迪夫。他将这个绝好的机会告知了莱昂内尔以及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Frederick Greenwood）的人，他认为这能加强和印度的航海联系。迪斯雷利也针对此事思忖了一阵子，他在考虑买下苏伊士运河的40万股，这样就能拥有运河至关重要的主导权了。不过，此时行动必须要快了，因为赫迪夫已经答应法国金融企业家了，因此英国方面容不得半点的迟疑，他们必须行动了。议会还未开会讨论，而且也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就能召集起来；而没有议会的许可，不能轻易地从国库中取出400万英镑。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迪斯雷利完全不顾这些困难。“时间紧迫得我们都没法呼吸了，我们必须马上办妥此事，”迪斯雷利写信给女王这样说道，同时他通过老朋友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没有通过议会许可就筹集到了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的资金400万英镑。到1875年11月26日下午，交易完成。罗斯柴尔德家族预付了所有款项的3%，而赫迪夫答应之后每年支付总额的5%直到股息被重新偿付。如此，英国政府做成了一笔政治和商业双赢的好买卖。
迪斯雷利用最深切的语言向女王报告了此事。“女王陛下，我们已经办妥了此事，钱您留着。共计四百万英镑。只有一个家族有能力办得到此事，那便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这次表现得很出色，并把借给我们的黄金和资金的利息降到很低。现在赫迪夫的所有股份都在您手上了。”
这次的合作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迪斯雷利之间的友谊急剧升温。德国大使和政界人士，正如明斯特伯爵和霍恩罗赫亲王（Prince Hohenlohe）就总称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是首相的亲密朋友。
不过事实上，英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是单单和首相交好。当时仅有34岁的威尔士王子爱德华和这个家族的关系也很好。女王对爱德华和这些伟大的犹太银行家家族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相当惊讶，这些人中包括了莱昂内尔、安东尼、梅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当家们以及后来的年轻一代：纳撒尼尔、费迪南德，还有利奥波德。爱德华常常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乡间豪华别墅的座上客。由西德尼·李（Sir Sidney）撰写的爱德华七世的自传中就有这样的描述：“爱德华王子的商业触觉让他洞察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聪明之处，不过他更加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的慷慨、他们的政治嗅觉、他们的热情、他们对体育事业的支持以及他们勤勉的收集艺术瑰宝的热情所深深吸引。”
这位王子就曾亲自参加了1881年利奥波德和玛利·佩鲁吉亚（Marie Perugia）的婚礼。他对之前从未见过的犹太人的婚礼仪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爱德华也频繁出现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举办的舞会上。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子孙们也得知了自己家族的独特家规，即家族里的男人只能迎娶犹太姑娘、女人只能嫁给英国社会最显赫的贵族。莱昂内尔的弟弟安东尼的女儿康士坦茨（Constance）和安娜（Anna）分别于1877和1873年嫁给了巴特西（Battersea）勋爵和哈德维克伯爵（Earl of Hardwicke）之子爱利亚特·约克（Eliot Yorke）。而莱昂内尔的四哥梅耶·阿姆斯洛的一个女儿于1878年嫁给了罗斯百利伯爵（Earl of Rosebery），他是1881年首相格拉德斯通的副部长，也是1886年格拉德斯通的第三任期内、以及1892-1894年第四任期内掌管国家外交事务的部长。1894年，他接替格拉德斯通出任首相。有了这样广泛而不同寻常的关系网，罗斯柴尔德家族自然而然会继续对高端政界发挥深远影响。
