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吐蕃分裂时期的汉藏关系
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随着奴隶平民大起义而崩溃。此后在很长时间内，整个藏族地区处在群雄割据、混战兼并、互不相属、没有统一政权的分裂割据状态，正如《宋史·吐蕃传》所说，“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贤者喜宴》中也说：“吐蕃本土历经彼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于是境内各处各分割为二，诸如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食肉者与食谷者，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吐蕃王朝最后一位赞普达磨死后，其子云丹和俄松分别在一部分贵族拥立下，争夺王位，交战多年，西藏本土各部彼此火并内讧，形成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局面。在社会完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多康等边远地区发生“温叶末”起义，后来其他地区的奴隶、平民纷纷响应，揭竿而起，史称“邦金洛”。各地王公贵族、富豪官僚和将领纷纷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图自保，逐步演化为一股股地方割据势力。吐蕃王室后人在多年的割据混战中逐渐形成拉萨、阿里、亚泽、雅隆觉阿4个王系。其中，云丹后裔据拉萨为王，称拉萨王系。俄松之孙赤德尼玛衮退居阿里地区，形成阿里王系。赤德尼玛衮有3子，分据3处：长子贝吉日巴衮据芒隅（印度河上游、阿里一带），后成为拉达克王系；次子扎西德衮据布让（今阿里普兰）；三子德祖衮据象雄，后形成古格王朝。后来，俄松的子孙楚德在亚泽为王，称亚泽王系；俄松的子孙赤穹松玉金在雅隆为王，称雅隆觉阿王系。这些王系和众多的地方割据势力互相混战，西藏社会四分五裂，直到元初，史称为“分裂时期”。
当时，在吐蕃本土周边临近内地的甘、青、川、滇地区，各地戍边守军之间也展开了长期混战。在东部藏汉边界，驻防洛门川（今甘肃武山）的大将论恐热拥护俄松派，驻防鄯州（今青海乐都）的将领尚婢婢拥护云丹派。以上两部随着吐蕃本土的征伐，相互之间也展开多年血战，最后论恐热被杀，部将有的投唐，有的占山为王，成为当地割据势力。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今甘肃敦煌）人张议潮兄弟聚众起义，先后夺取河西诸州和兰、鄯、河、岷、廓等11州归唐，后因唐朝的衰落，这里也陆续出现不少地方割据势力。吐蕃王朝崩溃后，这里依然居住着大批的吐蕃部族。以西北甘青等地为例，大体有5个居住区：一是黄河以北区，主要包括湟州（邈川，今青海乐都、民和一带）、鄯州（青唐，今青海西宁）、廓州（今青海化隆）等地，是五代以来甘青藏族最大的聚居区，是其政治、文化、经济中心；二是黄河以南区，主要指积石军及洮、岷、叠、宕、阶5州，后进一步向南发展，直至四川黎、雅等州；三是河西走廊区，包括凉、甘、瓜、沙、灵等州，著名的六谷部即居凉州以南浩门河流域；四是熙河地区，包括古渭州（通远军、巩州，今甘肃平凉）、熙州（武胜军，今甘肃临洮）及河、兰、会等州，均在今甘肃境内；五是陕西沿边区，包括当时的秦凤、泾原、环庆等路。这些地区包括今青海河湟谷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及泾、渭二水上游和洮河流域，四川岷江流域及其以西、以南广大地域。这里居住着大量的吐蕃族人，更多的是蕃汉杂居。史籍中经常出现的秦凤路、熙河路、郛鹿延路、环庆路等，是宋朝二十六路中的建制，相当于省，都是汉藏杂居地区。一些研究者认为，“至公元1067年（宋英宗治平四年）以后，秦凤路（包括天水、陇西一带）的蕃族有120多个大部落，680个小部落；泾原路（泾州、镇原一带）有169个部落；环庆路（环县、庆阳一带）有103个部落。四路合计共有1201个部落。这些都是在今甘东和陕北杂居的所谓内属的熟户”。这些地区的藏汉关系是两宋时期藏汉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各种资料表明，这里的吐蕃族人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领域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吐蕃分裂以后，这些地区陆续兴起一些藏族地方集团，他们“都曾经向唐朝和五代十国的一些王朝纳贡、请封，或请求派官治理，建立了不同程度的隶属关系。
