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建于公元960年，至1279年亡于元朝，立国320年。其间以公元1127年金人俘徽、钦二帝及宗室妃嫔北去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为北宋时期，此后为南宋时期。北宋时期虽然就整个中国局势来看仍处于分裂状态，与北宋并存的较大政权除辽国之外，还有西夏、大理、黑汗、回鹘以及吐蕃诸部，但它是一个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相对统一的王朝。创建这一王朝的是赵匡胤，他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逼迫周恭帝禅位，自己称帝建国。此后北宋又先后灭掉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和北汉等国，基本上将中原地区和南方统一于自己的管辖之下。陈桥兵变五代以来前赴后继的各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割据统治。到了后周统治时期，要求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公元954年周世宗柴荣即位后，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使北方的政治局面趋向稳定，为统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周世宗雄心勃勃，准备统一中国。谁知突然病逝，由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是为恭帝，皇帝年幼无知。这样，后周的大权就落在了大将赵匡胤的手中。赵匡胤是涿郡人，从小爱好练武，胆识过人。后来投奔郭威部下，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追随他南征北战，立下不少战功。周世宗很赏识赵匡胤，就提拔他为禁卫军的统帅，掌握后周的军事大权。
主少国疑，人心思变。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本名匡义）、幕僚赵普等人，就秘密策划，准备篡夺皇位。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开封城皇宫内大摆筵席，文武百官正在向周恭帝祝贺新年。忽然边关来人报告，说辽国和北汉联合，出兵入侵，形势危急。
当时主政的符太后毫无主见，茫然不知所措，求救于宰相范质。范质未加核实，便连忙委赵匡胤最高军权，率兵前去抵抗。赵匡胤领旨后，立即征调京城兵马。殿前副都点检慕容延钊带一部分人马先行。初三，赵匡胤率领大队人马离开京城。当部队行至汴京东北的陈桥驿后，在那里安营扎寨。当天晚上，将士们在一起议论朝政。有人说：“当今小皇帝年幼无知，我们在外拼死杀敌，有谁能知道我们的辛苦呢？不如先立点检（指赵匡胤）为帝，然后再北征也不迟！”将士们连声拥护，就推举一名将军去见赵匡胤和赵普，转达大伙的意见。这时又有一大批将领闯进来，大声说：“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一定要请点检做天子！”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军营中突然发出呼喊声，将士们拥到赵匡胤的驿馆前，大声喊道：“诸将无主，我们愿意立点检做天子！”
赵匡胤酒醉方醒，刚：走出营帐，将士们一拥而上，把早已准备好的一件黄袍披在他身上，然后跪拜在地上高呼“万岁”。他们把赵匡胤扶上马，请他回转汴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陈桥驿黄袍加身”。
赵匡胤假意推却，然后对将士们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既然如此，那就得听我的命令，你们能做到吗？”
众将士齐声回答：“愿意听从皇上的命令。”
赵匡胤于是下令道：“对幼主、太后及朝中大臣，不能伤害；对朝廷府库和老百姓的住宅，不得抢掠。凡是听从命令的，有重赏；违抗命令的，立斩！”赵匡胤带领大军回转汴京。将士们回到京城，纪律严明，丝毫没有骚扰老百姓。早已等候着的石守信、王审琦，打开宫门，迎接赵匡胤人宫。赵匡胤把都城建在汴京，国号改为宋，历史上称为北宋。平定南唐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南唐国君李景因为惧怕北宋，迁都于洪州，升洪州为南昌府，建为南都，他的儿子李煜留守旧都金陵。这一年六月，李景死，子李煜立。李煜喜爱诗文、绘画、音乐，信奉佛教，出钱募人为僧，一时僧众大增，皆仰食于官府。李煜与后妃服僧衣，念佛经，跪拜祈祷。江南主李煜对北宋承袭他父亲的做法，对北宋卑顺恭从，每听说宋朝出师克捷及喜庆事，就奉献金银财宝。江南主卑躬屈膝，改变不了宋太祖统一江南的愿望。江南某些有识之士已看到这一点，开宝五年（公元972年），江都留守林仁肇建议李煜以攻为守，在宋攻后蜀、南汉后，兵力疲困，淮南驻兵也少，这是好时机。他表示愿率数万兵，从寿春渡河，收复江北旧地。江南主没听劝告。