柏林于1878年召开国会，由于担心世界和平会因东边的英-俄冲突受到冲击，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以带有威胁的方式在会上发言指出，只有将首相的消息传播得正好相反的莱昂内尔能够让他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生意伙伴们平静下来。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保持着与布莱谢尔德的友好关系；1878年6月15日，霍恩罗赫亲王（当时是驻巴黎大使）正在柏林，他找来布莱谢尔德，后者带来了一封莱昂内尔刚从伦敦发来的信。信中详细明确表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带着一片争取和平的诚意来到了柏林参加国会。
比肯斯菲尔德和莱昂内尔在柏林国会上携手合作，争取他们的共同利益。莱昂内尔给比肯斯菲尔德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以人道主义和文明的名义为欧洲东部正遭受苦难的犹太人争取正当权利；在国会上，这封信被公开朗读。与此同时，莱昂内尔通过布莱谢尔德给俾斯麦施压，又向法国代表瓦丁顿（Waddington）、意大利代表卢奇·科尔梯（Luigi Corti）伯爵发出呼吁，他这一系列的努力最后促成柏林国会通过了第44条款，即巴尔干半岛所有居民，无论宗教信仰，一律平等。而此前，罗斯柴尔德家族维也纳分部也曾向奥地利代表安德拉塞（Andrassy）伯爵发出过相似的呼吁。
莱昂内尔此时已经是英国犹太解放运动出色的领袖了。他和摩西斯·蒙特法尔瑞（Moses Montefiore）先生共同为他们的犹太同胞奋斗着。1869年3月18日，莱昂内尔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犹太人献祭仪式，他在仪式上的发言中谈道：“我们已经获得了解放，但是如果这种解放可能损害我们的信仰，那它便是诅咒而不是赐福。”他最大的骄傲是他已经成功进入了国家众议院。最终在1874年，他因为反对格拉德斯通取消收入所得税的政策而失去了众议院的席位。在他的晚年，莱昂内尔患上了严重痛风，他的双腿几乎残废。然而，他领导着家族在伦敦的事业在英国叱咤风云超过了40年。他在1879年6月3日因中风去世。
莱昂内尔为他父亲留下的事业呕心沥血，他一辈子为他经营的银行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精明的判断，并大幅度地增加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而他的兄弟们在艺术、体育和社会活动上的积极表现为他们白手起家的家族铺垫了厚重的一笔。他一生做成了16笔借给英国的贷款业务，除此以外还和皇室结下了不浅的交情。
他的长子纳撒尼尔·梅耶·罗斯柴尔德继承了他叔叔安东尼的男爵爵位。他沉默寡言，俨然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英国人了；他只说英语，他谦逊而热心，彬彬有礼。他尤其爱好历史，一次比肯斯菲尔德在皮卡迪里大街148号的家中宴请纳撒尼尔时，曾说过：“如果我想要知道历史上的某个日子，我就去找纳撒尼尔。”
比肯斯菲尔德于1881年去世，罗斯柴尔德家族失去了一位最好、也是最有权势的朋友。不过他们家族的地位十分牢固，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而言，即使大人物比肯斯菲尔德离开了也不过是一段不幸的插曲罢了。
英国在1882年占领埃及之后，埃及便遭遇了危机，在此时刻，罗斯柴尔德为英国政府做出了让她颇为感激的贡献，虽然他们也考虑了自身利益；罗斯柴尔德家族为埃及政府提供了一笔850万英镑的贷款，担保人则是大英帝国。格拉德斯通内阁为了奖赏他们，擢升纳撒尼尔为贵族。于是他成为了贵族中第一位犹太人。就连此前对他们一直很冷漠的维多利亚女王现在也改变了她的看法：1890年5月14日，莱昂内尔的女婿费迪南德·罗斯柴尔德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了英国女王，这让她的女儿，也就是德国弗瑞德里克（Frederick）皇后很是开心。费迪南德是安塞姆之子，他在婚后便定居在英国。此时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地位更是空前的稳固了。他们家财万贯，声名显赫，而他们过去的所有竞争对手几乎都出局了。曾经的弗莱斯（Fries）、盖姆勒（Geymullers）家族去了哪儿？曾经的皮埃尔兄弟去了哪儿？罗斯柴尔德家族把他们统统打败了。
通过自身影响促进和平进程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政界继续用他们的影响力促进和平进程。他们无奈地发现总是做出武断判断的冲动派威廉二世和敏感多疑的老威尔士王子之间的冲突升级。他一直都在关注英国和德国之间相互猜疑的发展态势。德国皇帝发电报赞赏布尔（Boers）在1895年詹姆森空袭事件上的立场，此事让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颇为绝望，他们认为这次不幸不久就会引发战争。纳撒尼尔·罗斯柴尔德的弟弟阿尔弗雷德（Alfred）继续做他的非官方外交官，他与英国政府紧密合作，同时又和哈兹菲尔德（Hatzfeld）伯爵领导下的德国使馆接触。
