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1895—1968），字步曾，江西新建人。1913年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学习森林植物学，1916年获植物学硕士后回国。时任南京高师生物系主任。胡先辅擅长旧体诗的写作，其诗作曾受到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的肯定。他对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学运动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极为反感，屡屡撰文抨击。同时他也受到了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
邵祖平，江西南昌人，时为南京高师附属中学教员。亦擅作旧体诗。
吴宓的回忆中虽未提到汤用彤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毫无疑问，此时正在南京的汤用彤也是《学衡》社员之一。他不仅积极为《学衡》撰稿，并且长期地担任着《学衡》的编辑工作。
以上几位都是《学衡》杂志重要的作者，是学衡派的核心成员，都为《学衡》杂志撰写了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其他《学衡》杂志社的社员还有：马承堃（字宗霍）、萧纯锦（字叔纲）、徐则陵（字养秋）。以上数人皆为南京高师教师，他们虽列名《学衡》杂志社，但除了在杂志创办的初期在《学衡》上发表了为数不多的文章外，此后与《学衡》几无任何联系，因此只能算做学衡派的一般成员。
除了以上参加这次会议的社员外，当时南京高师的一部分学生也加入了《学衡》作者的队伍。主要有缪风林、景昌极、赵思伯、浦江清、孙雨延、陆维钊等人。其中对《学衡》贡献最大的是缪凤林和景昌极，二人可谓是《学衡》最重要的作者。缪凤林（1898—1959），字赞虞，浙江富阳人。景昌极（1903～1982），字幼南，江苏泰州人。二人均为南京高师学生。此二人经柳诒徵多年精心培植，文史哲俱为精通，1922年毕业后，又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研究佛学。1923年二人经吴宓推荐，同往东北大学任教。自《学衡》创刊起，缪、景二人就抱以极大的热情，撰述不辍，《学衡》的作者中，缪、景二人撰稿最多。
《学衡》社社员第一次会议议定了以下事项：公举吴宓为“集稿员”。杂志栏目分为通论、述学、文苑、杂俎等门，各门之主任编辑为：通论梅光迪，述学马承垄，文苑胡先骕，杂俎邵祖平。以后又由吴宓起草《学衡》杂志简章，经大家讨论通过，从第二期起，刊登于各期卷首。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二）体裁及办法：（甲）本杂志于国学则主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而后来学者，得其研究之津梁，探索之正轨，不至望洋兴叹，劳而无功，或盲肆攻击，专图毁弃，而自以为得也。（乙）本杂志于西学则主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至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丙）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侄订，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字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固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
这一简章阐明了学衡派始终孜孜以求的理想所在：首先，这一简章表明他们努力使《学衡》杂志成为一个学术杂志，从《学衡》的文章数量看，学术著述是主要的内容，而且其中不乏佳作。然而使学衡派引人注目之处却不在此，而在对新文化运动派的批判，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事。其二，他们对于传统表现出了更多的珍视，并且试图通过他们的努力使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其三，他们希望通过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会通中西文化而建成新文化。其四，学衡派之面世主要受了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刺激，故此学衡派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文学，批判新文化运动派的文学主张，这也是《学衡》杂志贯彻始终的基调。由于学衡派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批判的姿态，他们远没有做到“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他们的激烈与偏执给时人与后人的印象都很深刻。
这个简章的最后，还写明吴宓为《学衡》杂志的总编辑兼干事，表明吴宓是《学衡》杂志的中心人物。在此后的十一年中，吴宓在内外环境对他都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苦苦支撑，为《学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某种程度上说，《学衡》几乎成为他个人的事业。
