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列强最先以传教形式染指西藏。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日甚一日，清廷日益腐败，各殖民主义者为自己在西藏的利益相互争夺，迫使西藏地方和清廷给他们以西藏的通商权，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西藏的第一个步骤。光绪十六年（1890年），西藏人民的第一次抗英斗争失败后，清廷派驻藏大臣升泰到印度，与印督兰士顿签订了《藏印条约》，将锡金供手让给了英帝国主义，为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开了方便之门。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清廷代表与英驻哲孟雄（锡金旧名）的行政长官签订了《藏印续约》，其中规定亚东为通商口岸，并规定进出口货物五年内全部免税。光绪三十年（1904年）9月，英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迫驻藏大臣有泰签订了《拉萨条约》，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允许英商在这里任意来往贸易。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中英在北京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此条约以《拉萨条约》为附件，实际上承认了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帝国主义强迫清廷允许西藏三埠通商后，印度茶叶、卢比和英国呢绒、棉布、搪瓷器皿等大量流入西藏，西藏的白银、畜产品等源源不断地输往印度，从而大大削弱了祖国内地同西藏的经济联系，扰乱了西藏市场，严重破坏了西藏经济。这种名为贸易、实为侵略的行径，对行将覆亡的清廷来说，根本无力抵制和对抗。
二、西藏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茶马互市制度，始于唐代，发展于宋代，兴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清初承袭明制，以茶马贸易为主的经济交流，是清王朝获取军马、“羁縻番族”、稳定藏区的要政之一。对清廷而言，“马政之善”，被认为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捐山泽之毛，收牡牝之种，不费重资而军实壮”；二是“羁縻番族，俾仰给于我而不能叛”；三是“遮隔强氛，遏其狂逞，作我外篱”。
在茶政方面，官茶“储边易马”；商茶“给引征课”；
贡茶“则上用也”。伴随清统一全国，战事日少和版图扩及内蒙古、天山等盛产马匹的地域，加之清廷在察哈尔、辽宁、商都、大凌河等处建立了马场，从顺治末年始，同藏区的茶马贸易便出现衰落征兆。陈国光先生认为，清代在藏区的茶马贸易，由盛至衰到停罢，大体上可分为3个时期：顺治元年到康熙七年（1644—1668年）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清朝统一全国的战争在激烈地进行，急需大量战马。清廷为及时获取足够战事所需的战马，对同藏区的茶马贸易非常重视，茶马贸易比较兴盛。康熙七年到雍正十三年（1668—1735年）为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清军平定中原以后，版图扩大到北及蒙古、西抵天山的广大地域。一方面因战事减少而减少了战马需求，另一方面多处建立牧场，以此补给军马所需。因之，清廷通过与藏区的茶马贸易而获取大量马匹的制度就随之发生变化，茶马贸易便不再继续成为清廷的要政了，从而导致茶马贸易日益衰落。乾隆元年到道光二年（1736—1822年）为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是藏区茶马贸易由衰落到停罢，清廷裁汰茶马司、处理积滞陈茶的时期。1760年裁汰洮州司，1762年裁汰河州司，只留甘州、庄浪、西宁三司。关于军马和宫廷用马也不再与茶篦的供应挂钩。至此，相沿千年的茶马互市制度，由于清朝政治统治的相对稳定，国内地区间、民族间人为的经济壁垒消除而废弃。
清廷规定，与“西番”易马，“每茶一篦十斤”，“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顺治三年（1646年），西宁、洮州、甘州、河州、庄浪五茶马司当年发茶引130余道，中马1320余匹；顺治四年（1647年），上述5个茶马司发茶引228道，中马1204匹；到顺治九年（1652年），五司易马达到2370余匹。可见清初茶马贸易的恢复和兴盛。到了顺治末年，茶马贸易出现衰落势头。从康熙初年到雍正末年，茶马贸易已是时罢时兴。从乾隆元年（1736年）始，曾为清廷一项要政制度的茶马贸易，正式停罢。
清朝茶马贸易制的停罢，除了上面所述原因，内地与藏区民间经济交往增加、商业易茶发展、茶业市场扩大和茶叶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是重要的原因。