如今，我们可以从冯·艾斯卡德斯坦男爵（von Eskardstein）的记述中看到，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是促进英德联合的主推手。
从俄国和英国在亚洲（阿瑟港Port Arthur）的对抗以及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的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敌对态势来看，英德之间的联合也不是不可能的。到了1898年2月底，当时英国殖民统治政府分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卿张伯伦（Chamberlain）代表萨里斯贝里（Salisbury）伯爵和哈兹菲尔德伯爵在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府邸举行了秘密会晤。不过这次会晤没能取得任何成果；1898年底，英国和德国之间因萨摩亚（Samoa）归属问题意见发生分歧，威廉二世下令一旦英国违背德国意愿与其断交，就立即派出三名国防部代表和一位皇室代表。大使哈兹菲尔德伯爵没有立即通过官方渠道传达这道指令，因为他对执行这道指令可能造成的后果有些担心。他宁愿先通过非官方渠道告知英国政府继续与德国冲突可能引发严重后果。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是完成这种非官方的工作最便利的工具，于是哈兹菲尔德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让萨里斯贝里接受了德国的建议。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这次和平解决萨摩亚问题中立了大功，尽管事实上英国最后顺从德国的意愿也是由于她正遭受布尔战争的威胁。
英国政府想要通过非官方渠道解决一些问题时，也频繁向罗斯柴尔德家族求助。1900年1月，德国汽船班德斯拉特号（Bundesrat）被停靠在迪拉果阿湾（Delagoa Bay）的英国船只拦截并搜查，德国政府对此事表示严重抗议。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分部对此事也很紧张，他们觉得欧洲可能要面对一个大难题了。而3月他们收到的一封电报更是加剧了他们这样的忧虑。电报是他们在巴黎的外甥发来的，其中提到德国已经试图在劝说法国加入南非战争。而威廉二世听说这件事后，称这是“一个弥天大谎”。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分部把此事认为是法国政府间接挑拨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不过他们很快发现这并不是法国的计划。此时《时代周刊》发表反德言论，就班德斯拉特号事件抨击德国。另一方面，此时的英国政府并不打算增加其在南非战争中的困难，因此她不愿和德国发生冲突。而英国政府也不希望因为自己对德国过于温柔的态度引来国际社会的攻击。于是英国又找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阿尔弗雷德，让他去和时任德国大使梅特涅伯爵解释说，媒体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政府无法控制舆论。梅特涅后来就此事报告时说：“罗斯柴尔德男爵诚恳地告诉我说，因为此事（《时代周刊》的舆论抨击）已经让外交部门很愤怒了，一位内阁大臣催促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要对造成此次事件的部门施加压力。他随后又去找了《时代周刊》主编巴克尔先生（Mr.Buckle）。他向我保证他要用最严厉的语气批评巴克尔。他说只要政府施加压力，以及让一位大臣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从中斡旋就能实实在在地影响《时代周刊》。”
由于布尔战争，英国政府倾向于和德国修复关系。这正符合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心愿。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来促进两国交好。就拿委任镇压伯克斯尔（Boxer）起义的国际远征军首席指挥官一事来说，这次也是阿尔弗雷德·罗斯柴尔德想方设法地为德国请来了这位指挥官。他希望以此提升威廉皇帝对英国的好感，威廉二世很为他的军队感到自豪，而英国是东欧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阿尔弗雷德的态度在他的一封信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封信是发给当时的德国大使冯·艾斯卡德斯坦男爵，让他转交给布罗亲王（Prince Bulow）。以下是信里的主要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