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城外一战，孙坚战死，孙策虽身怀杀父之仇，无奈难敌势力越来越强的刘表，只得引兵退走，荆州没了孙策的骚扰，太平了许多。只剩下周边的残匪流寇，也不会对刘表统治荆州产生什么威胁了。
刘表忙着治理荆州，诸葛玄忙着辅佐刘表，天气转暖了，诸葛亮忙着和好友们四处云游，增长阅历。
只有教授清闲。
荆楚之地，历来就是中华文化的重镇。荆州刺史刘表本人也是太学出身，参与过太学生请愿运动，结交的多是文人雅客。此时荆州局势稳定，各地名士云集于此，在这一点上，人家刘表可比曹操强多了，跑曹操那去的，都是些逃难农民、下岗工人，来荆州的，那可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文化人啊。
文化人终究是文化人，即便逃难，逃得都很雅致。一般难民逃难，都是背着行李扛着锅碗瓢盆，人家有文化的，却是拖着整车整车的书逃难。饿了累了，也不必啃冻干粮硬饼子，只需抽下一卷书，读上一读，瞬间便恢复了精气神。
不闲扯了。
教授住的地方算是荆州省政府宾馆吧，不对外营业那种。软硬件设施追求的不是奢华，而是品味。“荆漂”一族大多住在这里，饭菜有人送，卫生有人搞，“荆漂”们只负责“风雅”就成。
教授结识了更多的人，但真正谈得来的人寥寥无几。
“荆漂”们整日“风雅”，教授不会这套，便从“荆漂”们那里借来大量书。
初时，读着晦涩的古文颇感困难，但日子久了，也就慢慢习惯了。古文再难，毕竟也是汉语，在国外生活几年，外语都可以掌握，何况在古代学习古文了。
那些经诗坟典，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太大，读不下去。教授看得更多的，是有关人物事迹的内容。既容易理解，又有趣。
不过，书看得多了，教授发现了很多问题。
各类史书文献，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记载，经常会有很大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接触的资料有限，同时也可能源于每个作者不同的政治观点。
比如，教授就很惊讶书籍中对王莽的评价。按理说，王莽篡汉，应该不会得到肯定的评价，但也有一些文献拐弯抹角地，通过赞扬王莽复古之风，隐约表达出对王莽一些改革措施的支持。
还有一点令教授感到遗憾，书籍中没有对近代或当代的人物的评价。这很正常，人家还没死，或刚死，还不能树碑立传。
好在还有各种民间文献，官方邸报可看，教授看得多了，慢慢地，在头脑里，对这些当代风云人物，也有了比较客官的印象。
但凡是读书之人，读得久了，都会有写书的念头。好多网络小说作者，就是这样成为敲键盘码字的“键人”的。（当然，如果您用的触屏，那就不是“键人”了，而是“触生”）
没文化的白云大妈都能写书，有文化还留过学的教授，想写本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教授脑子里堆积了太多的东西，一种喷薄欲出的感觉。可是，当教授提起笔来，才感觉到如此艰难。
以前，教授只写技术类文章，在IT业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参见第0020章），只要有个想法，像李开富一样，列出1、2、3几条，那些世界知名IT杂志都是抢着发表的。
而今，教授想写些人物评记、史实记述类的文章，才感觉好难。
……
首先，难在工具上。教授找来笔墨纸砚（那时，这四样东西还没被统称为文房四宝），不过教授用毛笔实在是不顺手，教授倒不在意字写得难看与否，关键是想写小字不容易。字写得太大，就浪费纸张，这个时候的纸张也是珍贵的东西啊，教授舍不得浪费。
毛笔用不好，教授也曾尝试学习那些“荆漂”，拿笔刀在竹简上刻字，可人家“荆漂”那叫刻字，教授只能叫“纹身”，没刻几个字，手上、胳膊上就划了十数条口子。教授只好放下“屠刀”。
琢磨了一下，教授想到个好办法，去集市上买了只大鹅回来。拔下大鹅翅膀末端粗长的飞羽，简单削制，做了支羽毛笔。电影里的古代西方人都用这个东西写字啊，不过试用了一下，发觉效果并不理想。
咦，奇怪啊？教授是肯于动脑的人，一门心思研究起来。
还别说，不断摸索下，教授还真的研究出制作羽毛笔的方法：先选料，再削尖，清理羽毛管，然后刻划墨水槽，又模仿钢笔尖，用针穿了一个小孔。嘿，果真好用！
只是，教授再聪明，也比不了数百年的人类实践，人家西方使用羽毛笔，那是经过漫长的应用实践的，羽毛笔的制作技艺不断完善。教授的制笔工艺，便比人家少了一道工序：强化。将笔头部分，放到适宜温度的热沙中，加热一段时间，羽毛笔才能结实耐用。
教授的偷工减料版羽毛笔少了这道工序，使用耐久性便差了，由此，还出了一个尴尬的笑话：一天，诸葛玄来探望教授，闲聊了几句，诸葛玄听到鹅叫，便道：“哈，谷梁先生好雅兴啊！”教授还未接口，诸葛玄指着大鹅道：“谷梁兄，这、这、这是何物？”教授仔细看，才注意到，自己为了做羽毛笔，把大鹅拔得如“葛优”一般！更确切说，是像案板上的火鸡！教授大囧。
后来，教授改变了策略，不再自己养鹅，而是去农家或买或讨要羽毛，总算是解决了书写工具问题。
……
教授写书的第二个障碍还是记述的问题。如何把头脑里纷乱的头绪，有条理地记录下来才是关键。教授历史知识虽很丰富，但也绝非能达到贯通古今的地步。
教授想不到好的办法，干脆将各种信息分别记录下来，每件事记录在一张小卡片上，没事时，便把这些卡片铺摊在席子上，分门别类，加以整理。这一幕情景，后来被美国间谍学会了，两千年后的CIA探员研究案情，便采用了教授的这种方法，只不过他们为了掩饰自己的侵权行为，不再将卡片铺在地上，而是钉在墙上……
……
教授写书的行动十分保密。
写书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为啥还要保密？
教授是个爱面子的人，如果被那些“荆漂”看到，自己用怪异的“笔”，写着拙劣的字，还不得被人家记到志怪故事里面啊。
教授不想公开自己写书之事，还有一个原因。写书之初，教授不过是一时兴起，当作休闲乐趣。写着写着，教授便逐渐进入求真求道的境界，对自己所写的，要求愈发严格，尽量置身事外，如实记录所见所闻。这样的记录，从史学角度看，没错，但如果被当世之人看到，必然会产生史学观方面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往小了说是学术问题，往大了讲便可能演变成政治事件。
教授写书之事，连诸葛亮都没告诉。但教授会时常和诸葛亮探讨一番，以开拓自己的思路。
这样偷偷摸摸地写，进度自然很慢。（在教授眼里，闹心都算是“敲神”级别）
好在教授不怕慢，时间多得是。没有签约上架那些功利思想，教授的写作心态就不是“闹心”这种世俗作者能比的了；没有读者、没有“断更”的担心，只有执着的钻研精神，自然也不会“太监”。
卡片越积越多，教授的书也一页一页地写了下去……
至于说什么时候能完本，教授没想过，反正不会像白云大妈那样“再有十万字就结稿了”。
昨天对今天而言，就是历史，只要历史在延续，也许，教授的书就会一直写下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