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出现的手抄出版业，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开始萌芽。
○书籍是人类文化不灭的载体，它不因王朝更迭、战乱而全然中断，是维系和促进人类文明连续性和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持续性是依靠编辑来维系的。
○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高明的学者，杰出的领导者，其作品的出版，都离不开编辑。
○编辑代表社会来选择、传播文化产品。
○编辑是人类共同进步的文化建设者，是社会进步、生产发展的推动者。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一、编辑溯源
1．1 编辑释义
关于“编辑”一词，在英语中有两个单词来表示我们所提及的相关事物：“editor”“edit”。其中“editor”指从事编辑业务的人；而单词“edit”则指编辑们的职业行为和职业范围。前者是名词，在传播学中被称为“把关人”，其职能通过后者（动词）具体体现为：负责对信息进行选择，决定取舍。
在汉语中，“编辑”一词一符多义，有动名两种词性，作为前者系指编辑活动，作为后者意为编辑者，系指从事编辑活动的人员。运用时，若无特定的语境，词性是很难区分的。
“编辑”一词的确切含义，是在编辑活动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职业，而那些专门以传播别人的思维成果作为自己的工作对象的人出现与存在时，才被确定的。这意味着，职业编辑者是随着印刷机，乃至以后的电子传媒的出现才出现的。
书刊编辑是同出版业联系在一起，作为一种职业或专业加以确立，是分工发展的结果，并经过了漫长的过程。
最早出现的是手抄出版业，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开始萌芽。以书肆出现为标志，我国在西汉末年产生了手抄出版业，选择流传已久的古典作品抄写出售。唐朝是手抄和印刷出版业并存的时期，出现了专门以抄书售书为业的人。到了宋代，出版业已相当发达，开始出现一些博学不仕、终身以编刻自己和他人作品为业的人，如南宋诗人陈起（13世纪）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近四十年，同时代的许多诗人的作品经过他编辑出版得以传世。古代的出版机构有中央和地方之别，地方上大都以家庭为基础兴办出版，因此，出版业具有民间性质。印刷术发明后，政府才常设出版机构，如五代的国子监和清朝的武英殿，所编之书部分供出售。但书籍内容由皇帝或高级官吏决定，编辑工作由临时指定的官员承担。
我国的报纸，于唐朝开始出现，至宋代发展为官办邸报和民办小报两种形式，有手抄和雕版印刷两种出版方式，长期处于抄传谕旨、奏折等官文书的状况。编辑工作很简单，把收到的宫门抄、上谕和奏章大体分一下类，编一个简单的目录，照发就行了，无须标点，也不加标题，因此各报房所出的报纸大同小异。鸦片战争前，兼有新闻、评论、广告和文学作品等多方面内容，可读性较强，信息量较大，新闻时效性较强的近代化新式报刊传人中国，宣告了中国古代报纸历史的终结。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标志着编辑工作作为一种职业而出现。在西方，报刊业的专职编辑于17世纪就已出现，而书籍编辑职业的形成要晚近两个世纪。我国近代意义上的新闻出版机构始于19世纪，是由西方传教士和来华商人创办的，而编辑则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和五四运动以前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职业。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允许民间创办企业，出版机构也随之兴起；在维新运动发展期间，我国近代民营图书出版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商务印书馆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商务印书馆设立专职编辑机构，广延人才，以张元济（1867—1959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学有专长和高水平的编辑人员保证了该馆图书的质量和适销对路，使一个小印刷所发展成为我国近代最大的新式出版社，并对我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教科书的出版方面，他们“择其较善者，又经数人之检阅及订正，审为无遗憾焉而后写定。”“以是出版后，大受教育界之欢迎，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觔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8～229页）商务印书馆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后来的出版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合上述，古代的编辑是一个非专职的行业，出版者兼编辑，或是编、著、校合一，编辑活动不具有连续性。尽管有“国家图书馆与国家出版机构的结合”（《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7页）的现象，如我国唐朝的国家图书馆——“集贤院”就负有“刊辑古今之经籍”的重任，设有管书、校书、写书的人员，从事修撰、校勘典籍之职，但编辑并不是一项具有独立形态的事业，这是因为古代书籍的出版一般不定期、不限量，书编成后，编辑可去可留，而且编辑本身由政府官员、图书馆员、作者兼任。
