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经过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和宣德几朝的经营，国势达到了鼎盛。从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起，国势开始转弱，走下坡路。而蒙古贵族的统治势力，却逐渐强大起来。当时，瓦刺部落首领也先，打败兀良哈和鞑靼部落，统一了蒙古各部，虽名义上尊元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己只称太师、淮王，但实际上已成为统一蒙古诸部的真正领袖。他在连续征服了中亚、西域和女真等地区后，基本上完成了对明朝的包围，并时刻准备向明朝发动进攻。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二月，也先又派使臣前来贡马。他不仅将2000名使者，诈称为3000名，期望能冒领明政府更多的赏赐，而且，还公然将贡马说成是向明朝公主定亲的聘礼。这种无礼举动，连权宦王振都忍无可忍，宣布决定削减其马价，并警告瓦刺的使者，求亲之事朝廷根本不知，更没有许诺过什么，也不会承担这种责任，请他们休做非分之想。也先闻知大怒，当即于七月初八日，率领四路军兵，大举进犯明朝。当时北部边防败报不断传来，煽惑王振为了炫耀自己，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竟然煽惑英宗皇帝“御驾亲征”。初十日，英宗正式下诏，命其弟郧王朱祁钰在朝中坐镇。自己亲率太师英国公张辅、太师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邸，学士曾鼐、张益等文臣武将数百员，大军五十万，浩浩荡荡，仓促地出师。当队伍行至宣化府时，突然风雨大作，而边报益急，加上粮饷不继，前锋遭敌击大败。邝郧等群臣诸将多次请求暂停，均被王振等斥退。
大军继至阳和见到尸横遍野，更为畏惧。八月初一日，军至大同，王振还想继续前进，经在阳和之战中幸存者郭敬，暗中告知其惨败真相，才开始畏惧，下令后撤。返回途中，大队本应走紫荆关，才方便安全；但是，王振却异想天开地决定绕过紫荆关，而走自己的家乡蔚州，借以炫耀自己。但当大队已走出了四十余里后，王振因怕人马践踏了自家的庄稼突又反悔。于是，改回原路转走宣化。这样迂回反复，贻误了时机，终于被也先骑兵赶上。十三日，明军到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北岸），距怀来县城只有20里。众人都主张赶到怀来城内。但王振却因自己还有一千多车辎重未到，定要坚持等到齐再走。土木堡地处荒滩，水草皆无，掘地二丈余深，还不得水。往南十五里处有河，又已为敌军控制。人马饥渴，束手无策。兵部尚书邝邱深感危险，到行殿力请速行。王振竟怒加训斥：“腐儒知道什么兵事，再妄言必死！”邝邱辩说：“我为的是社稷生灵，为何以死吓我？”王振更怒，竞派人硬是把邝邱架出行殿。终于大军驻扎在了土木堡。十四日，欲行，敌已逼近，不敢动。人困马乏，正无计可施，十五日，也先遣使议和。遂派曹鼐起草敕书，派二通事去议和。敌军也稍后撤，王振急令起营速行，但在回旋间，行伍已乱，南行不到三四里，敌军又四面围攻，明军争相奔逃，势不能止，死伤无数，乱而大败的50万大军，几乎全军覆灭。张辅等数百将士皆战死。英宗被俘，王振被大将樊忠怒极锤杀。只有从臣萧惟祯等数人幸免。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为“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败，充分暴露出以英宗、王振为首的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和军队战斗力的衰退。这一事件，成为明王朝由盛到衰的重大转折点，从此导致了严重的内忧外患。
自莲教起义
白莲教又称“白莲社”，是佛教、明教、弥勒教等相融合的一个秘密宗教组织，它起源于南宋的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起初崇奉阿弥陀佛（无量佛），提倡五戒。元代渗入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白莲教在元明清三代成为了农民反对统治阶级的一个组织，他们以“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号召，发动起义。此后，教派林立，名目繁多。
白莲教在农民战争中，往往起着很大的组织作用和宣传作用。农民们平时利用它来保持紧密的联系。北京地区农民利用白莲教进行反抗活动，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刘化初名僧保，自称是“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并演说“应劫五公诸经”，当时从者日众。随后，真定、容城以及山西洪洞等县民，“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
这是明代民间宗教组织在京畿地区活动的最早记录。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七月，万宁寺僧人赵才兴自称能通兵法等术，与广通寺僧人真海、道人谭福通，以及内使肖保之父肖亮，“刺血誓天，谋欲为乱”。赵才兴自称是宋朝“赵太祖后，推为皇帝。封真海为二王，福通为三王，肖亮为四王”。这是明代白莲教徒与内监交结并谋划起义的第一次文字记载。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五月，景州张仲威与宁夏军余赵春，活动于京畿之地。咸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九月，又发生保定易州李子龙结交内监出入宫禁的重大事件。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十一月，发生在白莲教徒田园授千户陈斌为安国公主的事件。此后，白莲教活动更趋频繁，“布满畿甸”。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当宦官四出征税之际，有一千多人在京南农民左文俊的领导下，起义抗拒剿捕的“官军”。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闻香教徒高应臣、郑守忠、李惟仁、齐国泰率领饥民在乐亭迁安一带举行起义。广平府白莲教徒李敬等也聚千人起义。白莲教宣扬的神秘预言，增加了起义农民进行战斗的必胜信心。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北京的明朝统治阶级对其教派的发展十分恐慌，立即派大军前往镇压。
白莲教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是给明统治者以沉重地打击，唤醒了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反抗斗志，成为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前奏曲。南宫复辟
明英宗朱祁镇，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之变”中不幸被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获。其弟邱王朱祁钰原为“监国”，但在此后的抗击瓦刺入侵保卫北京战中，被兵部侍郎于谦等广大抗战派官僚拥立为皇帝，是为景泰帝，以次年为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英宗被遥尊为“太上皇”。由于景帝紧紧依靠了抗战派，并积极备战参战，因而既取得了抗敌保卫战的巨大胜利，保卫了首都和北方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又迫使也先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以释放英宗为条件，妄图向明廷勒索巨额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