1921年11月30日，吴宓将《学衡》杂志第一期全稿寄往上海中华书局。1922年1月，《学衡》正式印出发行，自此，学衡派出现于中国思想文化界。然而时代注定学衡派命途多舛。就其外部环境而言，当时新文化运动派已占据了文化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以批判他们为职志的学衡派的命运可想而知。不可否认，学衡派的文化理想在特定的群体中产生了共鸣，但难以取得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伴随着《学衡》十一年历程的是更多的批判和冷落。同时，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学衡派的生存也充满了艰难。
学衡派作为一个文化学术团体，其成员的文化理念、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这些分歧往往又上升为内部人事关系中的矛盾。学衡派的内部矛盾可以说与生俱来，胡先骕、邵祖平与吴宓都精于旧体诗的创作，但宗主各异。吴宓后来回忆说，他与胡先骕“论诗恒不合，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邵祖平亦宗宋诗，与胡先辅关系极为密切。他们对唐宋诗师法去取的分歧又转为编辑方针的歧异。“胡先辅主持‘文苑’一门，专登江西省人所作之江西派（或名日同光体）之诗，实则限于（1）胡先骕（2）邵祖平（字潭秋）（3）汪国垣（字辟疆，胡之外家，表兄弟）（4）王易（字简庵）（5）王浩（字然父，两年后即殁。此兄弟二人，乃胡在北京大学之同学）五人而已。友生及来稿，皆不选人一首。”吴宓对此“甚愤，乃于第三期中，毅然改胡先辅主编之诗录为‘诗录一’，另辟‘诗录二”’，登人柳诒徵等人的诗作。对此“胡先骕甚责宓，谓此举显示出《学衡》社‘内部分裂’，将为敌所乘”，双方争执形于表面。1923年8月胡先辅再度赴美留学，“诗录一”由邵祖平主持编选，吴宓自编“诗录二”，“‘诗录一’与‘诗录二’久久对立、并峙”。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学衡》发起人的梅光迪对吴宓的办刊方针愈来愈不满。创刊之初，吴宓在简章中写明“本杂志总编辑兼干事吴宓”，梅光迪、胡先骕对此不以为然，“曾讽责宓”。后吴宓又将自己的诗作登入《学衡》，梅光迪“讽宓不应急速登出自己所作之诗，迹近自炫”。此后二人分歧日深。从1923起，梅光迪不再向《学衡》“投登一字之稿，反而对人漫说：‘《学衡》内容愈来愈坏，我与此杂志早无关系矣’。”1924年，梅光迪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教，自此与《学衡》杂志了无关系，实际上脱离了学衡派。
1923年下半年，学衡派再次受到重大打击。11月24日，学衡派的重要成员，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的刘伯明病逝，年仅36岁。刘伯明对西方近世文化的认同程度较吴宓、梅光迪等人要深，所以他立论尚能平易，这对学衡派其他成员对于新文化运动派的激烈态度多少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另一方面，刘伯明在东南大学身居要津，在他的主持下，学衡派在东南大学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存在与发展的氛围。刘伯明故去，学衡派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而此时东南大学校务纷争不断，人心思去。吴宓因东南大学取消西洋文学系，决意离开。1924年夏，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前往东北大学任教。以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社已不复存在，吴宓、景昌极、缪凤林三人赴东北大学，胡先辅、梅光迪赴美，刘伯明亡故，成立不足三年的《学衡》社几近解散。然而《学衡》杂志并没有就此终结。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中，吴宓可谓是苦撑危局，在坚定的文化信念的支撑下，虽遇到重重困难，仍痴心不改，坚持把《学衡》办了下来。《学衡》杂志仍由吴宓组稿和编辑，编完寄往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柳诒徵、汤用彤、景昌极、缪凤林、邵祖平等人也一如既往的支持。这样，一批与吴宓抱有相同文化理念的学者围绕在《学衡》杂志周围，阐扬道德理想，探究学术，点评当时的文化现象，学衡派继续在中国文化界发挥着影响。
1925年，吴宓由东北大学抵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学衡》的编务随之移至清华大学。从1928年开始，吴宓又主编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内容以文学为主，史学与哲学篇幅也不少，这是学衡派表述其文化思想的又一块园地。这期间，清华的一些师生也加入了《学衡》的作者群。时受聘于清华任国学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与吴宓有同事之谊，在《学衡》上发表了为数不少的学术论文。国学研究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是吴宓的挚友，他仅在《学衡》上发表了4篇文章，但却精要地道出了他的文化理想和学术主张。而学生中最为突出的是张荫麟和贺麟。张荫麟（1905—1942），字素痴，广东东莞人，1923年考入清华中等科三年级，是年，即在《学衡》上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就梁启超提出的关于老子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时张荫麟年仅18岁。