沿江巡检卢绛劝李煜攻取吴越地，他提出吴越是江南的世仇，他日必与北宋成掎角之势，对江南不利。他提出，以宣、歙假叛，江南主声言讨伐，卢绛则求吴越援助，吴越兵至则攻之，灭吴越，取其地。江南主也不听从。尽管江南主不用他们的策略计谋，但南唐的存在，还是使宋太祖感到不安。所以，宋太祖收买林仁肇的侍卫，盗出仁肇的画像给北宋。太祖悬挂在室壁，然后宋太祖故意领江南使者观看，并说林仁肇将来降。使者如获重大信息，回国后马上告诉李煜，李煜不问真伪，把林仁肇杀害。宋太祖准备就绪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太祖决定讨伐江南，但苦于出师没有理由，于是遣李穆谕江南主入朝。李煜欲随李穆去，陈乔、张泊认为去必被扣留，力谏李煜不要去。李煜听从陈乔的意见，称自己有病不能去。李穆威胁说：宋兵甲精锐，物力雄厚，江南不是对手。李煜不为所动。李穆还，宋又遣梁迥劝李煜入朝，李煜再次拒绝。这样，宋太祖找到了伐江南的借口，于是命曹彬为西南路行营都部署，潘美为都监，率十万兵伐江南。
曹彬等自荆南发战船东下。江南防守的军队以为是宋军历年的正常巡守，只是闭壁自守并奉牛酒慰劳宋师。当曹彬占池州，败江南兵于铜陵，进驻采石矶。潘美也率兵渡江。江南久无战事，老将去世，新将不懂兵机，只知求利。江南主李煜遣郑彦华率水兵万人，杜真率步兵万人，抗击宋军。杜真与潘美接战，大败，郑彦华水军也败。金陵危急，江南主急忙招募新兵。开宝八年（公元975年），曹彬破江南兵于白鹭州、新林港，杀统军使李雄，攻克溧水。进至秦淮，江南兵水陆十万屯于城下，潘美率军渡过水，大败江南兵，进至城下。江南主与僧道依旧诵经、讲易，不问政事。一天，他自出巡城，见宋兵栅栏、旌旗满野，大为惊慌，这才知道受了左右的蒙骗，一气之下，杀了神卫统军都指挥使皇甫继勋，招朱令斌以上江兵人援。十月，江南都虞侯刘澄以润州降宋。江南主惧，遣徐铉使宋，徐铉质问宋太祖说：“江南对宋是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反而受到讨伐？”宋太祖反问说：“你说父子为两家，可以吗？”徐铉无言回答，归国。月余，江南主再遣徐铉求宋退兵，徐铉与宋太祖辩论，宋太祖大怒，徐铉惶恐，回到江南复命。
江南朱令斌，率兵十五万，自湖口入援，行至皖口，与宋军相遇。朱令斌纵火攻宋军，遇北风反而烧了自己，江南兵大溃，朱令斌被擒。金陵被围后，江南寄望于朱令斌。朱令斌被俘后，金陵丧失了精神支柱，只有苟延残喘，等待灭亡了。
金陵被宋军围困，从春至冬，居民樵采路断，兵又数败，城中居民恐慌。曹彬欲不战而克，故一再缓攻，数次遣使劝李煜降，并指出如不降，某日城必破。李煜以为城坚，继续固守。曹彬无奈，决定强攻，他要求将士克城之日不许妄杀一人。诸将答应曹彬的要求，并且一道焚香为誓。宋军发起攻击后，几乎没遇到抵抗，十二月攻陷金陵城，江南主李煜率臣僚到军门请罪，南唐灭亡。王小波、李顺起义
四川一带自晚唐起就很富裕。入宋以后，朝廷对其加征赋税，又设置禁止商旅私自买卖布帛的“博买务”之职，官府和兼并势力趁机贱买贵贩，牟取暴利，使因地狭民稠、耕稼不够供给的四川黎民苦不堪言。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二月，王小波、李顺等因不堪忍受官府的压榨和剥削，在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南）率众起义。王小波宣言：“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提出均贫富的口号，得到贫民的拥护，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增加至数万人。十二月，起义军在江原县与官军激战，王小波身受重伤战死，起义军由其妻弟李顺领导继续斗争。由于起义军纪律严明，李顺又善于录用人才，队伍扩展到数十万人。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占了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李顺为大蜀王，改元应运。五月，李顺战死。
十一月，李顺余部失败，起义被镇压下去。澶渊之盟公元1004年，辽国发兵二十万南下，辽圣宗和萧太后御驾亲征，一直打到靠近黄河的澶州，直逼北宋京城汴京。北宋真宗皇帝接到告急文书，连忙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有些大臣主张迁都逃跑，宰相寇准却力主共同抵抗。在寇准的劝说下，宋真宗赵恒决定亲征。这年11月，北宋军队从东京（开封）出发，来到韦城。
守卫澶州的将士，听说皇上亲自出征，士气大振，欢声雷动。喊声惊动了辽军，就派几千名骑兵来到澶州城下。寇准下令开城迎敌，很快把进犯的敌军杀得丢盔弃甲，仓皇逃命。
过了几天，辽军大将萧挞览带着几个士兵视察地形，被宋军发现，将他乱箭射死。萧太后见损失了一员大将，大吃一惊，就派密使送信来议和。
寇准不仅反对议和，还主张乘胜收复幽云十六州。一些主张议和的人，就在背后说寇准的坏话，说他想利用军队，图谋篡权。在这种情况下，寇准有口难辩，他长叹道：“一片忠心却遭人非议，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好同意议和。为了停战议和，宋真宗打算每年给辽国一些银子和绢帛。他对派去议和的大臣曹利用说：“如果迫不得已，他们就是每年要100万，也可以答应。”