公元10世纪中叶，宋朝建立，这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10世纪中叶，凉州（今甘肃武威）的藏族六谷部左厢首领折逋嘉施（亦作折逋葛支），向后汉请得了封号，借中央王朝封号，号令于地方，逐渐把河西走廊一带置于他的治理之下。宋朝建立后，折逋嘉施与宋通好，曾派人护送汉僧过境去天竺取经，并建立经济联系，不时向宋朝贡马，保持往来。宋朝为了防御西夏南侵，进一步加强与凉州六谷部藏族居住在凉州城外及其周围山谷的吐蕃人的联系，授给其首领潘罗支管理地方行政的大权，于咸平四年（1001年）授其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布施给财物，帮助兴建寺院，破例输送弓箭、武器，增强武备，以协同宋王朝共御西夏。景德元年（1004年），厮铎督继任六谷部大首领后，进一步发展与宋朝的关系，宋授“朔方军节度、押蕃落等使”，多有封赐。从11世纪初叶起，宋朝安置泾水、渭水上游及洮河、岷江流域等地区的藏族，推行寓兵于民的屯田戍边政策，由政府划拨土地，免税耕种。据文献记载，宋将王韶在今甘肃临夏、临洮一带大量开拓土地，招纳30多万藏人从事农耕。春秋两季，还派军队保护耕作和收获，禁止附近汉族购买拨给藏族的土地，勒令退还已买土地。宋朝还任用蕃人首领，委派藏族头目担任各级官吏，进行地方行政管理，并组织蕃军，招募部分藏族人民充当弓箭手，组成地方武装力量。在维持治安方面，用藏族习惯法处理民族内部纠纷，以宋朝法律裁决汉藏民族之间的争端。总体上，采取管而不严、征而不重的统治措施，使他们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中恢复和发展生产。熙州（临洮）、河州（临夏）一带农田，在吐蕃王朝时期多已荒芜，经宋朝屯兵营田，至11世纪70年代，已开拓土地方圆1200里，粮食基本自给。为了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宋朝在这里推行“蕃汉青苗助役法”，为屯垦藏民发放贷款，利用荒僻耕地免租牧马。在岷江流域以西、以南地区，鼓励汉族农民租种藏民田地，交纳“蕃租”。这些措施的实施，体现了宋朝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促进了汉藏两族人民生产、生活上的联系，密切了兄弟情谊。
二、经济贸易的加强
由于宋朝对西北、西南临近内地的藏族地区实行了政治上的管理，社会趋于相对稳定，经济也有一定发展。特别是王安石推行新政时期，联蕃抗夏，注意发展生产，在陇西的古渭寨和熙河地方设置“市易务”（相当于国家商业银行），贷款给汉藏两族工商业者和农民，免受豪商富贾的高利盘剥，并在这些地方“置坊列肆，使蕃汉官私两利”。并规定了藏人以田易货、汉人以货易田的具体办法，致力于藏地经济发展。同时发展长期以来汉藏之间的贸易活动，把零星的农牧产品交换组织成较大规模的茶马互市交易，以内地的茶叶换取藏族的马匹。曾在熙州、河州和四川的雅州（雅安）等地设立马市，有的一年交易一次，有的半年或三个月一次，有的一两个月一次，在官府组织下进行民间贸易。为保证茶马互市和政府税收，北宋元丰年间，宋设都大提举茶马司，规定“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由朝廷统一经营茶马贸易成为定制，逐步将民茶纳入国家统购统销范围，在各地设立茶场。
至元丰八年（1085年），“蜀茶场有四十一，京西路全州（陕西安康县）有茶场六，陕西卖茶场三百三十二，每年收茶利百余万，市马二万余匹”。茶马贸易，解决了宋朝战马和耕作用马的需要，也适应了藏族人民饮茶的需求，同时也方便了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换，因此成为汉藏两族经济联系的主流，促进了两族人民的团结和互相信赖、互相支援的亲密关系。
三、汉藏交错杂居格局的形成
祖国多民族大家庭各个成员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特点，在藏汉交界地带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宋代，河湟谷地、洮河和大夏河流域，四川甘孜、阿坝和云南迪庆等地，以藏族为主；河西走廊、甘肃陇西、天水、洮岷下游乃至陕西一部分地方，四川岷江流域一带，基本上是藏汉和其他一些民族交错杂居。这里的民族构成复杂，有些是吐蕃军队以及随军部落，因吐蕃王朝崩溃，大部分无法返回故里，遂留居这里，与当地的汉人、党项人等一起杂居，就地耕牧生息繁衍。而不少汉人又迁自内地，如唐末从郓州（今山东郓城县）迁往凉州戍边的汉人数百家留居那里，在凉、肃、瓜、沙各州汉藏杂处，“在今甘肃东部的仪、渭、泾、原、环、庆、镇戎、秦、灵各州都有蕃族杂居”。各族人民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往、通婚，联系密切，在语言、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各方面相互影响，进而在心理素质方面逐步趋向一致。随所处环境，一部分汉族被同化为藏族，而一些地方的藏族又逐渐融入汉族中，民族的概念也趋于淡化。当时，把连接汉界、入州域内属的吐蕃人称为“熟户”或“熟番”，其余居深山僻远者称为“生户”或“生番”。熟户藏族与内地的联系尤为密切，他们在与汉族的交往中，受到汉族中原文化的熏陶，在文化上越来越显出共同性。宋朝官府将内属的吐蕃人组织成蕃军，录用藏族首领，采用部分汉法进行训练，在编制上与汉军接近统一。他们与汉人一起保卫边寨，应召参加对西夏等国作战，正是由于他们长期和睦共处，在发展农牧业经济方面互相影响促进，文化生活、宗教信仰，乃至心理素质等各方面的同质性不断增强，为汉藏兄弟关系的形成创造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四、文化交往
