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百姓的迁徙对兰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是一个逐步的、量化积累的、点点滴滴的过程，那么明肃王朱楧的到来，则给兰州的面貌带来了改观，对兰州的社会经济文化均造成了较深的影响。
为确保皇族权益，明朝沿袭旧制，在皇室内部实行封建封藩制。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将14皇子朱楧封为肃庄王，进驻甘州（今甘肃张掖），建文元年（1399年），肃庄王率王府迁到兰县（今兰州）。从此，历代肃王营建王府、修建道观寺院、水渠、桥梁，促进了兰州建设。朱楧命属官编纂第一部兰州地方志书——《金城志》。朱楧对道教文化情有独钟。
他兴建了庄严恢弘的金天观。后世肃王修建了白衣寺、崇庆寺、嘛尼寺、武侯祠、大悲殿、地藏寺、卧佛殿等宗教文化场所。
肃王朱楧迁兰，还带来了大批江南官员人士，其后裔有侍读学士黄谏、理学名臣段坚、兵部尚书彭泽等江南移民，对兰州的社会生活影响深远。兰州的地名、沿袭、称谓、方言词汇、饮食等，至今可以从中看出点点滴滴的江南遗风。兰州家喻户晓的“晏公斩蛟”的传说其实就是当时的迁兰移民把江南流传很广的“神灵晏公救驾明太祖”的故事传播并“移植”到兰州的。为了祈祷黄河永不泛滥，兰州的百姓还专门修筑了晏公庙，20世纪50年代在黄河铁桥东侧城墙下就有一座不大的晏公庙（后来在拓筑滨河路时拆除）。如今在南京秦淮河下游电视塔附近还有晏公庙东、晏公庙西的地名存在，两地相隔万水千山，却有如此雷同的地名和传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和印证。兰州的方言，吸纳了来自各地移民的语言精华，今天，一些很“土”的兰州方言词，我们仍然可以从外地尤其是江南的方言中寻找到它们的“祖籍”，例如：禽类孵化小雏称抱；乌鸦称老哇（wa）；形容小孩好动、调皮称妯（xiu）；现世宝比喻没有出息，只会丢人现眼的人；撂，扔掉；咋（zhai），咬，或以牙齿咬住；称语言障碍者为“大舌头”；称姑姑为“娘娘”；姨妈为“姨娘”等。春节兰州社火表演中的“河蚌姑娘”，这些都是江南遗风的再现。
到了清代，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兰州商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乾隆后期，兰州的商号就多达600余家，很快发展成为西北的商埠重地。兴盛的兰州商业吸引了众多的外埠商人云集兰州，各地来兰经商的商家为了长期的经济利益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以籍贯为纽带的商业集团门户，于此，兰州清代会馆应运而生。兰州清代的会馆部设在繁华市区城关以内，主要客商会馆有：山陕会馆（俗称大会馆）、陕西会馆（俗称小会馆）、浙江会馆、四川会馆、两湖会馆、山东会馆、三晋会馆（山西会馆）等。会馆的出现，非常直观地反映了当时迁入兰州的人口的增长的规模。
（2）近代兰州人口迁徙
鸦片战争以后，全国政局动荡不安。甘肃与中原相比，相对稳定，各种人士和难民便循着历史的老路，来到甘肃。这十几年中，工业经济、交通运输事业较之过去有着明显的发展。
各地出现了许多新建和恢复生产的工矿企业，在交通运输上，形成了以兰州、平凉为中心的11条公路干线，为各地人士迁入兰州创造了一定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半个国土沦丧，中国整个重心向西北作战略转移，沦陷区的一些机关、团体和学校纷纷避难迁兰，使得边远闭塞的兰州成了流亡同胞避难的场所，加上苏联援华的军用物资和战机把这里作为中转站，兰州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支持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同时，沿海工业的一些设备、资金和技术人员纷纷西迁兰州，以寻求安全的生产地。随着内地工厂的大举迁兰，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及其他各地的大批商业团体也纷纷迁往兰州，沦陷区以东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难民也大量投奔这里。随着人口大幅度增加，兰州出现了现代第一次移民高潮。据统计，抗战时期兰州市的人口由1935年的9.6万人，增加到1944年的17万人，增长近一倍，使得兰州的工业、商业、教育以及文化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由于大量人口迁入兰州，兰州的商业迅速走向繁荣。到1945年，兰州的商店总数已经达到2000多家。仅兰州的杂货店就有277家，京货店更是分门别类，形成了专门经营布匹、丝绸呢绒、百货、服装等商店。此外，茶商、烟商、食品商和粮行等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些行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畜牧业的发展，甚至出现了“甘肃羊毛的产量及绵羊的头数均在中国占多数”的局面。农产品中的水烟、棉花更是兰州出口货物的大宗，动辄数百万斤。从此，兰州的水烟和皮毛成为闻名遐迩的土特产。而且这一时期兰州的经商者始终以外地人为主。如著名的山西绛太帮，在兰州经商者有1万余人，兰州的海菜行（酱园）、客栈业几乎都是他们在经营，其他行业如绸布、百货、五金、铁器、杂货等大都也是他们在经营；京货、杂货业大都以京、津一带商人专营；水烟中的青丝烟主要由陕西籍商人经营。所以有人说，兰州“金融之权，操纵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胜；钱庄药号，秦人居多；购办皮货绸缎杂货事业，津、晋两帮，又称并驾；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这些外地商人的移居兰州和对兰州商业的经营，使各地先进的经营方式传入兰州，为兰州商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兰州商业的发展，还使兰州再次扮演了“丝路”重镇的重要角色。当时俄国商人在兰州专门设立机构，然后通过兰州，经嘉峪关、新疆等地，将大量羊毛、药材、茶叶等，运销俄国。在国内，兰州的商人将南方大量的工业品运销新疆等地，新疆等地丰富多彩的土特产如地毯、皮衣、葡萄干又被运回兰州。在甘新公路修通后，这种交流更加频繁，兰州终于再次成为古丝绸之路上一颗明珠，重新放射出她耀眼夺目的光彩。