随着文化教育的发展，识字人数的增多，出版规模也越来越大，只有独立的职业编辑才能适应这种发展的需要。而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其标志是：①在出版机构内部有明确的职责分工；②工作具有连续性，有一定的选题发稿权；③可选择作为谋生的手段。编辑职业产生后，就形成了不同于作家、教师、科学工作者的职业特点，这一特点可以概括为，对具有一定学科属性的文化产品的开发、选择和传播。
英语把编辑者、编辑活动各自独立为一个单词，是很科学的。而汉语中的“编辑”还停留在一词多义的状态，显然是不适应的。何况，就是在“编辑”作动词用时，人们也习惯把它拆开来用。比如，我们在谈论某位编辑的工作情况时，通常说“某某人编了几本书”，而不习惯于说，“某某人编辑了几本书”，即使资料汇编类出版物的署名，我们也只见“某某辑”。因此，有必要对编辑活动和从事编辑活动的人单独定义。比较合理的方法是，让“编辑”一词特指具有编辑身份的人，把“编辑”一词的动词义项直接称为“编辑活动”。
1．2 我国编辑工作的历史传统
我国编辑工作源远流长，硕果累累，在悠久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传统，值得人们发掘。
（1）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历代编辑家的传统品格
从先秦起，整理文献就成为编辑家的一项崇高的历史使命。孔子是古代第一个知名的编辑家（当然他不是职业编辑），他从维护周代礼法的政治立场出发，以整理文化遗产为其志。“文献”一词最早就出诸孔子言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宗旨。清代顾炎武引了孔子“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这句话之后说：“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接着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以孔子之学力，不是不能补阙，而是尊重事实，宁可从缺，不敢随意增补（《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孔子本着严肃负责的态度，编定六经，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由于孔子这样的学者的重视，我国编辑工作的起点很高，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以后，许多学者都把编辑工作看作是弘扬文化的大事。东汉郑玄就是一例。《后汉书·郑玄传》载有郑玄戒子益恩书，自述生平阅历和志愿，说他从年轻时就立志向学，后来虽有出仕机会，而他“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这句话概括了整理文化遗产的总方针，提出了阐述典籍内容、整齐文字形式的总原则，反映了编辑工作者的崇高思想。这个传统到近现代以后仍然得到发扬。以鲁迅为首的许多学者、作家，都怀着传播文化的崇高思想和不计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从事编辑工作。
（2）保持编辑工作的严肃性，反对乱编滥印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产生了对待编辑工作的严肃态度，历代重要典籍几乎都经过多次整理，贯注几代人的心血。最早的记言之作《尚书》的成书过程即是一例。这部典籍从记录王者言论和国家政令起，经过不断整理，到春秋末由孔子编定，前后已有一千多年。但这只是它的第一阶段。秦始皇焚书之后，汉代又开始新的编辑工作，其间有口授，有笔传，有“今文”，有“古文”，有真本，有伪本，经历了汉、晋、隋、唐诸朝代，最后剩下伪《古文尚书》，真伪糅在一起，这是第二阶段。宋代以后，逐步揭开《尚书》的辨伪工作。经过乾嘉学派的考证，直到近代，才基本分清了真伪，还它以本来面目，充分体现了编辑工作的持续性和严肃性。汉以后的著作经过多人次编辑整理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西汉刘向的《列女传》，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妇女专史，据刘向自述，此书共七篇。到东汉，班固《汉书·刘向传》则说“凡八篇”，显然已经过编辑整理。班昭为此书作注，并续写了二十人的传，把原书分为十四篇，所以《隋书·经籍志》等书都著录为十五卷。到宋嘉祐年间，苏颂又重加整理，恢复为八篇。这样，这本书的编辑时间，从汉到宋，长达一千多年。至于唐宋以后的文人别集，经过后人一编再编，不同版本有不同的编辑处理的情况，更属普遍。总之，对前人著作不断地进行整理，力求完善，这已成为一个文化传统。至于书籍散佚以后，以恢复原来面目为目标的辑佚、辨伪等等，实质上是一种编辑工作，更是编辑工作持续性的突出证明。
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书籍成批生产，大大促进了书籍数量、品种的增加和流通范围的扩大，但同时，由于印制便利，书籍容易翻刻，刻印越多，讹误也越多，或转相抄袭，增加了编辑工作的难度。特别是宋元以后，书坊业兴盛，书坊主人为了牟利，往往乱编滥刻，不顾质量，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批评。另外，官纂机构的编辑人员往往敷衍塞责，粗制滥造，草率编书。特别是在正史和地方志编纂中，不乏这方面的例证。对于这种不顾书籍质量的恶劣倾向，历代学者坚决反对，维护了编辑工作的严肃性。例如，清初学者顾炎武对书籍编纂的要求十分严格，一方面称赞宋元书院刻书，“多由山长主之，通儒订之”，由行家主持编辑工作，校订精细，质量可靠；另一方面，他严厉指斥“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有”的卑劣行径，在《日知录》中有“窃书”“勘书”“改书”等题，多次批评学术界“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和“好改窜古书”等不良风气。他还痛斥明代官家编书之滥，并以永乐年间官修《四书五经大全》为例，指出“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礼，书成之月，赐金千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彰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上下相蒙，以餐禄利，而莫之问也！”（以上均见《日知录》卷十八）。