应当承认，当时的民族融合是双向的。如前所述，在吐蕃王朝和解吐厮罗吐政权统治河湟时期，一度出现过部分汉族被“藏化”的现象，但从民族发展史考察，各兄弟民族融入汉族始终是中华民族融合的主流。由于汉族绝对的人数优势和特有的扩展性，河湟藏族处于浓烈的汉文化氛围的包围中，原来的游牧经济迅速向农业经济转轨，语言、生活习俗等也通过密切的交流而相互吸收，或不断趋同。同时，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抑或融合他族而成，或于不同时期迁入，成为河湟的重要民族成分，从而形成后来河湟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并存杂居的格局。河湟地区由于地处多种文化交汇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各民族内在的统一性，既是各民族发展相互差异的自然基础，又是各民族相互联系的自然纽带。各族人民在这一地理环境中形成不可分割的民族互动关系，其中友好交流、和睦共处始终成为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吐蕃王朝的崩溃，标志着西藏佛教前弘期的结束。史载达磨赞普在吐蕃本土禁佛，解散僧侣组织，关闭或拆毁寺院，禁止佛事活动，佛教濒于灭绝的境地。当时，在今西藏曲水县雅鲁藏布江南岸曲卧日山静修的藏饶赛等3人（后称“三贤哲”或“三智士”）携带部分律经辗转逃至今青海尖扎、化隆县一带的黄河谷地，从事宗教活动，后来收徒贡巴饶赛（952—1035年）。贡巴饶赛学成后在今化隆丹斗地方建寺修塔，招徒弘法，声名大著。前藏桑耶地区的领主意希坚赞（吐蕃王子云丹后裔）选派卫藏弟子来安多向贡巴饶赛学习佛法并接受律戒传承。这些弟子后来返回西藏，复燃佛教之火，佛教从而在藏区复兴，称为后弘期。因此，贡巴饶赛被称为西藏佛教后弘鼻祖，在佛教史上有很高地位。有关佛教史均记载，贡巴饶赛受戒时，按照佛教规定，受比丘大戒，需要有10名出家10年以上受有比丘戒的僧人在场，最少也得5名。但当时在当地除了藏饶赛等来自卫藏的“三贤哲”外，在藏族僧人中找不出合格的戒师。于是找来河湟地区的两个叫葛旺和吉篷的汉族和尚作尊证师，凑足人数，给贡巴饶赛授了比丘戒。受比丘大戒，在佛教仪轨中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上述事例说明，藏区佛教后弘的戒脉传承中，即有汉传佛教法脉。同时也说明，始于唐代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从未中止。今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夏鲁寺，初建于11世纪的北宋时代，该寺建筑风格体现了藏汉结合的形式，在卫藏地区影响不小。这也说明，宋代汉族地区的文化对卫藏地区的宗教同样有过广泛的影响，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在进行着。
以党项族为主建立的西夏政权，是我国境内一个地方性的王朝政权。西夏的文化、宗教不仅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而且与藏族地区有许多一致的特征。在西夏境内，通行西夏文和汉文，同时使用藏文，用藏文翻译佛经、刻写碑文。西夏的职官、军事制度等，与吐蕃王朝有许多相似处，特别是在宗教信仰上西夏与藏族地区保持着一致性。西夏王室、臣民笃信藏传佛教。11世纪，西藏佛教后弘后，各教派相继形成，西夏王室与这些教派建立了密切联系，曾聘请不少西藏僧人去西夏传教。西夏王室仿照吐蕃管理佛教寺院的办法，并结合汉地的管理制度，形成自己的一套佛教管理制度，最早委任佛教高僧为“帝师”职务。西夏王朝曾派专使到西藏楚布寺，迎请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1193年）去西夏，都松钦巴派其弟子格西藏波哇代他前往西夏，被西夏国王尊为上师。1189年，都松钦巴在西藏堆龙地方兴建楚布寺，作为该派主寺。在修建该寺的吉祥米聚塔时，西夏国王派人送去黄金、铜等物，以示祝贺。西夏与青海藏区的宗教联系亦十分密切。据蒲文成《青海佛教史》记载，出生于青海玉树囊谦地区的直希热巴（1128—1201年），是巴绒噶举派创始人达玛旺秋的著名弟子，是青海巴绒噶举派的主要传播者。约在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直希热巴应西夏王之请去西夏传教。
他在西夏长期传播佛教，主持修建了曲希藏洒寺，曾为西夏王灌顶上师，地位崇高。返回故乡时，带回西夏弟子勒巴尕布（1138—1206年），常住囊谦王府，并在囊谦王的支持下，兴建了著名的根蚌寺。上述史实说明，吐蕃王朝崩溃后藏族地区一度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从西藏到青海，再到宁夏、陕北的西夏王朝，乃至中原王朝，宗教、文化联系却一直不断。
【第二节】角吐厮吐罗政权的建立
一、角吐厮吐罗政权建立的背景
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居住在河湟地区的吐蕃族中，形成了若干地方割据势力集团，由分散逐步走向局部的统一，解吐厮罗吐政权即在这个时期建立。它是宋、辽、夏、金时期在青海东部建立的藏族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