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中的艺术特征显然并不能被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和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所概括的特点完全所涵盖。周扬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一方面是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分析了《小二黑结婚》“最关重要”的是在“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李有才板话》是在“正面展开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是在艺术风格方面强调赵树理“是一个新人”，“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陈荒煤概括赵树理的创作特点为“政治性”、“民族形式”、“革命利功主义”，并且指出在这三点中，“第一条显然是最重要的”。此后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80年代对赵树理小说的肯定并不超出这种以革命现实主义为评价标准的批评。
但在对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进行肯定的同时，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也是一直没有停息。1943年12月在《华北文艺》上发表的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是最早评价赵树理小说的文章。作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先肯定赵树理小说表现的“立场”问题和“接近群众”的努力意图后，认为作者“对于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还不够熟悉，因此，便形成了本书的很大缺点，像‘小元’、‘小宝’、‘小明’、‘小福’等‘小字号人物’，这些新型的青年农民，在书中只是跑龙套似的出现，而缺乏深刻突出的描写，以及其他等方面的缺点，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特别是由于对马列主义学习的不够，马列主义观点的生疏，因此表现在作品中观点还不够敏锐、锋利、深刻，这就不能不削弱了它的政治价值”。此后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人物描写不够典型、矛盾冲突不够鲜明的批评。1946年，冯牧的《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一面在肯定《李有才板话》是“最早地成功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翻身斗争的作品”、“在小说中创立了一个模范”时，一面又重复了李大章的看法，认为赵树理的小说“关于青年一代新的人物的描写还不够突出和深入”。1948年10月，赵树理发表《邪不压正》，《人民日报》在12月21日发表两篇读后感。其中一篇持批评态度，认为小说“把党在农村各方面的变革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物“脱离现实”，且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品质，因而缺乏教育意义，后又有四篇争鸣文章，对小说褒贬不一。对《邪不压正》作出更尖锐批评的文章是1950年竹可羽的两篇评论。竹可羽的文章《评〈邪不压正〉和〈传家宝〉》认为“作者善于表现落后的一面，不善于表现前进的一面，在作者所集中要表现的一个问题上，没有结合整个历史的动向来写出合理的解决过程”的问题。从以上的这些批评看，对赵树理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新人”的塑造上，而对“新人”塑造的不同看法又牵涉到“歌颂”、“暴露”的问题，更涉及“真实”标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深层涉及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问题，即“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批评家认为作家要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集中起来，要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强化，使艺术形象更理想、更典型，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而赵树理的创作忽视了“整个历史的动向”，不善于写“前进的一面”，不能创造出很好的“新的英雄形象”，作者在创作思想上还仅仅是一种自在状态。这也就是说，在赵树理的创作思想中，根本就缺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的创作原则。此后，文学界在继续推崇赵树理作为一种“方向”的同时，也在不断批评他“善于写落后的旧人物，而不善于写前进的新人物”的“缺陷”，在后来对《三里湾》和《“锻炼锻炼”》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20世纪40年代以后，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还有一支是对其“现代性”缺乏的批评。1947年，曾在解放区采访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最先把赵树理的小说介绍到了英语世界，尽管对赵树理的声誉、精神世界和个人经历做了精彩的呈现，但他却以明确的态度表示了对赵树理创作的失望：“说实话，我对赵树理的书感到失望。……他的书倒不是单纯的宣传文章，其中也没有多提共产党。……可是，他对故事情节只是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姓名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而不是实在的感受。我亲身看到，整个中国农村为激情所震撼，而赵树理的作品中却没有反映出来。”