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1923年人清华学堂。吴宓到清华后，与张荫麟、贺麟过从甚密。据贺麟回忆：“吴宓先生是当时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他开了一班‘翻译’的课程，选习的人并不多，有时课堂上，只有荫麟、陈铨和我三人。我们三人也常往吴先生住的西工字厅去谈论。”在吴宓的鼓励下，贺麟、张荫麟为《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稿件。后二人先后赴美留学，贺麟于1926至1931年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张荫麟于1929至1933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然二人亦未停止向《学衡》和《大公报》投递稿件。
然而，《学衡》杂志仍是举步维艰，战乱使得《学衡》在1927年整整停刊一年。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学衡》又长时间的停刊，而更加严重的是经费问题。《学衡》杂志起初由上海中华书局承担出版费用，但不付给作者稿费。1926年11月16日，吴宓突然“接中华书局来函，言《学衡》60期以后不续办”，吴宓“不胜惊骇”。吴宓旋即去信询问，中华书局答复说：“《学衡》五年来销数平均只数百份，赔累不堪，故而停办。”吴宓与中华书局交涉，同时又另寻门径，与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联系承办《学衡》事宜。在友人的建议下，吴宓甚至还想向北洋要员潘复求助。在与其他出版机构接洽未果的情况下，吴宓只好又与中华书局商谈，最终中华书局同意继续出版《学衡》，但改为每年六期，并且每期须给中华书局交纳津贴100元，《学衡》这才得以在1928年重新出版。而交付中华书局的津贴，则完全出自捐助。此后，《学衡》的财政状况一直比较窘迫。出版也时断时续，1922至1926年五年间，《学衡》基本上按时按月出版，共出版60期，而1928至1932年这五年，《学衡》仅出版19期。这其中固然有多种因素，但经费困扰当是最主要的原因。
《学衡》杂志终刊于1933年。按沈卫威先生的说法，终刊的直接原因是内部纷争。他对此述之甚详：“《学衡》的出版发行至1933年秋冬，《学衡》杂志社在南京的社员不满于吴宓把本属南京东南大学的这个刊物的编辑权独揽，他一人在清华大学编，到上海印行，南京的社员连个空名也没有，便提出与中华书局解约，使杂志由张其均创办的南京钟山书局印行。吴宓坚决反对，因为这些年他备尝艰辛，独立主持编务，当经费困难时，他拿出了教书的薪水，也曾请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出面向中华书局说情（指1929年之前，梁与中华书局的交情保持到梁死之后，中华书局印行了《饮冰室合集》），以减免部分印刷费用。由于吴宓不同意与中华书局解约，便与南京的社员产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之中，吴只好辞去总编辑事务。南京社员改举缪风林为总编辑，并与中华书局解约。其结果是《学衡》无法出版，第79期遂成终刊号。”
这是《学衡》终刊的重要原因。而前述经费困难也起了非常大的影响。此外，长期与文化界主流思想对立对学衡派成员尤其是吴宓所造成的心理紧张和精神压力也是《学衡》终刊不容忽视的因素。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尚新、尚变、崇西，学衡派的议论少有人响应，甚至在旁人看来，有保守、反动之嫌。学衡派虽然努力以“曲高和寡”使自己释然，但难免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吴宓的日记中对此反映颇多，并多次流露出放弃的念头：“宓之本心，实欲植立中心，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而成为光明端正，内质诚而外活泼之人物。所模仿者，为安诺德，为白璧德，为葛德，为曾文正。今乃以种种之驱迫：（一）外界之阻难；（二）世人对宓等之冷落；（三）同志之萧条及离异。殆将宓走人旁路，困守一隅。只务成己，不敢立人。只求自喻，难期人谅。谢绝交际，避去世缘，遐心冥思，专务著作小说及诗，以自写其经验，鸣其悲思也乎？是所成者，殆为Gray，Shelley，Thackeray，Obermann．（Senancour）一流。此岂宓之初愿哉？旁皇歧路，预思来日，忧思谁知，弥觉孤凄也已。”与新文化运动派剑拔弩张的论战甚至使吴宓难以与新文化运动派诸人保持正常的私人关系。一次朋友的婚礼吴宓避而未去，原因是“以胡适等在座，多所不便”。另有一次，第10期《大公报·文学副刊》出版，所发表的《胡适评注词选》一条，竞排为四号大字，开前此所无之例。吴宓见之，疑为“馆中人欲藉名流以自重之意，以宓之辛苦劳瘁，而所经营之《副刊》乃献媚于胡适氏，宁为不识之齿冷”？吴宓“愧愤异常，即作长函，致张季鸾，责问之。谓若馆中以捧胡适为正事，宓即请辞职。旋恐此函及伤感情，乃抑置未发。但作短函，严嘱其以后非经宓诺，不得擅改字体大小”。然数日后得张季鸾复函，“始悉《胡适评注词选》一文之用四号字排印，乃宓以红笔批明者”。吴宓面对主流思潮失衡的心态和乖张的举措，由此可见一斑。学衡派成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逼迫下长期处于紧张的心理状态之中，又遭遇经费困难和内部不和，《学衡》的停刊便势在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