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安染，难得起那么早，难道又是一夜没睡？”
躺在阳台的摇椅上，抱起身边放着的一盆盆栽，尖锐的仙人掌，对上他那满是笑意的脸故意不屑的说：“睡了，睡很早，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是早睡早起的好孩子。”
没有意料之中的调侃，他说：“我去上班了，最近比较忙，已经没生气了。”
短短几句话，我却满心欢喜。
每一天都过得象一直蜗牛，蜷在自己的房间里噼里啪啦的打着字，买了一台破旧的收音机，伴随着沙沙沙响着的噪音，主持人那些矫情的话与歌却更加令人心醉。
有时候，睡不着的深夜，我会幻想着自己在播音室里读着自己写的那些矫情的文字，放自己喜欢的音乐，偶尔跟着轻轻的哼唱，偶尔随口说出两句感慨，偶尔为别人的爱情流泪。
然而我也知道，这些偶尔，连偶尔的机会也没有。
生活里好像真的平静再无波澜，一直到那天，一直到那个接近冬天的夜晚。
那个晚上，童安做了一桌的菜，没收了我与木子的烟，指着桌子上的菜说了一句，“吃。”
我和木子懵懵懂懂的听着她的话乖乖的吃饭，总觉得有什么怪怪的，却说不上来。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童安忽然冒出一句，“我怀孕了。”
当时那一口饭就噎在了嗓子眼，木子一脸复杂，童安则淡漠的说了一句，“要不要？不要就打掉，要就生。”
还不等我劝解的话出口，木子已经开了口，“我们结婚吧。”
这就是木子的求婚，没有一点浪漫，没有钻戒和西餐，他穿着刚换上的睡衣，更谈不上西装革领，没有矫情的话也没有虚假的海誓山盟。
但是，童安答应了。
她原本僵硬的脸就那么笑了起来，是我从未见过的灿烂，她就那么开心地笑着说了一个字，“好！”
夜晚，童安和我睡在一起，她拉着我的手放在她的小腹上，将唇覆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这是我和木子的孩子。”
“你现在爱木子吗？”我问她。
她说：“我不知道，我觉得爱与不爱已经不重要了，我想和他在一起。”
她呵呵的笑起来，然后语气飘渺的说了一句，“如果这很重要的话，那么，我就爱他吧。”
木子变得更爱笑了，看着电视里的广告也能满面笑容。
我跟童安说：“你看，木子多爱你。”
她笑了，左手覆着小腹，声音轻柔地说：“他等这一天不知道等多久了，我也一直以为我不会嫁人。”
木子说他很庆幸，从与童安在一起的那天就开始存钱，他是打一开始就想要与童安共度余生的，却不知道童安是否愿意与他挨过日复一日的春夏秋冬。
冬天变得不再寒冷，我虽依然心存悲戚，却也不得不被两个幸福的人所感染，每每望见童安闭着眼晒太阳，总能看见她的身边站着一个小小的人儿。
自我搬到他们的小窝后，一直都是童安做饭，可自从童安宣布那个消息之后，木子再一次上任大厨。
他半认真半玩笑的对我说：“安染，以后你得交生活费了。”
我自然是听到了心里，不会给身边的人过得不好，我相信他们也一样。
我开始背着我的帆布包包穿梭在这个城市之中，寻找一份适合我的工作，不清闲，不忙碌，不高档，也不至于点头哈腰。
每当我踏着那双蹩脚的高跟鞋回家，童安总会说：“安染，你不必太在意木子的话，你每次发稿费都有给我们一半，我和木子都懂你。”
笑笑将她的话放在心里，却不去实行，我知道，人不能一辈子依靠着别人生存。
有时候我会很想秦雨生，那个在我第一次去面试就欣然聘用我的小酒吧老板，他的酒吧并不大，却也不是任何生手都能做得来的，然而他却给了我一份生存的条件。
或许是再没遇见他那样好说话且善良的老板，我才深深体验到自己对工作的挑剔是那么的无理，在这个工作选人的时代，我是那么的肤浅。
当每一次鼓起勇气，踏进一家店，一家小公司，面临各种从未遇见过的问题，手足无措的程度相当于一个懵懂的小孩面临一道从未学习过的数学题。
断断续续的为杂志写了一些短篇及评论，获得一些不算丰厚的酬劳。
当把那50％的酬劳交到童安手里时，我看见了她有些受伤的神情，我对她说：“童安，我并不是怀疑你与木子对我好的期限，只是觉得有时候我也必须享受一下自己劳动所获得的安定。”
她满带歉意的对我说对不起。
有些无奈的指着她的肚子对她说：“我不想小宝贝出来说我是好吃懒做的女人。”
她笑笑转身回房，我想她明白我，就像我明白她一般。
在一个周末去为父亲与奶奶上坟，为自己不断重复的生活稍微改善一下。
提着一袋香蜡纸烛，还有他在世时爱吃的糕点，在墓园里寻找他的墓碑，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墓碑，有些感慨，原来无论一个人的一生是多么的光彩或灰暗，终究只能躺在那一捧黄土之中。
穿着帆布鞋行走在阶梯上，这一日的阳光格外的灼人，晃得双眼看不清东西。
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父亲的墓碑，不禁有些自嘲，记得有一日，堂妹说她将父亲与奶奶的墓地所在记得非常清楚，总是比其他人先找到。然而我这个做亲生女儿的，却不能记住，每次来都要找上十来分钟。
墓碑上他的照片已经镶上去。
那是他还没有查出患有癌症时照的身份证照片，脖子已经看得出有些微微的肿起，当时所有人都以为他患的是腮腺炎，并非多严重的病。
继母更是找了一些不知名的中医来为他看病，听信了那些没有一点根据的医生的言论，让他喝了整整一个月的白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