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之被打成右派，并不是在他当时的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而是在北京画院。启功原本就是爱画画，非常正规地拜师学艺，出道也是以绘事立身，与其说他是中国画的票友，不如说他是科班出身，只是后来有了在大学教书的职业，没再挂笔单而已，明乎此，就能理解在北京中国画院筹备时期何以会有启功参与其中了，当然，主其事者是叶恭绰，启功只是相当于办事员。
北京与上海两家中国画院的筹备与成立，不约而同地都发生了筹备人员被过河拆桥的情况，明面上的理由是“反右运动”，实际上还是嫉贤妒能者得逞私欲，启功与吴湖帆这样的只有才学不懂权术更不会耍不要脸的书生，自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莫须有”三字足以扣上一顶帽子令其靠边站。到了“文革”后，中国画研究院的筹备与创办者黄胄同样有了同一性质的遭遇，所以最后发愤另起炉灶建了炎黄艺术馆，此是题外话，且按下不表。
启功在参加筹备北京中国画院的时候，负责编辑《中国画》杂志，这本杂志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画艺术有着极大的贡献，“文革”后复刊，潘洁兹主编，直到90年代还颇有分量，只是后来因为没有正式干U号，也不再是北京画院所主办的刊物，兼之内容也与过去大不一样，渐渐地失去了影响。
大概是个人境遇福祸与接触的人好坏不同，在启功一生中本来有两次从事编辑工作的经历，一次是《中国画》编辑，第二次是在中华书局点校《清史稿》，而被启功先生反复提到、写出的只是后者，对前者一直三缄其口。从80年代名声鹊起一直到去世，启功与北京画院的关系基本上是绝缘的。198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北京画院作品集》，不仅启功没有作品收录其中，书名也是用的印刷体——按照常情，启功该是最合适的题签人选了。
200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际，北京画院与上海中国画院共同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五十年作品展。在这一大展上，我注意到展出了启功的两件作品。这标志着北京画院已经把启功列入自己的画家队伍。
启功的作品不知何故分在了两个展厅，一是在主展厅，最正中的位置，是启功的山水四条屏，未标尺寸，据我目测大概是八尺条屏，落款时间是丁丑，即1937年，每幅均有溥雪斋题诗。可见此作并非启功在参与筹备北京中国画院或编辑《中国画》杂志时的作品。每幅都是临一位古人，如黄鹤山樵，用笔肯定，已经相当成熟，换句话说，很有卖相。
在另一个厅不起眼的地方，挂着那幅著名的《窥园图》，我以前多次在各种画册或报刊上见到，此次是第一回看原作，发现书画还真得非看原作不能准确评价认识其得失，这幅不大的山水镜芯，36N米宽，54．5N米高，1933年作，是启功的得意之作，非常精致，上题“写似援庵世丈雅令”，也许就是陈垣当年向他白要的若干幅画之一，启功晚年曾经亦庄亦谐地记下了陈老先生如何取予有道。
我分别拍了照片，反复观摩作品时，我在想，不知启功先生若还在世，他是否愿意自己的作品参加这个展览？唐代王播有一首名作：“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阁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世事人情，每每如此，让人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