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从黄河沿南行300里至紫山（今巴颜喀拉山），越紫山山口行170里至众龙驿（今清水河乡南、扎曲东岸的崇陇峒滩），又渡西月河（今清水河乡所滨的雅砻江上游扎曲大河），行210里至多弥国（今玉树县巴塘草原一带）西界，再渡牦牛河（今通天河），行百里至列驿（今玉树县结隆乡所在地），又经食堂（结隆乡南约30里的然秀滩）、吐蕃村（然秀滩南60里的野鸡海草原），转西南行至子曲，又循子曲行约20里，至南北两石相当的截支桥（子曲河流域的给沙扁地），全程约150里。再经截支川（亦称子介涌，在通天河南或西南二三百里的子曲河谷），行300里左右至婆驿（子曲上游南岸的子野云松多），即从列驿至婆驿，共约440里至450里。从婆驿西南行，绕阿热起庆山北麓约百里渡布青曲（扎曲支流），又西绕洋欠着尕山北麓转西南行约230里至扎尕那松多，渡大月河（澜沧江上源扎曲）罗桥，经潭池、鱼池（今均不存），西循扎曲河谷行约180里又转南行40里至悉诺罗驿（在今杂多县西部扎曲与当曲之间的加力曲草原）。再沿加力曲草原南行约40里至加力曲入当曲口，在口西不远的查午拉曲口渡乞量宁水桥（今唐古拉山北麓的当曲），又南沿查午拉曲东岸约100里至唐古拉山的查午拉山口，又南沿登曲西岸约50里至今查午拉区，又西南行约50里至赛红达，渡大速水（怒江上源索曲北源），又西行30里至鹘莽驿（在索曲河谷），其西10里即鹘莽峡（巴马拉雪山峡谷）。从鹘莽驿经鹘莽峡，穿行百里至野马驿（今藏北聂荣县白雄区）。再向南经所谓的“吐蕃垦田”（怒江上源支流白曲流域），南行20里至乐桥汤（陇雀湖），再西南行约380里至阁川驿（今西藏那曲地区驻地黑河）。从阁川驿（那曲）至逻些（拉萨市）的古道，与今青藏公路路线基本一致，即从阁川驿经恕谌海（疑一小湖，今不存），行130里至蛤不烂驿（在今桑雄附近），又西南行60里至突录济驿（在桑来拉雪山山口南端），再往西南过桑曲桥，翻越一山岭进入拉萨河上源支流当曲谷地，经柳谷、莽布支庄（疑八布隆）、汤罗叶遗山（今念青唐古拉山口）、赞普祭神所，共行250里至农歌驿（今羊八井）。然后往东南沿堆曲北岸曲折行至德庆（原堆龙德庆县治），再由此东出峡，进入堆曲下游平原，行程200里，直至逻些。
二、唐蕃古道的纽带作用
随着唐蕃古道的形成，唐蕃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双方使者互相往来，军事上接触频繁，经济、生产互相渗透，文化、风俗彼此影响，从而将汉藏两族及边疆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唐蕃古道为增进各族人民的友谊、发展青藏高原的经济、丰富祖国的文化宝库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1．唐蕃古道方便了使臣的频繁往来，从而加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促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唐蕃使臣的互相往来，其次数、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据有关统计资料，自唐贞观八年吐蕃首次遣使入唐，至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200多年间唐蕃双方往来使臣多达200多次。出使者的任务，有和亲、告哀、吊祭、修好、议盟、盟会、封赠、朝贡、求请、报聘、求和、慰问、约和、责让等，除责让外，都属正常和好关系的活动。从双方往来活动的目的和内容看，大体可分为3个方面。
