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清朝的极度专政是明朝权力运行方式的另一种延续。理由是，朱元璋废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它一举打破了汉唐旧制。将分与丞相的权力全部收归皇帝个人所有，让皇帝真正成为帝国军政事务的独裁者，权力舞台上的孤家寡人。
对于权力者而言，理想虽然丰满诱人，可现实的表现却骨感异常。事实证明，朱元璋“一个人朝堂”的美妙幻境在现实世界里变得千疮百孔。他的那些后世子孙根本没办法扛起这面理想主义大旗，朱元璋心中藏着的那份政治蓝图在有明一代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实现。随着内阁逐渐掌控了票拟等实际权力，帝国权力系统内部还是出现了像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虽无相名，却有相权的首辅大臣。
连朱元璋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制度设计在经历了后世子孙两百多年的一番折腾之后，不但没有走到穷途末路，反而被清朝统治者完成了最后的接棒游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朱元璋的执政方式虽然有颇多争议之处，但是清朝开国的几任皇帝，包括康熙、乾隆，都算是他的忠诚粉丝。他们对朱元璋的政治表现还是推崇有加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将朱元璋“一个人朝堂”的权力蓝图保留并继承下来。
在继承的过程中，清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没有设立宰相，甚至将秉旨办事的内阁也进行了二次分权。设立了南书房、军机处一类更加便于控制的权力机构来辅助皇帝执政。
同样的一套集权系统，到了清朝则被发挥到了极致。由此清朝也成为封建王朝中，集权政治最为彪悍的一个时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朱元璋的接班人在勤勉治国方面，没有拼过努尔哈赤的接班人。
如果说清朝的皇帝是中央权力的核心，那么总督和巡抚则是地方权力的核心。每个皇帝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理想国，大大小小的制度都是为了实现那个理想国而采取的必要手段，可是光有手段还不行。毕竟皇帝心中的理想国，不一定是官僚心中的理想国。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皇帝的理想国就有可能会被具体的执行者做局部的修改或者篡改。因为官僚作为“家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同样需要捍卫自己的利益空间不受伤害。他不会为了皇帝的理想国，而丧失自己的利益国。正因为如此，皇权通向基层权力的管道，每一道关卡都是分割利益的关口。当然在这其中，由于每个执行者的道德素质良莠不齐，对皇帝的理想国所造成的伤害值也不尽相同。
皇权出了紫禁城，权力系统内接棒的第一人应该是总督和巡抚。督、抚作为皇权在地方的第一代言人，他的好坏将会直接关系到皇帝理想国的成与败。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官员能够升为督抚，肯定会有无数人想要通过各种世俗管道来搭上这条利益线。中国人讲究家族血缘，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家族性的牟利集团，何况是督抚这样高级别的官僚。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升为两江总督。他在写给弟弟曾国潢的信里，反复重申不要为他在乡里安屋置田，扩充家业。他说：“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但令世界略得太平、大局略有挽回，我家断不怕没饭吃。若大局难挽，劫数难逃，则田产愈多指摘愈众，银钱愈多抢劫愈甚，亦何益之有哉？嗣后黄金堂如添置田产，余即以公牍捐于湘乡宾兴堂，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
要知道安屋置田对于官员来说，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阔斗富的特殊效用，也正因为如此，官员在乡籍所在地安屋置田便成为他们权力值大小的象征。有西方人士称，李鸿章在合肥乡下拥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他们称李鸿章为世界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达到“为李家吠叫的每条狗都是肥的”。在19世纪后期，袁世凯的叔叔(一个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关于分割祖产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财产为5000余亩土地。
曾国藩的生活起居并没有因为自己做了高官而发生本质上的变化，他不光不让兄弟为自己在家乡安屋置业，就连最起码的衣食住行也是按照最低标准。曾国藩在他三十岁的时候，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他的为官经历，完全是对自己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的过程。每天从起床到睡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做自我反省。
幕僚赵烈文说他与曾国藩初次见面时，作为朝廷大员的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英国人戈登回忆与曾国藩会面时的情形“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曾国藩不光对自己要求苛刻，对家人也是如此严苛。
他曾经在一封家书中对弟弟曾国葆提出严厉批评，原因是弟弟曾国荃给他的儿子曾纪泽的路费过多。当时曾纪泽由江南大营返回湖南老家，路经叔叔曾国葆所在的安庆。叔叔担心侄子的路费不够用，就多给了纪泽一些钱。事后，曾国藩就此事专门教育了弟弟一番：季弟赐纪泽途费太多。余给以二百金，实不为少。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
这句话就是说，儿子回乡，我已经给过他二百两路费，这已经不算少了。我当了十四年的京官，从来就没有接受过别人超过二百两银子的馈赠，同样也从来没有给过别人二百两银子。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而言，二百两银子的路费已经不算少。但是对于总督公子来说，一路上应酬使费，并不算充裕。叔叔资助他一些，也是人之常情。曾国藩却不依不饶，写信切责。他希望弟弟们能够像他一样保持清廉之节，不要做官场上的污浊之辈。
曾国藩在生活方面根本不拿自己当一名朝廷大员，在衣食住行方面，能省则省。幕僚赵烈文在曾国藩处闲聊，侍卫官拿着一张纸请示曾国藩。曾国藩告诉赵烈文，这是他的“食单”，每顿饭两个主菜，三个小菜。这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极丰盛了，可是对于两江总督这样的高级官僚，却是相当寒俭的。赵烈文就问他：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师曰：无之……也就是说，一个封疆大吏的餐桌上没有鸡、鸭、鱼、肉，连火腿也没有。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督时期的曾国藩请客和出席下属举行的宴会，对用菜标准有严格要求：凡是他出席的宴请禁用燕莱烧烤之席，僚属皆遵守，相习成风。
在住的方面，曾国藩也是完全按照最低标准来对待自己。曾的幕僚方宗诚如此描述曾国藩卧房的情形：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芹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就连对家人的要求也到了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在升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将他的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女婿接到了安庆。他的夫人本来希望到了安庆就可以夫贵妻荣，过过官太太的瘾。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总督府中的日子过得并不比乡下好到哪里，甚至还要清苦。方宗诚记载说，欧阳夫人月费仅四千铜钱，折银二两，儿媳则减半。这点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曾经回忆说：初文正在日，家中人给月费二缗，尔时物价虽贱，亦苦不足，稍涉奢华之物不能买，亦不敢买也。欧阳太夫人偶唤卖京货之妪入署，且为文正公所诃，他无论矣。
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一位是欧阳夫人从湖南老家带在身边的老妪，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鬟。因为人手不够用，欧阳夫人就自作主张在安庆花费十多千钱，买了一名女仆。、曾国藩知道后，极为恼火。“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妪，乃于安庆以十馀缗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夫人没有办法，只好“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曾府的女眷，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
曾国藩剿捻回任两江总督后，还专门为家中女眷制了个工作日程表：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昔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在这个日程表后面，曾国藩还对每个人的工作量做出了具体要求，并申明自己将定期检查。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除了曾国藩，恐怕再也难以找不到第二家。应该说，和曾国藩一起生活是辛苦的。身为总督的妻子兄弟，他们需要与同一层次的家庭社交，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曾国藩以自己的“圣人”标准要求身边的每一个人，去约束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使得曾府家眷成为帝国官场社交场合的异类，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寒酸落伍，与封疆大吏的家眷身份根本无法匹配，更多时候，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