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李嘉诚成功地为幕后的包玉刚打了个掩护，当李被怡和发现之后却停手不干了，使怡和误认为已化险为夷。而包接上来吸收九龙仓股票，怡和又误认为是有人盲从李顺势抢购而已，还讥笑他们自找倒霉，料定九龙仓股票不久即会下跌。等怡和发现九龙仓股票持续上涨而不回落，值得警惕时，包已大刀阔斧，仅用一个季度就吸收了另外1000万股，占有 30％的九龙仓股份了。时值1979年初，股票价格已达50港元，怡和才知上当，心急如焚，立即研究对策，出高价回收九龙仓股票，准备决战，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了。
4.新光人寿，独具一格
吴家录先生是台湾新光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兼台北市人寿保险同业公会理事长，从事人寿保险业务多年，能成为一位大老板，主要靠其独特的点子起家。
新光人寿保险公司始创于1963年7月，筹备工作较为匆忙而仓促。当时新光人寿保险公司的店面设在台北市繁华热闹的馆前路，办公室的规模是十张桌椅和一套沙发，十位员工。
保险业不同于其他制造业，制造业贩卖的是有形的商品，而保险业所提供的是完善的服务与安全的保证，所以保险单的设计，对于人寿保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该公司却没有一个能设计保险单的人才，向同业索取，又遭到婉拒，弄得大家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吴家录便灵机一动，指使公司职工去投靠别家的人寿保险，不到三天，台北市面上，八家保险公司的各种保单，统统都搜集齐了。
他们首先研究八家保险公司的各种保单，分析其优点与缺点以及保费、投保内容、理赔项目等。
经过细密的研究后，新光人寿保险公司设计出了自己的保单，保费每月比其他八家公司便宜一块钱，在理赔项目中，飞机失事或火灾身亡，理赔金额是其他八家公司的5倍。
当时新光人寿保险公司打出的广告是——“最少的保费，最高的保障”。如此的“新产品”，当然在同业之间有优胜地位，颇有竞争力，新光人寿保险公司初战制胜。
公司刚开张，牌子就打响了，下一步工作的突破点在哪里呢？接着，吴老板又分析到，当时台北人寿保险业竞争激烈，八家公司都集中在都市中。在这种情况下，吴家录采取的营业政策，是先开发农村，因为农村对于人寿保险业还是真空地带，大有发展潜力。
由于当时农村对于人寿保险非常陌生，认为投靠人寿保险不吉利，根本体会不到人寿保险的重要。为了使乡下人能够认识保险，吴家录便设计一种“样本保险”。就是通过农村的村长。了解农村谁得了不治之症，离大去之期已不远，新光人寿保险公司先免费提供其保险，一旦去世后，新光人寿保险公司拔出一笔保险金，由村长转交，这就收到了广为示范的作用。此招十分见效，乡里人认为新光人寿保险公司果真为乡民带来实惠，便纷纷加入保险了。
任何产品和企业要扩大知名度，除了靠口碑外，广告是主要的宣传手段，人寿保险公司对此也绞尽脑汁。20年前，台北广告媒介既不普遍，而且价格昂贵，是一般公司负担不起的。这时，吴老板又在挖空心思想点子，他每天晚上八点钟左右，到生意卖座好的电影院去，发“寻人启事”，文字直接打在银幕上“新光人寿保险公司某某人”，每次费用是五角钱，非常便宜。实际这是虚幌，并非有本公司的人看电影，而是为了让更多的电影观众知道新光人寿保险公司的名字。新光人寿保险公司的牌子就是靠这些办法在城乡渐渐传开了。
5.库里恰克巧卖日货
库里恰克是个美国的小商人，主要是靠经营日货起家的。最初，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货几乎处处被抵制，日商对外国的经销商是很优惠的。库里恰克从玩具、工艺品开始，越做越大，范围越做越广，他的生活也从节衣缩食、住地下室到三餐不愁、有了自己的公寓。正当他把全部资金投入，进了一大批日货，准备大发一笔时，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日货卖不出去，做别的又没本钱。守着堆积如山的日货，他怅然若失，不知所措，一连好些天，他大门也不愿出。一天，他想到郊外散散心，等了很久也没见一辆出租车，接着就发现许多人在挤公共汽车，其中还有不少衣冠楚楚的中产阶级。一打听，原来当局颁布了《战时物资管理条令》，不少物资被列为军需品，控制供应，汽油也是其中一种，当然出租车也就难见了。
“该死的战争，连物资也给卡死了。”他咒骂道。这时他才注意到，街上的广告很多都被以爱国为内容的标语取代了。望着这些标语，一个主意在他心里逐渐成熟了。
第二天，他的商品广告单上出现了这样的红色大字：“买日货是爱国！为什么？我们正在对日作战，每买一批日货，就省下了一批我们的宝贵资源，这些资源就可以用于生产军需品，前方将士就多一份力量！爱国的人不可不买日货。”
战争牵动着多少父母、兄弟、姐妹，谁不愿为战争的胜利作一点贡献，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库里恰克的日货半个月就销售一空了，他不但没亏本，反而大获其利。
6.宣化店谈判与中原突围
1946年初，中原地区上空翻卷着内战的乌云，依照国共《双十协定》和《整军方案》，中原人民军队应撤至其他地区。国民党政府阻挠转移，调集30万军队，把中原军区5万多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想伺机一举消灭。四五月间，国民党在向华北进攻的同时，试图在中原发动突然袭击，以挑起全国内战。
这时，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与国民党、美国代表继续举行和平谈判。中原局势引起周恩来的严重关注，为制止中原内战，周恩来与国民党、美国代表严正交涉，力主进行中原实地调处。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国、美两方被迫接受建议，同意前往宣化店视察。5月8日，三人会议成员周恩来、徐永昌、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代表白鲁德及其代表，会同军调部小组成员抵达宣化店。在宣化店视察期间，周恩来参加了中原军区领导干部会议，严肃地告诫大家，国民党反动派从来都是不遵守协议的，他们和谈是假，内战是真，绝对不要依靠国民党发善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用枪杆子设法突围出去。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周恩来与军区领导一起研究制定了武装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的方案。
5月10日，三方代表签订了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定》，使中原局势有所缓和。为应付突然事变，中原军区加紧了突围准备。国民党以为中原军区会朝东北方向突围，向新四军主力靠拢，因而将大部兵力集中在东线、北线。我军则按照与周恩来研究好的预定方案，以少数兵力向东北佯动，造成敌人的错觉，而大部队则秘密向西集结。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军区：“宁周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22日，中原郑位三、李先念致电中央并周恩来等，称：依据情报，大战难免。“我们为主动计，建议6月30日前主力突围。”23日中央指示：“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月 26日，国民党撕毁协议，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挑起了全国内战。中原解放军主力向西，一举突出重围，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周恩来通观全局，敏锐认定中原将是国民党把内战由关外引向关内的导火索。他亲自虎口排险，延缓了内战爆发时间；而谈判期间，又利用可以与中原部队直接商谈之机，秘密确定了武装突围的金蝉脱壳之计，保存了我军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