第一，属和亲内容，以求婚、送亲和主婚为主要使命的往还使节计达13次。这些使节中，有至唐请婚、迎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吐蕃要臣禄东赞、悉勋热、赞咄、名悉腊等，也有入蕃送亲、主婚的唐朝王族江夏王李道宗、大将军杨矩等。随着使臣的往来，双方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禄东赞不辱使命，以他杰出的聪明智慧和外交才干，圆满地破解了唐太宗提出的各种难题，使唐人对吐蕃刮目相看。对此，《新唐书》记载，禄东赞“始入朝，占对合旨，太宗擢拜右卫大将军，以琅琊公主外孙（女）妻之”。唐朝使臣对吐蕃也产生深远影响，松赞干布兵次柏海，亲迎文成公主，见到唐朝使节，“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回国后，“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即松赞干布）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金城公主出嫁吐蕃时，吐蕃迎娶公主的使团，人数竟达千人之多。唐中宗为公主赐赠丰厚，率群臣亲自送到始平县，设宴饯行。为纪念公主入藏，赦免始平县监狱犯人，“罪死皆免，赐民繇赋一年，改县为金城，乡曰凤池，里曰怆别”。
双方对和亲的重视，表达了唐蕃人民求和的心愿。
第二，使臣往还更多地以偃兵息战、睦邻友好为目的。此类往还使节约达三四十次，内有罢兵、划界、归俘的，也有求援、发兵、报捷的，更多的是请盟、议盟、赴盟、谢盟等会盟活动。参与这些活动的使者，为了平息矛盾、避免战争、求得和平，长途跋涉在唐蕃古道上，奔走于两地之间，为唐蕃人民的团结友好和安居乐业做出了贡献。其中，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至十九年，蕃使名悉腊和唐使皇甫惟明、崔琳等分别出使长安和逻些的活动，为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在赤岭划界树碑和设市贸易铺平了道路；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蕃使讷罗和唐使刘元鼎分别在长安同宰相崔植、在逻些和赞普赤热巴巾的会盟，对于重申“甥舅之好”和巩固、发展唐蕃“和同一家”的友好关系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双方使臣的报丧、吊祭和朝贺、报聘等活动多达30余次。从634年唐蕃使臣往还开始，到846年吐蕃王朝崩溃，唐朝经历了19个皇帝，吐蕃共10任赞普执政。在此期间，唐朝皇帝驾崩和嗣位，吐蕃均遣使吊祭和朝贺，而吐蕃赞普已故和接替，也一般都向唐朝报丧和告立，这些出使活动融洽了双方情感，加强了政治联系，使双方关系发展到哀乐与共的地步。
2．唐蕃古道为唐蕃双方的经济、文化交往创造了条件，从而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古道的开通，带动了双方的经济贸易交往。据记载，唐代沿唐蕃古道在赤岭、陇州（今陕西陇县）等地建立起互市市场，开展以缣（细绢）、茶、马、牛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物资交流活动。唐朝的战马、耕牛多从吐蕃等外域购入，而唐朝的茶、绢等物不断流向吐蕃，从而满足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据《唐国史补》等史籍记载，当时内地出产的各种茶叶，吐蕃应有尽有。同时，唐朝的缯彩丝绸，吐蕃广泛采用，其数量之大，花样之多不亚于茶叶。由于互市和使臣往还，汉地的蔬菜等农产品，酿酒、制纸、冶金、农具制造、建筑、制陶、制墨、缫丝纺织、碾矸垲等手工业技术以及手工产品大量输入吐蕃，而吐蕃的氆氇等独具特色的纺织品也畅销四邻各地。当时，使臣往来的礼品，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使臣出使，几乎都有礼物携带，从金银珠宝到甲胄兵器，从锦缯彩帛到古玩珍物，凡域内佳作珍品、方物特产，均在馈赠敬献之列。这些赠物凝结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互赠互送，表达了汉藏两族人民团结友好的深情厚谊，对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伴随着唐蕃古道上经济贸易的繁荣，汉藏两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从松赞干布开始，不断有吐蕃贵族子弟入长安学习汉族文化，当时有不少吐蕃人在唐朝“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裙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目睹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今”。如吐蕃使臣仲琮“少游太学，颇知书”。又如唐中宗景龙四年正月为“柏梁体联句”，吐蕃舍人名悉腊曾授笔写诗。
