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话保尔根本就没听进去。他想起了那个夜晚和那个夜里他在天桥所作的决定。是的，今天晚上应当上她那儿去，把他们之间的瓜葛斩断。爱情给人带来了太多的困扰和痛苦……能弄到现在是谈情说爱的时候吗？
话筒里传来了丽达的声音。
“你怎么了？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不，不，我听着呢。好的，开完常委会我就来。”
他把电话挂了。
保尔直直地盯着丽达的眼睛，手紧紧按住橡木桌子的边沿说：
“我大概以后再也不会上你这儿来了。”
说完这句话，只见丽达浓密的睫毛向上一抖，手中那支书写的铅笔也停了下来，静静地搁在打开的笔记本上。
“为什么？”
“真是越来越难挤出时间了。你也知道，城里那些土匪越来越猖獗了，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真可惜，只好把学习的事先搁一搁……”
他琢磨了一下自己说的话，发觉最后那句说得不干脆，随后坚定地说：“你讲的东西，我不太懂。我的脑瓜不太灵，你应当另外找一个脑子好使的学生。因此，我们都不必再浪费时间了。”
他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用脚将椅子推开，看了看丽达低着的头和在灯光下变得苍白的脸。他戴上帽子，和丽达握了握手，离开了。
丽达机械地伸出手来，保尔突然变得如此冷漠，她真是百思不解。保尔挪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之后，他们一直没有再见面。
城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风暴。
那些匪徒伪装成农民和商人从四面八方拥入这座城市。这帮人计划在暴乱的当夜用手榴弹炸毁边防特勤处，释放犯人，再占领火车站。
他们经常在城市周围林中小道和幽深的山谷乱窜，他们破坏列车轨道，还经常洗劫宁静的乡镇。到处鸡飞狗跳，枪声不断。城市里的平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夜里常常突然响起枪声，仿佛用锤子敲一下铁板，一个人立刻就会倒在血泊之中。等到在附近站岗的民警集合后赶来，除了一具尸体，什么人也找不到了，凶手早已逃之夭夭。
居民常常从梦中醒来，提心吊胆，彻夜不得安宁。
水手朱赫来在军区特勤部已经整整六夜没有合眼了，此时的朱赫来如同一个猛追猛兽的猎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不能喊叫，不能惊动野兽。只有击毙嗜血成性的野兽，才能铲除后患，才有祥和的日子。千万不能惊动野兽，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只有冷静的头脑，具有铁的手腕的战士，才能克敌制胜。全城只有五个布尔什维克了解情况。
军官学校的小树林里静寂无声。
百年的橡树高耸入云，巍然挺立。池塘在牛蒡和水草的遮盖下静悄悄的，宽阔的林荫道荒无人迹。在草丛中，白墙内，便是从前士官学校的楼房，夜深了，楼上没有灯光，在外表看来，这里一切都很平静，过路的人都以为里面的人全都在睡觉。但是为什么那扇铁门大敞开着呢？
大礼堂里，人头攒动，灯光明亮。窗子都用帆布篷遮住了。城中的布尔什维克接到简短的通知后，直接到这儿来的，一路上没有人说话，有的是独自而来，有的是两个人结伴而来，最多不超过三人同来，以确保敌人无法发现这里的情况。一切都是悄然进行的。军校学员列队时的口令声轻得近似耳语。机枪都是用手抱来的，所有的楼房里没有一点灯光。
朱赫来，省执行委员主席和省委书记阿基姆走进了大厅。他们刚刚乘车赶到。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登上练机枪的平台，举起一只手，说：
“同志们，我们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为了完成一项严肃而重要的任务。今天我要说一件昨天还不能提及的重要军事机密。明天夜里，在我们这座城市里，将要发生一起暴乱。我们城里已经潜伏了很多敌军军官，城市周围纠集了几股土匪。我们必须先发制人，今天就制止明天的暴乱。”
一刻钟之后，全副武装的队伍已经在院子里集合完毕。
三百人在寂静的街道上行进。
整个城市都在沉睡之中。
队伍在常出事的利沃夫大街上停了下来，行动就从这里开始了。
第一个袭击的目标是敌军的司令部。首批俘虏和缴获的文件被送到了特勤部。红军连夜挨门逐户地搜查。几百名没有报户口的、证件可疑的或藏有武器的人都被带到了肃反委员会。有些地方的阴谋分子进行了武力抵抗。当夜，牺牲了五名布尔什维克战士。
暴动被制止了。
但是，新的敌人又在威胁着这座城市——铁路濒临瘫痪，接踵而至的是饥饿和寒冷。
现在，粮食和木材决定着生活中的一切。
城中木材的匮乏造成的恐慌不亚于一场暴乱。因为负责木材砍伐和运输的专家参与阴谋活动已经被捕了，林业委员会的领导消极怠工拒不提交方案。
朱赫来紧握的拳头狠狠地落在那张蜡纸制成的地图上。
虽然朱赫来没有明说，但在场的人都很清楚，面临的困难有多么的可怕。严冬已经来临。医院、学校、机关和成千上万的居民必将受到严寒的侵袭，火车站的人多得像蚂蚁窝，可由于没有木材，火车一星期只能开一次。
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来松开了拳头说：