相对稳定的政局以及一些学校内迁、人才流入使兰州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抗日战争期间，中央政府先后在甘肃开办了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兰州分院等国立院校。省立甘肃学院经也改为国立甘肃学院。初步形成了甘肃高等教育体制雏形，对开通甘肃风气，培养专门人才，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兰州人口的骤增，还使文化事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抗战期间，一大批文化名人如茅盾、张仲实、萧军、塞克、吴渤、顾颉刚等相继来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兰州相继成立了一批抗日救亡团体，如甘肃青年抗战团、西北青年救亡团体读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小学抗战慰问团等。一系列的进步刊物也相继创办起来，有妇女慰劳会创办的《妇女旬刊》，谢觉哉指导创办的《西北青年》，青年进步作家吴渤主编的《战号》，顾颉刚创办的《老百姓》，共产党员丛德滋、于谦创办的《民众通讯》，萧军、塞克分别主编的《甘肃国民日报》副刊“西北文艺”和“剧运”等，均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兰州大地上。这一时期兰州的话剧得到了很大发展，从北京、天津、西安等地迁来了一批话剧团，著名的有联合剧团、平津流亡学生演剧队、王氏兄妹剧团等，当时上演的剧目《松花江上》、《放下你的鞭子》、《打鬼子去》等均是宣传抗日的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品。这些战火中兴起的文化事业，使得迁徙来兰的外地移民同兰州人民一起同仇敌忾，共渡难关，一起迎来了最终的胜利。
（3）新中国兰州人口迁徙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兰州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国家对兰州工业建设的一步步深入，吸引祖国各地的建设者来到了这片热土。这次移民被专家称为“历史规模最大，水准最高的一次移民”，它奠定了兰州移民城市的地位，提升了移民文化，打造了城市精神，兰州也由此进入有史以来发展速度最快，规模最大，成就最高的阶段。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兰州被国家确定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基地之一，全国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在兰州兴建的就占了6项。这些大型厂矿企业的建设，吸引了祖国东南部大批工人与技术人员来兰州，极大地促进了兰州、甘肃乃至整个西北经济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有色冶金业、石油化工业、机械工业和轻纺工业就是在这个时期从无到有建设起来并打下良好的基础的。
从1956年初到1956年底，在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上海的胶鞋厂、暖水瓶厂、搪瓷厂、墨水厂、小五金厂、中药加工厂、软木加工厂等企业整体迁来兰州。在迁移人口的构成中，除了参加工业建设的职工，还有为工业建设服务的商业与文化教育事业职工。一批在上海经营有特色，在社会上有影响，产品质量，服务质量有优势的，能在建设中起列示范推动作用的商业企业经过筛选搬迁到此。从1956年初到1956年底上海内迁甘肃有10258名青壮年工人和11328名工商服务企业人员，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迁到兰州的。
这个时期兰州的文教科研事业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不但有从上海招来的青年教师充实了兰州的初级教育，东部地区的大批大专毕业生和我国最早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分配来到兰州工作，1955年夏，全国各地数百名高校毕业生分配到兰州当教师，1956年3月，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4000多名教师到达兰州，5月6日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建立，使科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了。