还从唐朝引入以天干和地支配合的纪年方法，吐蕃“彝泰”年号的出现，完全是学习唐朝纪年法的结果。佛教传入吐蕃后，曾有不少汉僧参与吐蕃的译经工作。781年，唐德宗应吐蕃之请，派遣汉僧良秀、文素等轮流去吐蕃讲经传法，唐朝禅宗僧人摩诃衍那等人曾在吐蕃传播禅宗法义，一度形成势力，致有唐蕃顿渐之争。当时，吐蕃僧人桑希、塞囊等人曾往唐朝拜一和尚听受修行经教，从汉地取回千卷佛经，有些是用金汁书写在青纸上的写经，极为珍贵。
吐蕃人在沙州（今敦煌）还雇人用汉文写佛经，认为汉文和藏文经书有同样的功德，据说有些吐蕃人也念诵汉文佛经。在娱乐活动方面，随着古道开通和文成、金城公主入藏，唐朝、龟兹等地音乐也传入吐蕃，同时吐蕃的马球活动传入唐朝宫廷。唐朝宫廷妇女在面部化妆日月形象的“膏意”、耳上的饰物“耳坠”以及西北一带汉人居住的平顶房、青布制作的“拂庐”（大帐房）等，都是受吐蕃文化熏染的结果。总之，唐代汉藏政治往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正是借助了“唐蕃古道”这条纽带，它也是汉藏人民友好联系和交往的历史见证。
【第四节】唐蕃会盟
一、八次会盟简况
回顾历史，唐蕃之间由于阶级和阶级压迫的存在，皇室生活腐化，政治腐败，贪污盛行，双方之间难免发生一些矛盾，加之“边将谗构斗乱”，“或因小忿，弃惠为仇”，常制造战端，作为他们升官发财的捷径，使矛盾演变为战争，一度“烽戍逻卒，万里相继”，给双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作为历史的主流，特别是两族劳动人民之间，和平友好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唐蕃之间的会盟活动，正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这种良好愿望。
据统计，自唐神龙元年（705年）至长庆二年（822年）的100多年间，吐蕃和唐朝一共会盟达8次之多：
第一次，唐中宗神龙元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继位后，应吐蕃之请，唐朝派宰相豆卢钦望等22人与吐蕃和盟。自此，唐蕃和睦相处，于景云元年（即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入藏联姻。
第二次，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吐蕃大相坌达延致书唐朝宰相，请求双方盟会，定国境于河源（青海境），明载盟文，以资共守。唐廷命解琬持神龙年所订誓文参加，吐蕃派尚钦臧、御史名悉腊载词。后虽一度唐蕃交战，但金城公主和赤德祖赞先后上书唐朝表示舅甥和好。
第三次，唐开元十七年（729年），唐将攻破吐蕃黄河南部九曲之地之后，继破吐蕃占领的石堡城（今青海湟源境内），吐蕃在唐朝的军事打击下，不断派使请和，唐玄宗采纳皇甫惟明的建议，派皇甫惟明前往吐蕃“去看金城公主，与赞普面议和事，永息边患”。翌年，吐蕃派名悉腊到唐，转上赞普赤德祖赞和金城公主的书信礼物，重申甥舅情谊，述说以往受“边将欺蒙”，与唐争战，表示“已处分蕃中边将，不许抄掠，希望允许订盟，恢复旧好”。733年，唐蕃订立以赤岭为界的互不侵犯和约，立碑刻约其上。
双方以赤岭为界后，在今湟源开辟了互市场所，吐蕃以马、牛、羊等换取唐朝的丝织品、日用品、茶叶等物，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促进了相互间的联系和友谊。
第四次，唐肃宗李亨至德二年（757年），赤松德赞即吐蕃赞普位不久，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将西北兵备撤回布防，为了边地稳定，唐派郭子仪与蕃使盟和，划定边界，约定互不侵犯，并派人给赞普送去绸绢5000匹，以表诚意，并致登基祝贺。