（3）重视体裁和篇章结构，讲究编辑方法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我国文化悠久，书籍浩如烟海，编辑方法也多种多样。人们最早注意到文章体裁，创造了按体裁编书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先秦时已臻成熟。《尚书》按国度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卷，而在各卷之下有“谟”“誓”“诰”等体裁之分。《春秋》首创按年代编排的编年体裁。《论语》记录孔子言论和孔门师兄弟对话，是篇章集合体，各章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前后还有重复，这种编法适合语录体裁。《诗经》分风、雅、颂，虽跟乐调有关，但也含有文体差异的因素。这些编法都为后代所继承。汉魏以后，按体裁编排成为通例，这种编排方法和作者的写作方法互相促进。南朝梁代萧统编《文选》，除诗歌和辞赋外，把文章分为三十六卷。和他约略同时的刘勰著《文心雕龙》，也把文体分为三十五类，尽管有些文体后来消逝了，但文章体裁由少到多，分类编辑也由粗变细，仍然是一种历史趋势。这种现象导致文体论的产生，反映了编辑方法的发展。
历代编辑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围绕重要典籍持续地进行编辑、再编辑工作，出现了增编、续编和翻编、改编等方法。
（4）重视编辑人才
我国编辑出版工作有丰富的历史遗产，这跟历代编辑人员的优良素质有直接关系。春秋末年的编辑家孔子，通六经，传六艺，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是公认的大学者。先秦诸子著作大多是由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编定的。秦汉以后，许多作者往往把自己的著作托付给知音。司马迁说他的书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这个“人”就是能够赏识作品价值，替作者做编辑工作并传之久远的知音。一旦找到这种人，就付以处理稿件的全权，否则宁愿“藏之名山”，不轻易示人。这说明古代作者对编辑人才的重视。另一方面，也确有热心担任义务编辑的“其人”在，他们以伯乐自期，以知音自诩，以整理、传播他人著作为己任。他们乐于为人作嫁，甚至把毕生精力放在编辑和传播他人的著作上。在这一文化传统的熏陶下，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编辑人才，其中不少是渊博的学者。从汉代的经学家到清代的考据家，从近代的维新派到现代的作家学者，代有其人。南宋学者郑樵抱着“总天下之学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宏愿（这种意愿与其说是写作意识，不如说是编辑意识）编《通志》二百卷，其中列传占一百二十四卷，大抵抄录旧文，略加删改，基本上是一种编辑工作。全书带有整理文献性质，在图书分类、编纂类例和校雠辨伪等方面都有创见。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更是一个巨大的编辑工程，参加的人很多，不乏一时之选。总其事的纪昀就是一个编辑大家，由他撰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典籍传注的异同得失，辨析学术文化的源流演变，义例谨严，持论平允，显示了一代学人的学术造诣，也反映了当时的编辑水平。考据学大师戴震也是四库馆的人员，他“在馆四年，校定书十五种，皆钩纂精密，至于目昏中痿，积劳致疾而殁”（《越缦堂读书记》），是一个为编辑工作而献身的名学者。
古代刻书业除官刻外，家刻和坊刻也很重视编辑人才。唐宋以后，许多藏书家从藏书到刻书，从自己赏鉴到延聘名儒编校，有的自己动手，成为编辑名家。清嘉道时期的鲍廷博、卢文弨、黄丕烈和顾广圻等人，都是以学者身份从事刻书并亲自编校，或受雇于刻书家，在编辑校勘方面取得了成就的。书坊刻书，重在牟利，不免粗制滥造，往往为人们所诟病。但书坊业的有识之士也很注意延聘通儒学者从事编校工作，以保证图书质量。有些书坊主人本身就是饱学之士，重视编校质量。南宋书坊业最著名的有两家，一是临安陈氏，二是建安余氏。“临安陈道人书籍”的主人陈起，既是书坊主，又是诗人，他编辑出版了一部当代诗人的作品选集叫《江湖集》，作品收入这本书里的诗人刘克庄、戴复古、刘过、方回等因此被称为“江湖派”，可见其影响之大。建安余氏勤有堂、万卷堂、广勤堂等也都重视编辑人才。如余氏广勤堂聘请名儒徐世载师弟校辑《诗传义疏》，前后费时四十多年才完成，就是一例。
进入近现代以来，这一优良传统继续得到发扬，南社许多文人（如王均卿）都从事编辑工作。现代学者、作家如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邹韬奋等都从事编辑工作，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了。
1．3 编辑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