一些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教授选调来兰州充实教学科研单位，使兰州的高等院校及其师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55年到1958年，国家先后从全国各地调迁大约10万人员加入到了兰州建设大军之中。1954年，曾转战大西北，为解放兰州立过汗马功劳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筑工程第三师（建三师）有8000多官兵由西安进入兰州；以申景泰副经理为首的西北一公司的2000多人来到兰州；1964年以后，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后进入发展时期，原已停顿的项目重新建设，特别是在加强“三线建设”方针的影响下，兰州市的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国家投资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1991年，这些院所的科研人员已达4460人，成为一支建设兰州振兴甘肃的科研大军，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
当时兰州市不少新建的厂矿企事业单位，由于外省移入人口占优势，各单位的流行语言不是兰州话，而是普通话。这一方面说明省际移民对兰州市经济、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迁入兰州市人口的数量之大，以及迁入人口在兰州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这些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一批又一批地从生活比较优越舒适的大城市来到兰州，有的甚至把家属也一起带来。初到兰州，气候上的不适应，生活上的不习惯最容易让人思念家乡，但是豪爽、淳朴的兰州人却给了援建者极大的安慰。不但加大内迁工程的拨款额度，解决迁厂职工的旅费，拨出专款用于内迁厂房建设，解决职工住宿问题，而且考虑到南方职工的生活习惯，给他们特别照顾，如睡的床、吃的大米、副食品供应、解决家庭和个人生活上的困难等方面都采取了很多办法，在可能条件下，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兰州政府和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外地援建职工的热情，使他们很快将兰州当作自己的家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建设兰州的崇高事业之中。
4.重要战事
兰州自古以来一直是兵家用武之地，据清人吴广成云：兰州“控河为险，隔阂羌、戎。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岂非以介居戎、夏，攸系陇右安危哉？晋元康后，河陇多事，金城左右，岁无宁宇；隋唐盛时，驰逐河湟，未尝不以兰州为要害；广德以后，没于吐蕃，而西凉不复为王土；大中间，虽尝收复，亦仅羁縻；宋兴，兰州不入职方，至是，宪始复之，筑城以建帅府”。两千多年来，见之于史籍记载的大小战争达数百次。由于兰州特殊的地理、民族环境，历史上的战争，有着其错综复杂的特殊性质：既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也有分裂割据的战争；既有反击侵略，求得民族解放的战争，也有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当然还有统治者镇压人民反抗的战争。不论何种类型的战争，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客观上却促进了民族融合。
（1）宋夏兰州争夺战
北宋建立后，河湟地区吐蕃以唃厮啰为首领，建立政权，兰州地区的吐蕃族帐属于唃厮啰。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党项西夏元昊在夺取河西甘州、凉州等州，回兵攻打兰州的吐蕃部落，占领马啣山，筑城戍守，用以截断宋与吐蕃的交往。
宋朝为招抚河湟地区吐蕃诸部，使西夏无法连接吐蕃，即可断其臂，即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分五路出兵，大举伐西夏，但是其他四路接连失利，只有熙河路都大经制司经制使李宪率领的军队战绩突出，首复了西夏占据的兰州。是年七月，李宪率熙和、奉凤军等，出熙和州（今临洮县），于八月中旬越过马啣山，至龛合寨（今榆中县小康营），没有遇到抵抗。八月二十三日，李宪攻取西使新城（今榆中县三角城），打垮西夏军2万余骑，缴获战马500匹。九月二日，收复兰州。
李宪收复兰州后，在城内设帅府，以李诰为知州事，宋军与西夏军隔黄河对峙，互有攻伐。
元丰六年（1083年）二月，夏军万余骑兵忽至兰州，攻占了西关堡，继以十万之众围攻兰州城。时熙河兰会路副使李浩兼知兰州。西夏兵临城下，李浩闭城固守。部将王文郁再三请求出战，说服李浩。便于夜间率士700人，缒城而下，偷袭夏营。夏军以为宋军援兵杀来，相互惊溃，争相奔逃，淹死者甚众。五月，夏军再攻兰州，至水东口，与宋军交战，宋将王世隆和数十名弓箭手战死。夏军攻破西关堡，杀守将韦定，尽俘宋军运粮队，继而围攻兰州大城，相持9日，围城不克而退走。次年正月，夏军“倾国而来”，号80万众，意在兰州。兰州城坚，宋军早有防备，兵器、粮草充裕；夏军攻击猛烈，持续围攻10昼夜，粮尽而退。此战后，宋神宗认识到兰州的战略地位，诏示熙河兰会路加强戒备，并把北宋研制的火炮，装备兰州宋军，以保卫宋朝西部边疆，兰州防卫得以巩固。
（2）明军与残元势力的兰州之战