第五次，唐代宗李豫永泰元年（765年），安史之乱以来，吐蕃趁唐朝边备空虚，势力东渐，先后破唐西域四镇，陷河陇，乘胜进攻唐都长安，遭到唐朝军民还击，为达停战目的，唐蕃再次和盟。
第六次，唐建中元年（780年），德宗李适嗣立，为改变与吐蕃长期争战的不利处境，采取和平的怀柔政策，停止军事进攻，派韦伦送回吐蕃俘虏，表示议和的愿望。吐蕃也追悔以往发动战争，表示议和的诚意。当韦伦抵吐蕃后，赞普对韦伦说：
“我有三恨：一是不知道唐皇帝死，未能及时吊祭；二是对皇帝的山陵未及供献赙礼；三是不知皇帝舅继位，已发兵攻灵州（甘肃东北部），入扶、文（甘肃南部），取灌口（四川西部）。”
在此基础上，于唐建中四年（783年），唐蕃会盟于清水，订立盟约，划定双方疆界。清水会盟回顾了唐蕃双方友好的历史，重申了这次会盟的目的。《旧唐书·吐蕃传》中所载盟文中说：唐蕃“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会盟必使“诈谋不起，兵车不用”，“弃利蹈义，坚盟从约”。可见，会盟以追求双方和平为主要目的。
第七次，唐贞元三年（787年）五月，唐以浑理碱为会盟使，与吐蕃大将尚结赞会盟于平凉。这次会盟，充分表现出唐蕃关系的曲折性。唐朝在平定“朱渐此之乱”后失信于吐蕃，未兑现将安西、北庭之地划归吐蕃，并年送彩绢一万匹的承诺。吐蕃为报唐毁约之仇并设法铲除唐将浑理碱，以求灭唐自立或与唐平分秋色，遂伏击唐军，史称“平凉劫盟”。这次会盟也因唐朝内部官僚阶层的勾心斗角而失败。
第八次，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吐蕃赞普赤热巴巾派礼部尚书论讷罗到长安请和。当时，唐蕃双方社会内部矛盾加深，吐蕃王室崇佛，佛教与本教斗争激烈，国力衰退，唐廷政权分裂，官宦对立，仇怨日深，亦无力对外作战。五世达赖的《西藏王臣记》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汉地的和尚与藏地的译师、班智达从中“婉言调停甥舅关系，使之言归于好”。尤其吐蕃的“掌政僧相钵阐布极力主张和唐朝保持互不侵扰，开展双方正常贸易的友好关系”。因此，唐朝对吐蕃的请和采取积极态度，论讷罗到来后，即在京师长安西郊的兴唐寺，由宰相崔植等主持，共17人参加，与论讷罗等于十月十日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并立会盟石碑（今已不存）。
此后，唐朝派大理卿御史大夫刘元鼎为会盟使，与论讷罗同往吐蕃会盟。长庆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元鼎一行抵达拉萨城南（今曲水县境内）的赞普夏牙（夏日行所）所在地温江多，五月六日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有些资料说在拉萨东郊举行，吐蕃方面由僧相钵阐布主盟，参加会盟的有贵族、地方首领一百多人。会盟后，大相尚绮心儿专程到大夏川（今甘肃临夏）召集吐蕃将领、节度使等一百多人，向他们转达了会盟的内容，要求共同遵守。这些充分反映了双方追求和平的迫切心情，表现了对会盟的积极态度和高度重视。
二、会盟的历史意义
从7世纪下半叶起，唐蕃双方为争夺吐谷浑、西域等地区，曾有过旷日持久的争战，给两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双方关系呈现出复杂多变、时战时和的状态。
但从多次会盟情况看，唐蕃仍以“和”为民族关系主流，反映出汉藏各族人民寻求和平的良好愿望。不管唐蕃之间怎样发生冲突，吐蕃一直承认唐王是“阿舅天子”，吐蕃与唐始终是“甥舅之国”。如开元年间的唐蕃赤岭碑文中，追述唐蕃和亲历史，称赞“自此以来，万事修帖”，“成舅甥之宴好”，再三申述守信遵盟之利害，要求双方“言念旧好”，“惟修代好”。建中四年（783年）唐蕃清水会盟盟文中说，吐蕃与唐“代为婚姻，固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其中，最能反映唐蕃亲情关系的是唐与吐蕃于长庆三年（823年）所立的“唐蕃会盟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