杰克？贝尔登所开列的赵树理小说的缺陷，其实也是现代作家对传统（古典）小说进行批评时的观点。5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洲之内彻引用杰克？贝尔登的话，也表达了对赵树理小说是否具有“现代性”的疑惑。
洲之内彻认为赵树理的小说缺乏现代小说创作的基本方法——人物的心理分析，在这种心理分析中体现的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然体验到的“现代的个人主义”，赵树理的创作只是一种农民书写。夏志清也认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并不是新小说的前驱，而是回复到五四时期有些作家所写的反封建的那类温情小说”。却认为“《李家庄的变迁》是赵树理作品中写的最好的一本”。他在这部小说中“已看不到那种丑角式的语调”，而看到的是描写人物的相对集中。
无论是依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评标准对赵树理小说肯定或批评，还是依据五四小说“现代性”对赵树理小说进行质疑，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人物形象的典型塑造上，或是要创作出能够体现出整个社会历史动向的“新人”，或是要创作出具有“个人主义”品质的“新人”来。
而对这两者批评都作了不同程度回应的是50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好的评论《新颖的赵树理文学》。竹内好认为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以塑造典型化的人物为中心，“事件的发展是以个人的个性为中心的，根据主人公的性格，展开戏剧冲突。也就是说，自始至终是围绕着一个性格问题描写”，“典型是从环境中选择出来，加以充实，使其成为典型的”，“就是从整体中将个体选择出来，按照作者的意图加以塑造这样一种具有单方面倾向的行为”，这种典型化的人物，从所处背景中脱离出来，与社会环境构成了矛盾冲突，凸显出人物的主体性意识，凸显现代“新人”的产生。而赵树理小说并不单以人物为小说中心，而是要达到“人物与背景的统一”。赵树理创造的小说人物不是从整体中选择出来服务于整体，这样的人物“只具有部分的意义，它也不是独立于整体而存在的，故它不是完成的个体”，这样的个体“最多只不过是一种类型，没有达到典型的标准”。赵树理是要“在创造典型的同时”，是要让创造的典型“还原于全体的意志”，“是以个体就是整体这一形式出现”，“采取的是先选出来，再使其还原的这样一种两重性的手法”。竹内好认为赵树理这种处理人物与背景的方法超越了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要塑造典型环境中典型性人物性格的方法，摆脱了现代文学“固定框子”的限制，“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
依据《讲话》精神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李大章、冯牧、竹可羽等的批评构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赵树理小说问题的主要批评。这种批评，随着80年代后对这一创作原则的弃置而失去了现实意义。
一些批评家恰是在赵树理文艺创作中某些不符合《讲话》精神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的地方，看到了赵树理创作独立性的一面，看到了赵树理小说的“民间性”、民族性等特点。陈思和先生说如果“我们暂且放弃一下‘五四’以来政治与文艺逐渐结合而形成的‘深刻’、‘真实’、‘史诗’、‘阶级性’等一系列新文学批评标准，把眼光放到民间的土壤，就不难理解赵树理作品的朴素魅力”。李杨也说：“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言，究竟什么是赵树理方向的真正意义呢，答案只能是陈荒煤提到的第二条——民族形式。这是赵树理小说对叙事文学的最大贡献，通过它，叙事文学找到了自己的形式，叙事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话语起点。而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但是在多数批评家肯定赵树理小说“民间性”、民族特色时，却又不得不面对赵树理小说中各种如上文所列的“现代性”的“缺陷”。从40年代至今，这种批评一直存在，而且这也是当下对赵树理小说批评最有力的批评。但批评者在批评赵树理小说的各种“缺陷”时，却也无法否认赵树理小说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力。这种批评矛盾的存在，如竹内好认为的，是因为对赵树理小说的批评标准仍是建立在五四现代文学的批评标准上的，而赵树理小说的意义却在于作者是在试图超越五四现代小说“现代性”的特点，超越现实主义小说为自己限定的框框，是努力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一种“悠然自得、自我解放”的创作境界，或是实现郭沫若说的“处在自由的环境里，得到了自由的开展”新小说的创作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获得是要现代小说的创作接续中国小说传统的创作精神、观念和方法，这样我们对赵树理小说研究的眼光，也应该从现代文学的视野中扩展到五四前古典小说、传统文学领域。
赵树理小说基本上不用现代小说刻画人物的所谓“典型化”原则（即把人物放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展示其阶级的内涵），这使他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似乎不够集中、突出，没能凸显人物性格矛盾性的复杂层次和在艰难的挣扎中展示出的英雄般的光辉。正如陈思和先生所分析的：“他的小说从来不围绕一两个英雄人物转，而是长卷似的平铺展示群体的农民故事，逼真地写出日常生活细节的过程，仿佛是听一个民间说书人在乡场上讲村里的故事，讲得圆熟、琐碎，说到哪个人物，哪个人物就成为故事的中心，细细节节的过程很真实地被描述出来。”这些特点在中国小说传统中，从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到晚清民初的社会小说，倒似乎是一脉相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