“同志们，只有一条出路：在三个月内从车站修一条窄铁轨到伐木场，全长六俄里，争取一个半月之内，让这条铁路通到伐木场的边上。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一个星期了。要完成这项工程，”由于喉咙上火发干，朱赫来的声音变得沙哑了，“需要三百五十个工人和两名工程师。在伐木场附近有铁轨和七个火车头，这是共青团员们在仓库里找到的，因为战前曾经想从那儿铺条窄轨通到城里。不过，工人在那儿没有地方可住，那儿只有一座已经倒塌废弃的学校。我们分批派团员去，每批两个星期。这项任务艰巨，但是，只要我们向共青团员们解释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城市和铁路，他们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这么干未必会有结果。眼下是秋天，阴雨连绵，紧接着是冰天雪地的冬天，要在那荒郊野地铺设六俄里的铁路太难了。”铁路管理局长表示怀疑地摇摇头，疲惫地说。
朱赫来连头都没回，打断他的话，坚定地说：
“这条专线我们一定要建成。我们总不能坐着什么也不干，等着冻死。”
保尔等共青团员被尽快派到伐木场附近的修路处。淅淅沥沥的秋雨打在人们的脸上，从石头砌成的卸货台通往森林的地方，已经筑了一条松土的路基。路基两旁的人们疯狂地撅着土。一座正剩下空架子的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不远处。
人们穿着又重又冷的衣服，工作到很晚才收工。夜里，四百个人睡在漏雨的屋子里，他们的衣服全都溅满了湿泥浆，地上只铺了一层干草，大家只好挤在一起，用体温互相取暖。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屋顶，寒风从门缝趁虚而入。
工程队的人们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
路基一天一天地向着目的地延伸。
破旧的板棚被他们当做厨房。早上，大家在那里喝点茶后就去干活。午饭只有素汤和一小块像煤块一样的黑面包，天天如此，食物单调得要命。
这是城里所能供应的全部东西了。
第二个星期，事情变得更加严重了：城里开来的晚班火车没运面包来。
工程队的党委书记托卡列夫同接线员在电话中争吵了半个小时后，终于接通了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的电话。
“什么？面包没运到？我马上去查，是谁干的好事！”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具有威慑力的声音，“我们一定连夜把面包送来，天亮前一定送到！”
果然，天刚亮，一辆溅满泥浆的车开到了火车站，车上装满了一袋袋的面包。
修建铁路的工程越来越艰苦。
雨仍然下个不停。
保尔·柯察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一只脚从烂泥坑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冰冷刺骨，知道那只靴子的烂底都烂掉了。来到这里以后，这双破靴子让他吃够了苦头：靴子里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吧唧吧唧直响。现在连靴底都烂掉了，他只好光脚泡在冰冷刺骨的烂泥里。这害得他没法干活。他从烂泥里捡起那片靴底，绝望地看了看，忍不住骂了起来，尽管他曾经发誓不再骂人。他拎着破靴子走进板棚，在行军灶旁坐下，揭开满是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僵的脚伸到炉子跟前取暖。
养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厨房里的案板上切甜菜，她在这儿给厨师当下手，大自然特别厚爱这位一点也不显老的养路工的妻子：她的肩膀像男人一样宽厚，胸部丰满，大腿又粗又结实。她的刀工不错，案板上不一会儿就隆起一大堆切好的甜菜。
她不大客气地朝保尔看了一眼，话中夹枪带棒地说：
“怎么，等饭吃吗？还太早了点吧。小伙子，看得出来，你是想偷懒，不干活。你把脚往哪儿伸？这里可是厨房，不是澡堂！”她训斥着保尔。
老厨师走了进来。
“我的一只靴子全烂掉了。”保尔解释他来厨房的原因。
厨师看了看那只破得不成形的靴子，朝奥达尔卡示意了一下：
“她的丈夫可以算得上半个鞋匠，他能帮你缝起来。在这里没靴子可真要命啦。”
奥达尔卡听到厨师这么说，又仔细看了看保尔，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把您当成懒汉了。”她道歉地说。
保尔谅解地笑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看了看那只靴子。
“这只靴子已经没法补了。可别把脚冻坏了，我给您拿一只旧套鞋来吧，我们家阁楼上有一只。哪儿能遭这份罪呀！说不定哪天来个严寒，那你就惨了。”她同情地一边说着，一边放下刀子，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拿来一只高筒套鞋和一块粗麻布。保尔用粗麻布把脚包好，再把烤暖的脚塞到暖和的套鞋里，他什么也没说，只感激地瞧了瞧养路工的妻子。
修建铁路的困难越来越多，寒冷、饥饿袭击着他们，这一天，铁路管理局通知他们，修筑铁路所用的枕木没有了。城里找不到运输工具，铁轨和列车也无法运往工地。
第二天早上，工程队的党委书记托卡列夫进城了，回来的时候，带着满肚子的气。他向大家讲了那些令人恼火的事情。
“事情四处都不顺利，没有一点进展。第二批来的人还没落实，可是眼看就要天寒地冻了。在这之前，拼死拼活也要把路筑过沼泽地，要不，以后地一封冻，用牙也啃不动。我们必须加倍提高速度。哪怕脱五层皮，也得把这条支线修好。”
托卡列夫说话的嗓音不像平时那样沙哑，而是坚定响亮，落地有声。那紧锁的双眉下，两只眼睛炯炯发亮，表现出他的倔强和决心。