清初，陕西、甘肃、云南、青海都以传统的茶马贸易形式进行，在四川，则以直接购买的方式进行。除了茶叶，从内地输入藏区的主要货物还有棉纱、布匹、丝绸、粮米、铁器、武器及大量的宗教用品等。从藏区输入内地的除了马匹，还有牛羊、畜产品、藏香、动物皮毛、中药材、麝香、鹿茸等。到了康熙年间，四川的茶叶产量大增，川边茶叶贸易直线上升，打箭炉、松潘逐渐成为这一带汉藏贸易的主要商品集散地。在青藏一线，始于唐代开元年间的赤岭互市，到了清代雍正年间，由每年二月、八月两季贸易改为四季贸易后，仍然不能满足以农产品、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的汉、藏、蒙、土、回各民族人民的实际需要。清嘉庆后，发展到丹噶尔（亦称东科尔，今青海湟源县）贸易市场的鼎盛时期，每年贸易货值在20万银两以上，丹噶尔成为内地和青藏交汇处的主要贸易中心之一。
内地和藏区的贸易不断加强，汉藏贸易不断发展，不但增进了内地和藏区的了解沟通，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融合，也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汉藏文化共同特点的城镇、集镇，成为汉藏民族团结友爱、共存共荣的桥梁和纽带。
除了茶马互市、货物贸易，清朝与藏区的贡赐关系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经济交往。清朝把喇嘛分为西藏喇嘛、西番喇嘛、游牧喇嘛和驻京喇嘛等，其中西番喇嘛指青海、甘肃和四川昌都、乍丫、木里等地的喇嘛。除了驻京喇嘛，规定按年或分班遣使入贡。顺治、康熙两朝，西藏和整个藏区的朝贡频繁，尤其是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贡使，有时一年两次入京朝贡，而且有的使团队伍庞大，浩浩荡荡。如顺治五年（1648年）西藏阐化王率1000多人朝觐入贡，顺治十年（1653年），五世达赖率3000余人进京谒见，这给清廷和沿途各地的接待、管理等带来诸多不便。后来，清廷谕定，达赖、班禅间年一次，甘肃岷州喇嘛三年一贡，庄浪卫、红山堡喇嘛五年一贡，青海瞿昙寺等九寺贡无定期，亦无常物。
就贡赐物种而言，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贡物主要有哈达、铜佛、舍利、珊瑚、琥珀等。庆典所贡主要是七珍八宝、八吉祥物、金字经、银塔、佛像等。贡使返藏时，清廷的赏赍十分丰厚，有黄金、白银、金银器皿、绸缎、哈达、布匹、佛衣、马匹等，同时对贡使本人也厚加赏赐。此外，每逢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坐床庆典或圆寂，朝廷都给予大量赏赍。这种延续两个半世纪多的贡赐关系，也是一种数量巨大，影响深广，政治意义、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兼而有之的特殊交流。
三、清廷注意促进汉藏文化交流
16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在青海、内蒙古、甘肃、四川、新疆、云南等地广泛传播，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和藏汉民族杂居地区的部分汉族群众都信奉藏传佛教。清朝治理西藏而采取的“因其教而不易其俗”的政策措施，集中表现为推崇传统的藏传佛教文化，以达到“除逆抚顺，绥众兴教”，进而统辖西藏和整个藏区，维护国家统一。
早在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入关的前5年，皇太极就决定与西藏建立联系，派遣察汗喇嘛等人进藏，致书存问第司藏巴汗和达赖喇嘛等西藏上层政教要人。与此同时，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也派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首的使团赴盛京，受到皇太极极为隆重的接待。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返藏时，皇太极亲自致书达赖喇嘛、班禅、噶玛法王、萨迦法王、达垅法王、固始汗等人，并附送厚礼。清入主中原，定都北京后，在战事频繁、百业待举的形势下，顺治帝又多次遣使谕请达赖喇嘛，1652年专门耗巨资修建了北京西黄寺作为达赖喇嘛来京驻锡之所。