寇准听了宋真宗的话，心里很难受，他追上正要动身去辽营议和的曹利用，说：“虽然皇上同意给100万，但是，你答应的数目决不能超过30万。否则，就杀了你的头！”曹利用不敢违抗寇准的命令，到了辽营，与萧太后讨价还价，终于答应每年向辽国进贡20万匹绢帛，10万两银子，总计30万。公元1005年1月，宋辽双方在澶州正式签订协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战场卜本来得不到的东西。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推行“守内虚外”政策的结果。不过，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却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双方边境大片地区得以发展生产，而且双方还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因而对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十分有利的。
庆历新政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赵祯面对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对西夏战争的失败，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欧阳修等为谏官，“欲更天下弊事”。
范仲淹在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综合自己多年来的改革思想，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九月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呈献给宋仁宗，作为他改革的基本方案。
范仲淹上书说了十件事。这十件事，除“修武备”一项外，其他各款基本上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十月到次年五月之间，以诏书形式按范仲淹原意颁行全国，当时称为“新政”。
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其主旨是通过整顿吏治，从而达到加强封建统治的目的。当然，其中部分内容如明黜陟、抑侥幸等也触及到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故而引起了部分官僚的反对。宰相章得象联合台谏官员，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朋党”，说他们“欺罔擅权”、“怀奸不忠”。夏竦诬陷富弼密谋废仁宗。范仲淹、富弼被迫出朝。反对派乘机排挤拥护新政的官员，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五月，杜衍、韩琦、欧阳修也先后遭贬出朝，短暂的“庆历新政”以失败而告终。它未能改变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但却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前奏。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为加剧，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王安石是北宋中期的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出生于世宦之家，博文强识，能文善赋，早年就负有盛名，22岁中进士，出任地方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在于土地兼并，发展生产是解决国家危机的根本之道。公元1058年，王安石应召赴京做官，他上奏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主张变法。这封奏书受到官僚士大夫的称赞，但暮年的仁宗已无心变革现状了。英宗在位仅4年，变革更是力不从心。神宗做皇子时，对王安石就十分器重。他即位不久，王安石就被调为翰林学士，不到3年，便由参知政事进位为宰相。公元1069年，中央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创立新法的机构，并相继制定出一系列新法。变法开始了。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和重点。经济方面的改革是为富国，军事方面的改革是为了强兵。主要措施有：将兵法，置将练兵与统军，改变将不知兵的旧制；保甲法，把农村民户加以编制，以民兵制代替募兵制，以减除冗兵，增强国防力量。此外还整编军队、改进武器装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