“团省委认为，全体共青团员必须留在工地继续工作，待到第一批木柴运出之后，方可换班。当然，这里的情况非常艰苦，按照一开始的计划，非党员明天早上可以回去，党团员必须留下，把任务继续下去。”
最后的几句话让大家的心都凉了半截。这说明大家回城，与亲人团聚，摆脱这块烂泥地的希望成了泡影。起初人们吵得一塌糊涂，什么都听不清楚。身体的晃动使暗淡的灯光摇曳不定。昏暗中，根本无法看到人们的表情。吵嚷声越来越大。有人无限向往地谈起了“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呼呼地叫喊说太疲劳了，更多是沉默不语。只有一个人坚决声明他要离队。他在角落里愤怒地谩骂：
“真他妈的见鬼！我在这儿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把人打发来服苦役，起码也得有个罪名吧。凭什么把我们送来？把我们关在这儿干了两个星期了。够了，没有人再当傻瓜了！谁做的决定谁来干。谁愿意就让谁在这烂泥堆里打滚吧，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有人擦亮了火柴，想看清楚这个想当逃兵的人是谁。刹那间，火柴照亮了那张愤怒得变了形的脸和张大了的嘴巴。有人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又没躲藏，我又不是贼！”
火柴熄灭了，工程队团委书记潘克拉托夫笔直地站了起来：
“谁在那儿胡说八道？谁说党的任务是苦役？”他用沉重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低沉地说，“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回城，我们的岗位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从这儿逃跑，城里的许多人就会冻死。同志们，我们早点完工，就可以早点回家。但是像刚才那个人一样，要当逃兵，这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纪律所不允许的！”
这个装卸工从不爱长篇大论，但就是这短短的几句话也被那个人打断了：
“那么，非党团员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回答得十分干脆。
会计的儿子穿着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挤到桌子跟前。一张小小的团员证像只蝙蝠在桌子上方翻了个筋斗掉下来，撞在潘克拉托夫的胸口上，弹了一下，竖着落在桌上。
“这是我的团员证，收回去吧，我可再也不愿为这张小卡片卖命了！”他的声音被板棚里爆发出的一片叫骂声淹没了。
“居然把团员证扔掉！”
“咳，你这出卖灵魂的家伙！”
“你混进团来是为了升官发财！”
“把他赶出去！”
“该给他点颜色看看，他都传播了些什么言论。”
扔掉团员证的那个家伙低着头朝门口挤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似的让出一条路来。他一走，门就咯吱一声关上了。
森林里传来一声枪响。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看到一个骑马人钻进黑暗的林中。有人无意中碰到一块塞在门缝里的小胶合板。他们划了跟火柴，用衣襟挡住风，借着摇晃跳动的火光，看到板子上写着：
统统滚出车站，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谁留在这里，就让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毫不留情！限你们明天晚上之前滚蛋。
大头目：切斯诺克
第二天晚上土匪袭击了筑路工地。
一阵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雪球像松鼠似的从那棵在月光下变成银白色的桦树枝上滑了下来。树间冒出短枪的火光，子弹打落了破墙上的泥皮，把窗户玻璃也打碎了，发出一阵叮当的响声。
响声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们马上跳了起来，但是子弹像蝗虫似的打得满屋乱飞。人们吓得又卧倒在地。
倒下去的人一个压在另一个身上。
“你上哪儿去？”有人抓住保尔的军大衣问道。
“出去看看。”
“躺下，傻瓜！你一露面，就会被打死的。”他低声说道。保尔紧张地用手指摸了摸手枪，只剩下五颗子弹了。
射击声骤然停止，森林里，那些来恐吓的匪徒挥鞭策马离开了。
第二批派去的人有一半当了逃兵，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筑路队每天筑路一百俄丈。他们在冻土上砍出轨道的卡槽，然后将枕木铺了进去。这里总共是二百四十人。
他们带着一帮人强行扣留了所有从铁轨存放处到城里的电车，他们让车上的乘客全部下来，装上窄轨的路轨，然后让十九辆车沿着城里的电车路线将铁轨运到火车站。
在火车站，他们连夜将铁轨装上火车，保尔和他的伙伴就这样把铁轨运到目的地。
他们在火车站拆掉了空房子的门窗。门窗全运走了，还在铁路局的车库里提走了二十普特钉子。他们把钉子作为报酬分给农民，要农民把代替枕木的长木块从伐木场里运出来。
省委接到了铁路肃反委员会和电车管理局的刑事诉讼。朱赫来把这些压力都顶住了。在匪徒偷袭的第二天，朱赫来和省委书记阿基姆带着机枪，子弹和二十几支步枪来到了筑路工地。
阿基姆问筑路队的党委书记托卡列夫是否能按期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