年初，隆重接待了五世达赖喇嘛，并于同年五月，在达赖喇嘛返藏途中，遣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等赍送镌有满、汉、藏3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册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清廷的这一重要举措，不但正式确定了清朝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属领关系，而且积极促进了藏传佛教文化和藏族文化同内地的交流。自此之后，达赖遣使进京朝贡不绝，如同康熙帝所说，“六十余年并未有”，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照封达赖喇嘛之例”，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专门派官员奉旨在扎什伦布寺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颁赐金册、金印。中央政府册封班禅额尔德尼定制的形成，除了其政治、宗教意义，也有效推进了文化交流。雍、乾两朝起，设立驻京呼图克图，尊章嘉呼图克图为“国师”，经常召见土观等大活佛，积极推进藏传佛教高僧大德与汉地佛僧交流弘法。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入觐祝寿，受到乾隆帝和清廷的隆重欢迎接待。为了接待六世班禅，年届古稀的乾隆帝专门在承德颁诏敕建了一座占地3．79万平方米的“须弥福寿之庙”，专供六世班禅安禅使用。“须弥福寿之庙”依山傍水，秀雅清丽，装饰精美，富丽堂皇，仅镀金一项耗金1．5429万两，是一座集汉藏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宏大建筑。同时，乾隆帝为同六世班禅用藏语交流，不顾年迈和国政繁忙，潜心向三世章嘉活佛学习藏语藏文，每与六世班禅见面，先用藏语互致问候。在承德举行的文艺表演会上，六世班禅随从中的12名舞童做了为时两天的藏族歌舞表演，还展演了西藏杂技、马术等，同中原戏剧、舞蹈同台演出，不失为一次多民族文化艺术的大交流。
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进京，随从逾千人，一路传教、说法、释经，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和藏族文化，接受内地文化，购买内地物品。同时，清廷在经济上的赏赐次数多、数量大。五世达赖和六世班禅也有丰厚精美的贡物献于皇帝和王公大臣。正是在这种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下，清廷逐步强化了对西藏地方的统治，也推进了西藏和内地两种文化的交汇融合。
清乾隆前期，清廷在西藏推行政教分离政策。自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事件后，特别是在平定尼泊尔入侵后，清廷根据西藏地方特点，确立了达赖喇嘛管理西藏政务的政教合一体制，同时提高了驻藏大臣的地位权力，强化了中央对西藏的管理。
这在当时，对西藏的社会稳定、边疆巩固，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主要体现在1751年的《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和1793年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之中，这两个重要的法制性“章程”，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主要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兵役、徭赋、贸易、货币等制度，对西藏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康熙帝开始，清廷就十分重视藏传佛教典籍的翻译刊印工作。康熙年间，专门组织力量编译印发了汉、藏文大藏经，并命章嘉活佛将《甘珠尔》译成蒙文。乾隆时又命章嘉活佛将《丹珠尔》译成蒙文。章嘉活佛还编辑了《五体清文鉴》藏、蒙文对照的佛学词汇《正字贤者之源》等有利于文化交流的著作。乾隆帝还命章嘉活佛将《甘珠尔》的部分藏文论疏译成了满文。
确立驻藏大臣制度以后，每任驻藏大臣都为交流汉藏文化、发展西藏文化采取了不少措施。如张荫棠在西藏推行新政，成立了盐茶、工商、学务、农务等局。种植茶树，收取盐税，培养技工，引进机械，兴办西藏地方工业；招募垦民，垦荒种地，兴修水利，培育良种；兴办教育、出版等事业。张荫棠还自己撰写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宣传儒学，改良西藏社会习俗。联豫继张荫棠推行新政，创立白话文报馆，出版藏文报，编译《圣谕广训》，并推广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张荫棠、联豫先后在西藏兴办各式学校22所，开设了译书局、施医馆等。
从1644年清中央政权建立以来，清廷扶持西藏文化的政策，在促进西藏社会进步、文化发展，促进西藏同汉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同藏族人民的友好交往和联系，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些政策措施都是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会也不可能摆脱时代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